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歐洲戰事發生以後，歐洲列強，沒有一國能在中國作政治的活動，於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完全被日本人操縱著。操縱中國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誰呢？這是我們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義一大將，是日本長洲係軍閥的嫡孫，是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前麵我已經說過了。他最有聲有色的活動，是在他的中將次長時代。而他有聲有色的活動，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樣大刀闊斧的創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樣生龍活虎的精神生活。他隻是在日本傳統思想，傳統政策，傳統勢力下麵，運用他的聰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幹著。幹的什麽是沒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隻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權，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沒有的。他隻是想操縱中國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的重心在何處，是永遠不認識的。他隻是看見日本的社會傾向變了，革命的風潮起來了，中國的民眾覺醒了，中國的革命勢力擴大了，世界的趨勢緊張起來了，日本在東方的地位動搖了。他對於這些現象和趨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閥失了政權，怕日本的神權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國失了生命，怕中國的革命運動阻礙日本傳統政策的推行，同時又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的民眾，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組織。明天怎麽樣他不明白，明天應該怎麽樣他沒有一點打算。隻是戀著過去，恐怖將來，於是敷衍現在；而又不甘於敷衍，於是一天到晚開倒車。開一回失敗一回，而他盡開著。戀著的過去是沒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拋卻。恐怖的將來片刻不停的迎麵而來，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變換。心勞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氣力而氣力愈是消失。政治家當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敗的英雄，田中中將的將來，恐怕是失敗的非英雄罷!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故意對於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現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歷史關係，本來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襲的勢力支配的。不過想起他過去一切無益而有害的活動，實在不能不為中國、為日本、為東方一切民族嘆氣。
我有幾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東京見過田中大將一麵，他的精神仍舊很好，他的雄心仍舊不衰，不過我總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從前的田中中將，一天到晚是我要幹，今天的田中大將是我不能不幹。要幹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在推動時局，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是被時局推動。要幹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不怕”，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的意識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時候，對於田中，也是很屬望的。中山先生向來對於任何人，總時時刻刻作他的同誌。因為中山先生不承認世界上有壞人，也不承認世界上有不能變易的人，他認為一切人類行為的錯誤，隻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當時的田中中將，是很有活氣的。他又在操縱日本政權的地位，那時對於一切國際的問題，可以由田中的方寸來決定。因為那時日本一切外交方針的決定，都是受支配於國防計畫，而內閣政策，也就受支配於參謀本部。雖然內閣總理有權可以決定政策，然而沒有權保障他的地位。參謀本部的法律上地位雖然不能支配政權，然而實際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內閣的成敗。在這樣一個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將，倘若能夠具備秋山軍令部長那樣的思想，中國的革命事業，要容易進行許多。因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時局，並且可以障礙中國一切事業的進行，阻止一切事業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戰事發生，日本人必定操縱了中國全國的交通。參謀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處重要都會。各方麵的領袖人物，都和他的駐在武官發生關係。而那些駐在武官，也樂於和領袖們發生關係的。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地方，他們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無論什麽地方的變動，他們總得著最快的情報。在中國地方，政治軍事的情報，最確實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參謀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於田中中將的，第一是希望他拋棄日本的傳統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認識錯誤，其他的日本人，沒有比田中的地位關係中國更大的。然而這希望是絕沒有效果，一切動植物，都可以變成化石，而化石決不能再變成動植物。民國五年的排袁運動，日本人是有很大關係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這是知道東方歷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戰爭的時代，袁世凱駐在高麗，運用高麗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凱最初的政治活動。