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研究與改進軍事戰略的格雷厄姆·馬丁卻說：“綠色貝雷帽是一個錯誤，因為他所受的是遊擊戰訓練，而不是反遊擊戰的訓練。”
吳庭艷的“戰略村”實際變成了“集中營”。當時的國防部長助理保羅·尼采說：“北越的滲透獲得了高度的成功，他們達到了一個村一個村地摧毀戰略村的目的。因此，我非常懷疑用我們的軍事行動能使情況得到改變。”
泰勒將軍則堅定地認為：“我們的使館人員和駐西貢的軍方人士都一致認為，沒有美國的幫助，南越政權是絕對無法對抗越共的！”
就在他們為對付越共大傷腦筋的同時，佛教徒的暴亂卻插了進來。吳庭艷掌權以來，很少離開他的宮邸，成了名副其實的隱士總統。不斷升級的宗教迫害引起的暴亂，到了不得不殘酷鎮壓的程度，他們禁止佛陀生日這天升起宗教旗幟引發了示威；他們又開槍打死了40名示威的佛教徒，並且逮捕了數千名僧眾，這使甘迺迪大傷腦筋，他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悽愴地說：
“這是一個佛教徒占全國人口95％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卻由一些說法語的人統治，他們毀佛塔、殺尼姑、殺和尚，我敢說，在佛教徒危機剛開始時，總統已經感到失望了。……”
1962年6月11日，一名和尚在西貢鬧市區兜頭澆了半加侖汽油，點火自焚，那竄得很高的火焰噴發著對吳庭艷政權的仇恨，那圍觀的市民的心也像在這烈焰裏燃燒，對這個視死如歸甘受火刑的和尚懷有深深地敬畏，這個使世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件，並沒有引起吳氏兄弟的反省，吳庭艷惡狠狠地說：“這些出家人受了越共的扇動，與其說是一種宗教情緒的爆發，還不如說是政治情緒的爆發！”
吳庭艷的弟媳吳庭如夫人卻嘲笑說：
“這種散發著焦臭味的死法，不是太野蠻了嗎？”
在1963年整整一年的時間裏，在美國駐西貢大使館裏，在白宮和五角大樓裏，都籠罩著一種危機氣氛，而且出現了嚴重的爭執，何去何從，差不多分成了兩個營壘：
一方說：“我們同這個吳庭艷拴在一起，就不能打贏這場戰爭！”
另一方說：“除了支持吳庭艷之外，我們別無選擇，還是在我們挫敗了共產主義威脅之後，再來解決吳庭艷的問題吧！”
在整個1963年的危機感中，這種爭執無止無休。已經成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泰勒將軍後來說：
“我們看了這些戲劇性的可怕的和尚自焚照片——據說這是對吳庭艷專製統治的抗議。這在甘迺迪總統的顧問中間引起了分裂：有一派非常強有力的人物警告說：你同吳庭艷在一起，不可能獲勝。另一派則反問道：也許我們和吳庭艷一起不能獲勝，可是，你想跟誰在一起呢？對方卻無法回答。……”
這就出現了病馬且當好馬騎呢還是換一匹新馬？能夠在反共戰場上馳騁的新馬在哪裏？
在這種舉棋難定的利弊權衡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力量卻迅猛地發展起來。
華盛頓對吳庭艷越來越明顯的不滿，自然被南越軍方的將軍們所察知，或者是從某種渠道接到這種要“換馬”的暗示。但是，那些將軍們卻非常擔心，吳庭艷的弟弟吳庭如建立並掌握了一個秘密警察係統，很可能政變在萌芽時，就被鋤掉。他們在權衡哪一個危險更大：是政變好還是無所作為好？
