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範曄是劉宋時人，所以他論述漢事，能暢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樣有所諱避。範曄指責朝廷決策者既不講求和撫，而頻繁徵發羌人當兵服役。將帥對羌人也多欺淩訛詐，羌人飽受官吏豪強的役使和折磨，至於精疲力竭。當時討伐羌人的將帥，不僅驅使漢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誘使羌人當兵打其他少數民族或羌人。將帥本身則“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指皇帝親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於野”。邊郡長官則“多殺降羌……倚恃權貴，不遵法度”。有的縣吏略羌人婦，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後漢書》卷65《皇甫規傳》言：“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其實，羌人並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殺掠”。比如皇甫規和張奐都是以鎮壓羌人而出名的將帥，但“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史言：“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從羌人愛戴清官而仇恨貪吏這一品性而言，他們實不愧為一個純樸而富有朝氣的民族。史書上屢有某羌寇某地的記述，而不書其所以“為寇”之由。應該說作祟者主要為漢“吏人豪右”和朝廷權貴。當然，羌人酋豪在反漢鬥爭中也有過分殺掠無辜漢民的行動。特別是諸羌之間的相互火併，也給各種羌民造成巨大災難。總而言之，釀成民族糾紛和仇恨的是漢羌上層統治層，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為羌人根據地的黃河上遊、洮水及湟水地帶，古時森林繁茂，禽獸眾多，氣候雖幹寒少雨，但土質肥沃，農牧兼宜。從考古發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布狀況來看，河湟的遠古文化亦僅次於黃河中下遊，而不下於其他地區。所以古羌人在內地占不住腳後，便轉移到三河地區居住和繁衍子孫。
羌人與匈奴、鮮卑不同的是，羌人多與漢人雜處，因之羌人務農的成分遠遠多於烏桓等族。而羌人與漢人互相學習、貿遷有無、和睦相處時期也比較多。《後漢書》卷87《西羌傳》有如下的敘述：
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厘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長，無相統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穀，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強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王教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
由上可知，羌人的優點是能吃大苦、耐大勞，而且勇敢善戰，敢於反抗強暴，缺點是種類分散，不能凝聚為強固的政治集體。
所以進入漢末三國混戰局麵時，羌人便成為割據者挾之以攻戰的工具。從董卓入洛至獻帝東歸的七年中，挾持漢帝及大臣的都是涼州軍閥，他們軍中都有羌胡。如鄭泰當麵給董卓說：
天下之拳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為爪牙。
又如當漢朝徵調董卓為少府，卓不肯離軍而上書言：
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輓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狗態，臣不能禁。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三國誌》卷6《董卓傳》稱：
董卓，字仲潁，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嚐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為軍司馬……
董卓父曾為潁川綸氏縣尉，而卓屢與羌中豪帥相交結，說明卓亦為隴西豪家。《三國誌》卷6《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言：“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時又靠鎮壓羌胡而升官。後來他因手握強兵而逐漸驕縱，不肯離兵回朝。卓死，其部屬李傕、郭汜等仍然挾持著漢獻帝及公卿大臣。涼州軍人所以如此飛揚跋扈，其軍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後來以今陝甘交界地帶為主要據點的韓遂及馬騰、馬超父子軍中亦多羌胡人。《董卓傳》言：“韓遂等起涼州……卓西拒遂，於望垣峽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表明韓遂等軍中的羌胡人數當不下數萬。《三國誌》卷15《張既傳》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在華陰為曹操大軍擊敗後，逃回湟中。同傳注引《典略》言韓遂在湟中，因窮困，欲奔蜀，部屬成公英勸曰：“且息肩於羌中……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遂從其計。《典略》又言：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遂）乃合羌胡數萬……會遂死，英降太祖。”總之，韓遂一生始終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馬騰，原籍扶風茂陵。其父桓帝時為天水蘭幹縣尉，失官後，留隴西，與羌人錯居。家貧，娶羌女為妻，生騰。