此後袁世凱當了政局，雖然一樣是拜倒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權力下麵，然而卻不是專一服從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來，對於中國的事，他要壟斷，對於中國握政權的人，誰能夠一點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權力的懷裏，日本人就幫助他；反對日本的不用說了，就是主張親日的人如果不能夠倒到他懷裏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戀愛的。袁世凱不單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懷裏，而且時時要用遠交近攻的政策，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機會。當時日本人也看見中國排袁的風潮決不能夠鎮壓，袁世凱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運命。順著這一個時勢，扶植起倒袁的人來，也是他們操縱中國政權的機會。參謀本部聰明的田中中將，他是不肯放過這一個機會的，這是第二個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腦筋裏麵，始終是不願意中國革命成功，不願意真正的革命黨在中國占勢力的。說起這件事，也有一個歷史，辛亥革命的時候，西園寺公望作內閣總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當中一個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舊公卿，維新時候，作為倒幕運動的公卿當中的最年輕者，性格的確是貴公子當中的模範人物，聰明而老成，風流而沉著，忍耐而有決斷。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國派的自由氣習，對於現在政治和社會，很能了解，同時他自己是老公卿，維新時代和武士們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訓練成一個圓熟而有才華的政治家。一切元老當中，他的頭腦，化石的部分最少。當武漢革命軍起，日本的宮中府中，不用說是起了極大的震動。那時有兩派的主張，一種主張要出兵幫助清廷鎮壓革命，一種人主張守中立，不幹涉中國的時局。長閥元老的山縣元帥，做樞密院議長，在禦前會議的時候，山縣便主張出兵，樞密院中的老人輩，不用說附和山縣的很多。西園寺很平淡地說，“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國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則政治永不安定，這是歷史的原則。所以幫助他國鎮壓革命，是一件不應該而不可能的事情。”這一個議論，成了當時日本廟議的決定。本來，日本軍閥們所以反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第一個要點，就是對於革命的恐怖，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究竟這一個恐怖，是不是應該的呢？我認為是應該的。因為革命運動一方麵是事實，一方麵是思想，這兩件東西，都有同類此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可能。日本雖然是經過了一次的民權革命，推翻了幕府，統一了全國，開設了議會，發布了憲法，然而經過了數十年之後，前時代的維新，已經生了一種惰力，而新組織起來的社會，起了一種新的要求，同時也生了一種新的缺陷，民眾勢力和藩閥的勢力，早已成了對立的現象，“打倒軍閥”的運動，當時已經漸漸普遍於民間了。如果中國的革命成績良好，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足以成為一個打擊，第三次桂內閣之所以倒，當時民眾運動之所以勃興，的確是中國革命的影響。有這樣的關係，這樣的歷史，自然山縣有朋的子孫輩，一定和山縣有朋的思想，是一個脈絡，一個形態。
田中義一大將，是日本長洲係軍閥的嫡孫，是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前麵我已經說過了。他最有聲有色的活動，是在他的中將次長時代。而他有聲有色的活動，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樣大刀闊斧的創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樣生龍活虎的精神生活。他隻是在日本傳統思想，傳統政策，傳統勢力下麵，運用他的聰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幹著。幹的什麽是沒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隻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權，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沒有的。他隻是想操縱中國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的重心在何處，是永遠不認識的。他隻是看見日本的社會傾向變了，革命的風潮起來了，中國的民眾覺醒了，中國的革命勢力擴大了，世界的趨勢緊張起來了，日本在東方的地位動搖了。他對於這些現象和趨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閥失了政權，怕日本的神權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國失了生命，怕中國的革命運動阻礙日本傳統政策的推行，同時又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的民眾，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組織。明天怎麽樣他不明白，明天應該怎麽樣他沒有一點打算。隻是戀著過去，恐怖將來，於是敷衍現在；而又不甘於敷衍，於是一天到晚開倒車。開一回失敗一回，而他盡開著。戀著的過去是沒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拋卻。恐怖的將來片刻不停的迎麵而來，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變換。心勞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暗，愈用氣力而氣力愈是消失。政治家當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敗的英雄，田中中將的將來，恐怕是失敗的非英雄罷!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故意對於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現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歷史關係，本來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襲的勢力支配的。不過想起他過去一切無益而有害的活動，實在不能不為中國、為日本、為東方一切民族嘆氣。