這又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局麵，美國想推動這場政變，卻又絕不能暴露美國插手這場政變，那將成為世界爆炸性的新聞，而且美國的形象以及在未來的各種活動中都將受到損傷。於是在各種猜疑和推測中，難辨真偽，都不敢表現真情，因而也就在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中捉起迷藏來。內部句心鬥角，誰還有心去關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的事情？
甘迺迪終於下了支持將軍們政變的決心。他在8月29日給西貢洛奇大使的長長的充滿暗示的電文中有這樣一段明確的話：“從以往的經驗中我認為失敗比表麵上遲疑不決更具有毀滅性。我當然要對這種政變負完全責任，正如我也必須對這一次行動及其後果負完全責任一樣。”
這就是說，甘迺迪總統已經下決心，發動將軍們舉行政變，即使冒失敗的風險也在所不借了。
經過可以寫一部長篇小說的複雜過程，陳文同將軍在閃閃灼灼中策劃政變的細節，並表示在政變前幾小時才能通知美國大使館，以免走露風聲使政變出現危險。
如果省略複雜而又驚險的政變過程，那麽政變結果是，吳庭艷、吳庭如兄弟兩人被政變者槍殺了，是誰主張把他們殺害的？
陳文同將軍說：“我認為楊文明將軍不想讓他們活著，在押解
途中就把他們殺了。”
政變的將軍們卻解釋說：“是他們兄弟兩人企圖奪取武器脫逃而被殺身亡的！”並為此表示遺憾。
中央情報局接到吳氏兄弟的屍體照片時，他們是反綁著手被打死的！
兵變委員會推舉陳文同將軍向美國大使館作出解釋，他說，殺害吳氏兄弟絕不是政變計劃中的事，那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意外。
使華盛頓震驚的是：他們一直反對用這種方式推翻吳庭艷，甚至改變過支持政變的主意。現在將軍們出於自身利益的原因，一開始就用鮮血玷汙了他們自己和美國的形象。當中央情報局的科爾貝回首往事時說：“我們的確想擺脫吳庭艷，卻沒有認真或是根本想不出用一個什麽樣的政府來代替他。當然，我們擺脫了這位貴族，選擇了將軍，按我們原來想像，這些將軍會組建一個更民主的政府。……”
吳庭艷的“戰略村”實際變成了“集中營”。當時的國防部長助理保羅·尼采說：“北越的滲透獲得了高度的成功，他們達到了一個村一個村地摧毀戰略村的目的。因此，我非常懷疑用我們的軍事行動能使情況得到改變。”
泰勒將軍則堅定地認為：“我們的使館人員和駐西貢的軍方人士都一致認為，沒有美國的幫助，南越政權是絕對無法對抗越共的！”
就在他們為對付越共大傷腦筋的同時，佛教徒的暴亂卻插了進來。吳庭艷掌權以來，很少離開他的宮邸，成了名副其實的隱士總統。不斷升級的宗教迫害引起的暴亂，到了不得不殘酷鎮壓的程度，他們禁止佛陀生日這天升起宗教旗幟引發了示威；他們又開槍打死了40名示威的佛教徒，並且逮捕了數千名僧眾，這使甘迺迪大傷腦筋，他的助理國務卿希爾斯曼悽愴地說：
“這是一個佛教徒占全國人口95％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卻由一些說法語的人統治，他們毀佛塔、殺尼姑、殺和尚，我敢說，在佛教徒危機剛開始時，總統已經感到失望了。……”
1962年6月11日，一名和尚在西貢鬧市區兜頭澆了半加侖汽油，點火自焚，那竄得很高的火焰噴發著對吳庭艷政權的仇恨，那圍觀的市民的心也像在這烈焰裏燃燒，對這個視死如歸甘受火刑的和尚懷有深深地敬畏，這個使世界都感到不安的事件，並沒有引起吳氏兄弟的反省，吳庭艷惡狠狠地說：“這些出家人受了越共的扇動，與其說是一種宗教情緒的爆發，還不如說是政治情緒的爆發！”