騰少貧，常砍材木負至市中售賣。騰身長八尺餘，而性賢厚。靈帝末，王國等及氐羌反漢，騰應募從軍，積功至征西將軍。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敵。建安十三年（208年），騰被曹操徵召入朝，部曲由長子超帶領。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馬超在渭南與曹操馬上會晤，當時“秦、胡觀者，前後重遝”，說明遂、超軍中羌胡甚多。操用離間計，使遂、超“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楊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諸戎一度占有隴上郡縣，殺涼州刺史韋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韋康故吏楊阜、薑敘等的反擊，失敗後，取道羌人眾多的武都逃入氐中，輾轉入蜀。
作為羌人根據地的黃河上遊、洮水及湟水地帶，古時森林繁茂，禽獸眾多，氣候雖幹寒少雨，但土質肥沃，農牧兼宜。從考古發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分布狀況來看，河湟的遠古文化亦僅次於黃河中下遊，而不下於其他地區。所以古羌人在內地占不住腳後，便轉移到三河地區居住和繁衍子孫。
羌人與匈奴、鮮卑不同的是，羌人多與漢人雜處，因之羌人務農的成分遠遠多於烏桓等族。而羌人與漢人互相學習、貿遷有無、和睦相處時期也比較多。《後漢書》卷87《西羌傳》有如下的敘述：
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厘嫂，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長，無相統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穀，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強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王教修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
由上可知，羌人的優點是能吃大苦、耐大勞，而且勇敢善戰，敢於反抗強暴，缺點是種類分散，不能凝聚為強固的政治集體。
所以進入漢末三國混戰局麵時，羌人便成為割據者挾之以攻戰的工具。從董卓入洛至獻帝東歸的七年中，挾持漢帝及大臣的都是涼州軍閥，他們軍中都有羌胡。如鄭泰當麵給董卓說：
天下之拳勇，今見在者，不過並、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為爪牙。
又如當漢朝徵調董卓為少府，卓不肯離軍而上書言：
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廩賜斷絕，妻子飢凍”，牽輓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憋腸狗態，臣不能禁。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三國誌》卷6《董卓傳》稱：
董卓，字仲潁，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嚐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為軍司馬……
董卓父曾為潁川綸氏縣尉，而卓屢與羌中豪帥相交結，說明卓亦為隴西豪家。《三國誌》卷6《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言：“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時又靠鎮壓羌胡而升官。後來他因手握強兵而逐漸驕縱，不肯離兵回朝。卓死，其部屬李傕、郭汜等仍然挾持著漢獻帝及公卿大臣。涼州軍人所以如此飛揚跋扈，其軍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後來以今陝甘交界地帶為主要據點的韓遂及馬騰、馬超父子軍中亦多羌胡人。《董卓傳》言：“韓遂等起涼州……卓西拒遂，於望垣峽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表明韓遂等軍中的羌胡人數當不下數萬。《三國誌》卷15《張既傳》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在華陰為曹操大軍擊敗後，逃回湟中。同傳注引《典略》言韓遂在湟中，因窮困，欲奔蜀，部屬成公英勸曰：“且息肩於羌中……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遂從其計。《典略》又言：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遂）乃合羌胡數萬……會遂死，英降太祖。”總之，韓遂一生始終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馬騰，原籍扶風茂陵。其父桓帝時為天水蘭幹縣尉，失官後，留隴西，與羌人錯居。家貧，娶羌女為妻，生騰。騰少貧，常砍材木負至市中售賣。騰身長八尺餘，而性賢厚。靈帝末，王國等及氐羌反漢，騰應募從軍，積功至征西將軍。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敵。建安十三年（208年），騰被曹操徵召入朝，部曲由長子超帶領。建安十六年（211年），韓遂、馬超在渭南與曹操馬上會晤，當時“秦、胡觀者，前後重遝”，說明遂、超軍中羌胡甚多。操用離間計，使遂、超“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楊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諸戎一度占有隴上郡縣，殺涼州刺史韋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韋康故吏楊阜、薑敘等的反擊，失敗後，取道羌人眾多的武都逃入氐中，輾轉入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