我有幾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東京見過田中大將一麵，他的精神仍舊很好，他的雄心仍舊不衰，不過我總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從前的田中中將，一天到晚是我要幹，今天的田中大將是我不能不幹。要幹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在推動時局，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是被時局推動。要幹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不怕”，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的意識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時候，對於田中，也是很屬望的。中山先生向來對於任何人，總時時刻刻作他的同誌。因為中山先生不承認世界上有壞人，也不承認世界上有不能變易的人，他認為一切人類行為的錯誤，隻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當時的田中中將，是很有活氣的。他又在操縱日本政權的地位，那時對於一切國際的問題，可以由田中的方寸來決定。因為那時日本一切外交方針的決定，都是受支配於國防計畫，而內閣政策，也就受支配於參謀本部。雖然內閣總理有權可以決定政策，然而沒有權保障他的地位。參謀本部的法律上地位雖然不能支配政權，然而實際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內閣的成敗。在這樣一個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將，倘若能夠具備秋山軍令部長那樣的思想，中國的革命事業，要容易進行許多。因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時局，並且可以障礙中國一切事業的進行，阻止一切事業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戰事發生，日本人必定操縱了中國全國的交通。參謀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處重要都會。各方麵的領袖人物，都和他的駐在武官發生關係。而那些駐在武官，也樂於和領袖們發生關係的。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地方，他們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無論什麽地方的變動，他們總得著最快的情報。在中國地方，政治軍事的情報，最確實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參謀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於田中中將的，第一是希望他拋棄日本的傳統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認識錯誤，其他的日本人，沒有比田中的地位關係中國更大的。然而這希望是絕沒有效果，一切動植物，都可以變成化石，而化石決不能再變成動植物。民國五年的排袁運動，日本人是有很大關係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這是知道東方歷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在中日戰爭的時代，袁世凱駐在高麗，運用高麗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凱最初的政治活動。此後袁世凱當了政局，雖然一樣是拜倒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權力下麵，然而卻不是專一服從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來，對於中國的事，他要壟斷，對於中國握政權的人，誰能夠一點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權力的懷裏，日本人就幫助他；反對日本的不用說了，就是主張親日的人如果不能夠倒到他懷裏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戀愛的。袁世凱不單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懷裏，而且時時要用遠交近攻的政策，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機會。當時日本人也看見中國排袁的風潮決不能夠鎮壓，袁世凱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運命。順著這一個時勢，扶植起倒袁的人來，也是他們操縱中國政權的機會。參謀本部聰明的田中中將，他是不肯放過這一個機會的，這是第二個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腦筋裏麵，始終是不願意中國革命成功，不願意真正的革命黨在中國占勢力的。說起這件事，也有一個歷史，辛亥革命的時候，西園寺公望作內閣總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當中一個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舊公卿，維新時候，作為倒幕運動的公卿當中的最年輕者，性格的確是貴公子當中的模範人物，聰明而老成，風流而沉著，忍耐而有決斷。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國派的自由氣習，對於現在政治和社會，很能了解，同時他自己是老公卿，維新時代和武士們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訓練成一個圓熟而有才華的政治家。一切元老當中，他的頭腦，化石的部分最少。當武漢革命軍起，日本的宮中府中，不用說是起了極大的震動。那時有兩派的主張，一種主張要出兵幫助清廷鎮壓革命，一種人主張守中立，不幹涉中國的時局。長閥元老的山縣元帥，做樞密院議長，在禦前會議的時候，山縣便主張出兵，樞密院中的老人輩，不用說附和山縣的很多。西園寺很平淡地說，“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國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則政治永不安定，這是歷史的原則。所以幫助他國鎮壓革命，是一件不應該而不可能的事情。”這一個議論，成了當時日本廟議的決定。本來，日本軍閥們所以反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第一個要點，就是對於革命的恐怖，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究竟這一個恐怖，是不是應該的呢？我認為是應該的。因為革命運動一方麵是事實，一方麵是思想，這兩件東西，都有同類此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可能。日本雖然是經過了一次的民權革命，推翻了幕府，統一了全國，開設了議會，發布了憲法，然而經過了數十年之後，前時代的維新，已經生了一種惰力，而新組織起來的社會，起了一種新的要求，同時也生了一種新的缺陷，民眾勢力和藩閥的勢力，早已成了對立的現象，“打倒軍閥”的運動，當時已經漸漸普遍於民間了。如果中國的革命成績良好，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足以成為一個打擊，第三次桂內閣之所以倒，當時民眾運動之所以勃興，的確是中國革命的影響。有這樣的關係，這樣的歷史，自然山縣有朋的子孫輩，一定和山縣有朋的思想，是一個脈絡，一個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