吳庭艷的弟媳吳庭如夫人卻嘲笑說：
“這種散發著焦臭味的死法，不是太野蠻了嗎？”
在1963年整整一年的時間裏，在美國駐西貢大使館裏，在白宮和五角大樓裏，都籠罩著一種危機氣氛，而且出現了嚴重的爭執，何去何從，差不多分成了兩個營壘：
一方說：“我們同這個吳庭艷拴在一起，就不能打贏這場戰爭！”
另一方說：“除了支持吳庭艷之外，我們別無選擇，還是在我們挫敗了共產主義威脅之後，再來解決吳庭艷的問題吧！”
在整個1963年的危機感中，這種爭執無止無休。已經成了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泰勒將軍後來說：
“我們看了這些戲劇性的可怕的和尚自焚照片——據說這是對吳庭艷專製統治的抗議。這在甘迺迪總統的顧問中間引起了分裂：有一派非常強有力的人物警告說：你同吳庭艷在一起，不可能獲勝。另一派則反問道：也許我們和吳庭艷一起不能獲勝，可是，你想跟誰在一起呢？對方卻無法回答。……”
這就出現了病馬且當好馬騎呢還是換一匹新馬？能夠在反共戰場上馳騁的新馬在哪裏？
在這種舉棋難定的利弊權衡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力量卻迅猛地發展起來。
華盛頓對吳庭艷越來越明顯的不滿，自然被南越軍方的將軍們所察知，或者是從某種渠道接到這種要“換馬”的暗示。但是，那些將軍們卻非常擔心，吳庭艷的弟弟吳庭如建立並掌握了一個秘密警察係統，很可能政變在萌芽時，就被鋤掉。他們在權衡哪一個危險更大：是政變好還是無所作為好？
這又出現了一個微妙的局麵，美國想推動這場政變，卻又絕不能暴露美國插手這場政變，那將成為世界爆炸性的新聞，而且美國的形象以及在未來的各種活動中都將受到損傷。於是在各種猜疑和推測中，難辨真偽，都不敢表現真情，因而也就在虛虛實實、真真假假中捉起迷藏來。內部句心鬥角，誰還有心去關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戰線的事情？
甘迺迪終於下了支持將軍們政變的決心。他在8月29日給西貢洛奇大使的長長的充滿暗示的電文中有這樣一段明確的話：“從以往的經驗中我認為失敗比表麵上遲疑不決更具有毀滅性。我當然要對這種政變負完全責任，正如我也必須對這一次行動及其後果負完全責任一樣。”
這就是說，甘迺迪總統已經下決心，發動將軍們舉行政變，即使冒失敗的風險也在所不借了。
經過可以寫一部長篇小說的複雜過程，陳文同將軍在閃閃灼灼中策劃政變的細節，並表示在政變前幾小時才能通知美國大使館，以免走露風聲使政變出現危險。
如果省略複雜而又驚險的政變過程，那麽政變結果是，吳庭艷、吳庭如兄弟兩人被政變者槍殺了，是誰主張把他們殺害的？
陳文同將軍說：“我認為楊文明將軍不想讓他們活著，在押解
途中就把他們殺了。”
政變的將軍們卻解釋說：“是他們兄弟兩人企圖奪取武器脫逃而被殺身亡的！”並為此表示遺憾。
中央情報局接到吳氏兄弟的屍體照片時，他們是反綁著手被打死的！
兵變委員會推舉陳文同將軍向美國大使館作出解釋，他說，殺害吳氏兄弟絕不是政變計劃中的事，那是一種令人遺憾的意外。
使華盛頓震驚的是：他們一直反對用這種方式推翻吳庭艷，甚至改變過支持政變的主意。現在將軍們出於自身利益的原因，一開始就用鮮血玷汙了他們自己和美國的形象。當中央情報局的科爾貝回首往事時說：“我們的確想擺脫吳庭艷，卻沒有認真或是根本想不出用一個什麽樣的政府來代替他。當然，我們擺脫了這位貴族，選擇了將軍，按我們原來想像，這些將軍會組建一個更民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