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要把這一個道理來辯明呢？是因為要避免一種極端論者的誤解。分別不清楚事實和主義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誤的理解，以為民族的成立，絕對不要武力，而國家的成立，是單純靠著武力一個力量。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是不講霸道的人，是反對武力的人，而他不能不承認武力是維持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也是反對霸道、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他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手段，仍舊注意在造成適當的武力，作適當的活動。因為我們今天講民族主義，我們的目的，是要建設民族主義的國家。說到建國，便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這一個原則的支配，要建國，要救國，而不注意武力，是絕對要不得的。這些年來，中國對於武力，簡直可以說沒有正當的了解，有一個時代，一般國民的思想，幾乎把武力鄙棄得不成樣子。從民國三四年以來，到八九年的當中，聽見武力就反對，以為這是一個頂不好的東西。就是最近這兩年，風氣變了一點，然而在“打倒軍閥”這一個口號之下，一般人對於武力，依然沒有正確的了解，連軍人的當中，都沒有敢主張軍隊是國家存在惟一的組織原素，戰鬥是民族存在惟一的動力的人，這的確是思想界的最大弱點。我們試看，人類的生活，哪一樣不是含得有很強力的鬥爭性的。就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習，這五種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樣不是在鬥爭的當中進行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種努力向上的觀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類生存競爭的真理。戰爭和武力是一切社會力的徹始徹終的表現，不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經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組織、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類經常的手段和經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們不主張軍國主義，而我們承認在建國的工作上，必須有軍政的組織，在民族競爭的當中，必須造成強有力的軍隊，在世界的目的當中，必須要以中國民族的能力，為世界人類打不平。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歷史事實，都是如此證明的，我們看見日本民族種種歷史上的思想，看見日本維新的思想根據，使我們愈加了解“武力”和“戰爭”這一個事實，是建國的最要緊的手段。不經過很多的惡戰苦鬥，費過很大的犧牲，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是決計得不到的。我們要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要主張中國人在世界上生存發展的權利，要為一切被壓迫的人類打抱不平，必須要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今天我們反對中國的一切軍閥，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強有力的軍隊，而是因為他們不能為國家為民族為民眾造成強有力的軍隊。試看過去他們的軍隊，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敗，如何的墮落。他們的行徑，說不上是什麽主義，他們的力量，更夠不上維持什麽主義。中國的兵家，以孫子的著作，最有係統，有價值。今天翻譯外國兵書的人，還是借用他許多的名詞。他講兵力的構成原素，第一就是“道”。他為“道”字下的註解就是：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這一個定義和總理宣言上所說“使武力與人民結合，使武力成為人民之武力”的話有什麽兩樣呢？我們中國人因為這些年受軍閥的壓迫太多了，所以隻有從消極的方法，解釋總理北伐宣言上的兩句話，而不曉得在兵學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作為民族爭生存的基礎。中國民族如果不能夠決死，決不能夠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條件下麵，必須要成“有意識的民眾的武力”。從前的民族競爭，隻是單純的爭生存。單純的爭生存，就需要軍國主義。今天的民族競爭，不單是爭生存，而且是要爭“有意義的生存”。我們的三民主義，就是今天生存的意義，要全國上下都能同意，要將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後才可與共死，可與共生，而不畏危。這是我們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維新的歷史，我們已經從前麵種種事實講明白許多了。我們再從國家的意義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幾次戰爭的結果。而這幾次戰爭得到勝利，都是人民與政府同意的結果。就國內來說，倒幕府廢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戰、九年之戰、十年之戰的成績；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二十七八年戰爭的成績。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戰的成績。這幾件重大事實，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第16節 軍國主義的實質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時代，說國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本據，這句話恐怕不太適當吧。無論帝國的主義如何，既然是國家，就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的”這一個原則所支配。古人講政治，說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論兵，說是“兵者，國之大事”。所以說到建國，決不能離開兵力。不單不能離開兵力，而且若不是舉國的民眾，在一個意誌的下麵團結起來，認定軍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劍勝負的預備，是決計不成的。日本建國的思想，在前幾章已經講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種“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麵，統一起來的新興民族。他們把古代的“滿津裏古登”（政治）復活起來了，他們所信仰的，是男性萬能的君主神權，是武力中心的統帥政治，而“祭祀”，是他們理論上的政權出處。在這樣一個國家組織之下，又當四圍環境惡劣至極之時，其由封建政治一變而為軍國主義的近代帝國，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當時也是很應該的。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這一個定義和總理宣言上所說“使武力與人民結合，使武力成為人民之武力”的話有什麽兩樣呢？我們中國人因為這些年受軍閥的壓迫太多了，所以隻有從消極的方法，解釋總理北伐宣言上的兩句話，而不曉得在兵學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作為民族爭生存的基礎。中國民族如果不能夠決死，決不能夠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條件下麵，必須要成“有意識的民眾的武力”。從前的民族競爭，隻是單純的爭生存。單純的爭生存，就需要軍國主義。今天的民族競爭，不單是爭生存，而且是要爭“有意義的生存”。我們的三民主義，就是今天生存的意義，要全國上下都能同意，要將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後才可與共死，可與共生，而不畏危。這是我們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維新的歷史，我們已經從前麵種種事實講明白許多了。我們再從國家的意義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幾次戰爭的結果。而這幾次戰爭得到勝利，都是人民與政府同意的結果。就國內來說，倒幕府廢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戰、九年之戰、十年之戰的成績；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二十七八年戰爭的成績。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戰的成績。這幾件重大事實，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第16節 軍國主義的實質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時代，說國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本據，這句話恐怕不太適當吧。無論帝國的主義如何，既然是國家，就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的”這一個原則所支配。古人講政治，說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論兵，說是“兵者，國之大事”。所以說到建國，決不能離開兵力。不單不能離開兵力，而且若不是舉國的民眾，在一個意誌的下麵團結起來，認定軍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劍勝負的預備，是決計不成的。日本建國的思想，在前幾章已經講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種“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麵，統一起來的新興民族。他們把古代的“滿津裏古登”（政治）復活起來了，他們所信仰的，是男性萬能的君主神權，是武力中心的統帥政治，而“祭祀”，是他們理論上的政權出處。在這樣一個國家組織之下，又當四圍環境惡劣至極之時，其由封建政治一變而為軍國主義的近代帝國，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當時也是很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