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認識論還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他把人的認識分為“理知”和“目識”兩種形式。即有的事物，盡管有了正確的認識方法，卻不能即時認識它，比如橡樹和樟樹，外形很相似，須長到七年以後才能辨認清楚。所以嵇康認為認識事物要兼顧各種因素，不能主觀、片麵，要以“求諸身”和“校外物”相結合。他說：
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認識方法上，嵇康反對儒家所謂“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觀點，他說：
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之聞也。
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多同”，是指贊同多數人的意見；“思不出位”，是說不作超出自己職掌範圍內的事，這都是儒家不負責任的無原則的認識方法。嵇康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如果人們都這樣，那就隻能循規蹈矩，因循保守。他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見解，他說：“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加，未若不知者眾也”。因此，他主張放開眼界，獨立思考，以“通變達微”，開拓真理，這是具有積極作用的見解。
總的來看，在玄學唯心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嵇康的元氣自然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雖還不足戰勝以王弼為代表的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但他繼承了王充以來的某些唯物主義傳統，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他在政治上反對虛偽的禮教，敢於同強權進行鬥爭；在認識論上，強調理性，反對盲從，主張獨立思考，能衝破儒家思想的束縛，啟發人們自由思維，是有益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極的東西，如消極遁世及唯心主義雜質等。這種思想矛盾正是時代的產物。
（5）阮籍的簡歷
阮籍（210至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河南今縣）人。父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籍年三歲而喪父。史稱籍：“容貌瑰傑”，“博覽群籍，尤好老、莊”；“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慾，不拘禮俗”；“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以上的敘述反映了阮籍的特點是：富有文才；愛好老莊；不拘禮俗。
阮籍有名當世，又係名人之子，所以他要想作官，是很容易的。可是，由於他放蕩寡慾，所以到三十而立之年，還沒有作官。直到魏少帝曹芳時，他才被太尉蔣濟召為掾，不久就謝病歸鄉。後又作了幾天尚書郎，曹爽召他為參軍，他又以疾辭。所以曹爽被誅後，他沒有受連累，因此，“時人服其遠識”。後來司馬懿父子三人相繼執掌魏政，阮籍在他們手下作過從事中郎。司馬師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封籍為關內侯。司馬昭執政時，阮籍曾主動要求作東平相，到任旬日而還。後知步兵校尉營有好酒，乃求為步兵校尉，到任後，依然隻喝酒，不過問政事。
阮籍“性至孝”，但母死不哭，仍照常飲酒食肉，吊者來哭，他隻站在旁邊發呆。他時而興高采烈，旁若無人，時而又作途窮之哭，有時無英雄之嘆。他口不論人過，但對禮俗之士，常以白眼相看，惹得其人怨恨。他常辭官，有時也主動要求作官。他反對司馬氏的篡奪及其假禮教，可是當司馬昭辭受九錫時，他受公卿委託給司馬昭上勸進箋，雖被迫而為之，但文辭壯美，對司馬昭多加推崇。他不願在大將軍府為佐職，可是離開後仍時常回府參加宴會，還曾向司馬昭作書推薦盧播，好似他同司馬昭的關係還相當不錯。人們說阮籍“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要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須先講一下阮籍所處的時代背景。
阮籍對魏晉兩代統治者未留下一句指名道姓的褒貶。他的詩文以隱晦著稱，其中多因物寫情，觸景傷懷，以古喻今，忿世畏時等內容，如：“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等詞句，處處體現出他對司馬氏當權派懷有戒心，不得不作出“佯狂避時”的姿態。從阮籍的家世來說，他與曹魏王室的關係是較好的。其父阮瑀曾在曹操麾下草擬軍書檄文，為操所信用。阮瑀又與曹丕有文字之交，瑀於建安十七年（212年）不幸早世，曹丕為此特作《寡婦賦》，以敘其妻兒悲苦之情0916＿0429＿0。可知阮瑀與魏室的關係相當密切。這是阮籍不滿於司馬氏攘奪帝位的原因之一。在司馬氏方麵，由於想取代魏室，也千方百計地籠絡在社會上有影響的名士大族。史稱：“朝論以其（籍）名高，欲顯崇之”。假若阮籍也像嵇康那樣不同司馬氏合作，便可能遭遇與嵇康相同的命運。因此阮籍對司馬氏就採取了若即若離的態度。阮籍雖不敢明顯地頂撞司馬氏，但他也沒有像山濤、向秀、王戎等那樣完全倒向司馬氏。他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即一方麵虛與委蛇，一方麵又用喜怒笑罵、利落鋒利的筆調諷刺司馬氏的陰險與虛偽，使千載之下猶能理解其難以表述的肝膈本懷。這正是阮籍手法高超之處。阮籍的行為雖遜於嵇康的從容就義，但其用心亦可謂良苦，其窮途之哭、號血之泣，實有不得已者。以嗣宗之才調，竟不得申其素誌，而常沈淪於酒醉之中，亦可哀矣。
