足,幹起活來總想打瞌睡。沒奈何,我就想了個法子,在放牛的時 候,用一根長繩子把牛拴在我腰上,牛可以走得遠點兒去吃草,我 就可以藉機會偷著打個盹兒。但不久就被父親發現了,更是吃了一 頓好打。 這使我想起蘇聯十月革命前夕,工人中流傳的一首歌,歌詞中 有幾句說: 生活像流著的泥河, 無處泄恨無奈何, 常見父親打他兒子, 丈夫敲他們老婆。 我的家庭生活就也是這種樣子。 這歌最後號召工人聯合起來,破壞這個舊世界。就是說:隻有 革命,才有出路。 當然,我那時並不懂得什麽叫革命,這個歌也是後來參加革命 才聽到的。但這歌卻唱出了窮苦勞動人民當時的狀況。 我從五歲到九歲,天天勞動又幾乎天天挨打。到九歲開始上私 塾讀書,又挨先生的打。剛一開始讀書,很不習慣,有時一天甚至挨 先生三次打:背書背不出來打頭,寫錯了字打手心,認錯了字打屁 股。後來我的學習成績漸漸好了,才不大挨打了。 我自出生一直到十九歲,沒有嚐過冬季穿棉衣是什麽滋味。那 時全家隻有父親和母親各有一件棉背心,其他的人誰也沒有棉衣 穿。冬季天冷時,凍得渾身發抖,就隻好拚命幹活,讓身上出點熱 氣。直到我二十歲那年,考取了設在衡陽的湖南省立第三師範,要 出遠門去讀書了,家裏才設法湊了點錢給我做了一件棉衣,這是我 有生以來穿上的第一件棉衣。 這就是我的童年、少年的生活,對我後來性格的養成影響很 大,它使我經受了磨練,不怕吃苦,也受得住委屈。在我六十餘年的


    革命生涯中,歷盡艱辛,屢經坎坷,甚至蒙受極大的委屈,我都挺受 住了。這雖然不能完全歸因於自小經受了痛苦的磨練,但至少可以 說與此不無關係。


    2 上學 我們這個村子裏當時有一百多戶人家,全都姓黃。族大人多, 而我父親這一支是弱房,經常受人欺淩。父親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 培養一個孩子讀書,學點文化,不求飛黃騰達,隻圖將來寫個狀子、 祭文之類的東西不用求人。於是,議定從祭田裏每房抽一擔穀作為 學費(當時稱作“束修”),供一個孩子上私塾。不知怎麽把我選中, 作為培養對象。於是,從九歲起我就入私塾讀書,間或參加一些農 田勞動。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讀《三字經》、《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等。我似乎還不笨,記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讀到 了《孟子》的“離婁章”,受到先生的誇獎,這就使父親、伯、叔們決心 讓我繼續讀下去。一讀就是五年。除“四書”讀完之外,還讀了《幼 學》、《鑒略》、《詩經》、《書經》、《左傳》等。但這位先生隻管教認字, 而不能講解字義。所學的這些書,盡管可以背誦如流,卻不能理解 其中含意,純粹是死記硬背。對這種讀書方法,我越來越不滿意,就 向家裏提出換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幾房公請的,強房的人不答應 換,我們這弱房的人就沒有辦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強,不準我到別 處就讀。揚言如果我到別處就讀,仍要照舊給他交一份“束修”。一


    見這種狀況,父親就害怕了,認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隻得讓我停 了學在家參加農田勞動。我停學約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間勞動, 頂得半個勞力。除掌犁、撒種還不行外,其它的農活全能幹了。割 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還能從十五公裏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來。 我十五歲時,那些長輩們覺得我的學業半途而廢太可惜,又讓 我到一個鄧先生處讀書。這個先生學識挺高,但非常懶,毫無責任 心,隻是敷衍了事。我在這裏馬馬虎虎湊和了兩年,通過堂伯父家 的關係又換到一個史先生處讀書。我哥哥送我去時,囑咐史先生對 我要嚴格,要多教給功課。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寫得一手好字,對 學生要求嚴格,責任心很強。他給我講解古文,教讀《了凡綱鑑》之 類的經史書,教我寫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處認認真真地讀了 兩年書,很有些收穫。我的史學知識主要靠這兩年打了一點基礎。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後於時代的。我的家鄉地處湘南 偏僻的丘陵地區,風氣閉塞,很不開通。那時已經是民國十年,而我 家鄉的人們對於君主、民主、總統、皇帝還分不清楚。我小時候,受 母親的影響,還肯安於現狀。但這時我已經對家鄉人們的生活狀況 發生疑問了。我常常問自己:人到底是為什麽活著?似這樣一年到 頭受苦受累,勉強維持個半飢不飽的生活,豈不是活著就是受罪, 受罪是為了求活?那麽,生活的意義究竟何在呢?我讀了一些書之 後,開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對我影響較大的是陶淵明和文天 祥。我愛讀《歸去來辭》和《正氣歌》,總想學習他們,對個人名利看 得很淡泊,覺得為人必須做個忠誠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歲的時候,已經整整讀了八年書了。雖然學會了咬文 嚼字地寫文章,但以後怎麽辦?我卻茫然無所知。在我們這個百多 戶人家的村子裏,當時隻有兩名中學畢業生。一名叫黃錫珍,中學 畢業後在縣裏勸學所當所員(相當於後來的縣教育局的職員);一 名叫黃廷珍,中學畢業後在縣立高等小學當算術教員。這一年的春


    節,黃錫珍從縣城回家過年,他動員我去縣城讀書。進縣城上學,這 在我們那家族裏看來,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於是,家庭討論,族房 會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母親不贊成,一是怕我遠離家門放心 不下,二是考慮到家庭無力負擔我讀書的學費。我父親對我進城上 學的事模稜兩可、猶豫不定。隻有我哥哥堅決贊成我去,堂伯、叔父 等也多數贊成。他們認為已經花了許多穀子供我讀了這多年書,如 果就此作罷,我仍舊務農,豈不是虧了麽?於是大家議妥:每年由嫡 堂公房繼續湊六七擔穀子,供我進縣城讀書。當時家裏備不起衣服 行李,族裏各家紛紛來幫忙。黃廷珍把他一個舊書箱子借給我,並 送給我一套他穿舊了的學生製服和一件布夾襖、一件長衫,其他人 又湊了幾擔穀子和其它用品。1920年春節過後,我哥哥挑著書箱 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興縣城。 由於我的學業基礎隻有古文的經史知識,所以隻能考縣立高 等小學。十八歲還讀小學,這在現在看來未免有些稀奇,但在那個 時代並不奇怪。在當時的同班同學當中,有不少人比我的年齡還大 得多。縣立高小規定三年畢業,我隻讀了一年半。從學業上來講, 除了新學得一些簡單的數學基礎知識外,其他收穫可說是寥寥無 幾。我入學的頭一年,每學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獲得幾塊錢的獎 學金。又由黃錫珍在勸學所裏幫我找點課餘抄寫的差事,一年能收 入幾塊錢。就這樣湊湊和和讀了三個學期的高小。 課餘做些抄寫的事情,不僅給我補貼了一部分費用,同時也給 了我接觸社會、了解社會的機會,使我增加了不少在課堂上學不到 的社會知識。如幫助華洋籌賑會編造災民冊,為趙恆惕的省憲選舉 編造選民冊等,使我懂得這統統是些騙人的把戲。名冊上的名字多 是偽造的,達官要人們以此來騙錢、騙地位,還要冠冕堂皇地標榜 是興辦慈善事業、實行民主政治等等。這些都增加了我的憤意和不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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