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認識方法上，嵇康反對儒家所謂“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觀點，他說：
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之聞也。
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多同”，是指贊同多數人的意見；“思不出位”，是說不作超出自己職掌範圍內的事，這都是儒家不負責任的無原則的認識方法。嵇康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如果人們都這樣，那就隻能循規蹈矩，因循保守。他在這裏提出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見解，他說：“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加，未若不知者眾也”。因此，他主張放開眼界，獨立思考，以“通變達微”，開拓真理，這是具有積極作用的見解。
總的來看，在玄學唯心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嵇康的元氣自然論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雖還不足戰勝以王弼為代表的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但他繼承了王充以來的某些唯物主義傳統，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他在政治上反對虛偽的禮教，敢於同強權進行鬥爭；在認識論上，強調理性，反對盲從，主張獨立思考，能衝破儒家思想的束縛，啟發人們自由思維，是有益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極的東西，如消極遁世及唯心主義雜質等。這種思想矛盾正是時代的產物。
（5）阮籍的簡歷
阮籍（210至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河南今縣）人。父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籍年三歲而喪父。史稱籍：“容貌瑰傑”，“博覽群籍，尤好老、莊”；“才藻艷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慾，不拘禮俗”；“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以上的敘述反映了阮籍的特點是：富有文才；愛好老莊；不拘禮俗。
阮籍有名當世，又係名人之子，所以他要想作官，是很容易的。可是，由於他放蕩寡慾，所以到三十而立之年，還沒有作官。直到魏少帝曹芳時，他才被太尉蔣濟召為掾，不久就謝病歸鄉。後又作了幾天尚書郎，曹爽召他為參軍，他又以疾辭。所以曹爽被誅後，他沒有受連累，因此，“時人服其遠識”。後來司馬懿父子三人相繼執掌魏政，阮籍在他們手下作過從事中郎。司馬師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封籍為關內侯。司馬昭執政時，阮籍曾主動要求作東平相，到任旬日而還。後知步兵校尉營有好酒，乃求為步兵校尉，到任後，依然隻喝酒，不過問政事。
阮籍“性至孝”，但母死不哭，仍照常飲酒食肉，吊者來哭，他隻站在旁邊發呆。他時而興高采烈，旁若無人，時而又作途窮之哭，有時無英雄之嘆。他口不論人過，但對禮俗之士，常以白眼相看，惹得其人怨恨。他常辭官，有時也主動要求作官。他反對司馬氏的篡奪及其假禮教，可是當司馬昭辭受九錫時，他受公卿委託給司馬昭上勸進箋，雖被迫而為之，但文辭壯美，對司馬昭多加推崇。他不願在大將軍府為佐職，可是離開後仍時常回府參加宴會，還曾向司馬昭作書推薦盧播，好似他同司馬昭的關係還相當不錯。人們說阮籍“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要把這個問題解釋清楚，須先講一下阮籍所處的時代背景。
阮籍對魏晉兩代統治者未留下一句指名道姓的褒貶。他的詩文以隱晦著稱，其中多因物寫情，觸景傷懷，以古喻今，忿世畏時等內容，如：“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等詞句，處處體現出他對司馬氏當權派懷有戒心，不得不作出“佯狂避時”的姿態。從阮籍的家世來說，他與曹魏王室的關係是較好的。其父阮瑀曾在曹操麾下草擬軍書檄文，為操所信用。阮瑀又與曹丕有文字之交，瑀於建安十七年（212年）不幸早世，曹丕為此特作《寡婦賦》，以敘其妻兒悲苦之情0916＿0429＿0。可知阮瑀與魏室的關係相當密切。這是阮籍不滿於司馬氏攘奪帝位的原因之一。在司馬氏方麵，由於想取代魏室，也千方百計地籠絡在社會上有影響的名士大族。史稱：“朝論以其（籍）名高，欲顯崇之”。假若阮籍也像嵇康那樣不同司馬氏合作，便可能遭遇與嵇康相同的命運。因此阮籍對司馬氏就採取了若即若離的態度。阮籍雖不敢明顯地頂撞司馬氏，但他也沒有像山濤、向秀、王戎等那樣完全倒向司馬氏。他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即一方麵虛與委蛇，一方麵又用喜怒笑罵、利落鋒利的筆調諷刺司馬氏的陰險與虛偽，使千載之下猶能理解其難以表述的肝膈本懷。這正是阮籍手法高超之處。阮籍的行為雖遜於嵇康的從容就義，但其用心亦可謂良苦，其窮途之哭、號血之泣，實有不得已者。以嗣宗之才調，竟不得申其素誌，而常沈淪於酒醉之中，亦可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