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武士生活與武士道
封建時代“武士”的生活條件，可以用極簡單的話概括起來。一是擊劍，二是讀書，三是交友。擊劍讀書，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會擊劍的人，當然沒有做武士的資格。沒有學問，便不能夠在武士階級裏麵求生活的向上。至於交友這一層，是封建時代武士階級“社會性”的表現。在這個時代，一切經濟關係、社會關係，都是極單調的。武士的責任，第一是擁護他們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擁護他們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們自己認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主家”。這句話的真意，就是為主人和自己的家係家名而奮鬥。解剖開來說，武士的家係，是藩主的家係的從屬，武士自身，又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係和自己家係的從屬。這家係的觀念，和宗法的神權迷信，當然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那些武士，為藩主的本身，或藩主的家係而奮鬥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質上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結合成的，並且淵源於歷史的因襲，含有不少的神秘氣氛。“輕生死”“重然諾”“當意氣”這種武士獨有的特性，固然由於武士階級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麵看來，許多年遺傳下來的生活意識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們肯於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而為主家奮鬥的最要緊的因素。
在封建時代，這一種為保存家係而努力的事實和奮鬥的精神，是他們社會所最讚美的。以為這是道德的極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夠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體，與佛同化，與宇宙長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會越是讚美。他們舉國所讚美的武士道的精華，就事實上說明起來可以舉出兩件事，一件是“仇討”，一件是“切腹”。“仇討”是殺人，“切腹”就是自殺。
“仇討”就是中國所謂復仇，本來是沒有法治的野蠻社會裏麵的普通習慣。日本封建時代，這一種事實，不但是社會上讚美他，並且國裏的藩主，還特別許可。日本從前那些文學家，往往把復仇的事實，當作最好的題材，或是用小說描寫復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詩歌去讚美他的行為。近代還有許多人，以為這復仇的事實，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優美的性格。其實這也是一種“民族的自畫自贊”，如果這種行為，可以成為人類道德標準，那麽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負的資格了，不過這種行為，也是“生的奮鬥”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備一種力量，刺激後來的人，使人感覺他的優美和高尚，完全由於當時社會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經很進步，在單調而嚴格的封建製度下麵，這兩件事又最是一種破除成例的行為，值得一些文學家的歌詠。維新以後，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競爭場裏，能夠占到優者位置，也有許多由這種遺傳的道德觀念來的。
復仇者的精神和身體，完全是受“種族保存”的原則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復仇，是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謂“元祿義舉”，是為他們藩主的家事。此外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採取復仇手段的，更是多極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為此。這種觀察，都是就復仇者的本身著眼。完全和復仇事件沒有利害關係的人，也往往有幫他人復仇的，日本話叫做“助大刀”。社會上對於這種為正義出力的人，也很讚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為在這“助大刀”上麵，確實看得出許多正義的精神。比“復仇”本身，道德的意義，還是多一點。這種正義的同情心，不隻在男子中如此，女子裏麵也很有這種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為君父夫復仇，或是為他人表同情，幫助他人復仇事業成功的事件，歷史上很不少。這一種社會同情的熱誠，確是封建時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這種特色，還是極彰著的。再看日本維新歷史的背後，有很多女性的活動，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妓女，對於維新誌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維新元勛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樓，就是從這一種關係來的。
把這一種性格，從思想上學問上去獎勵他完成他，是德川時代哲學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學派哲學思想的特色。赤穗藩裏所以能夠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結果。當時德川幕府所最獎勵的朱子學派的學者，在整理日本的製度文物上麵，確是很有功勞，然而精神卻注重在漢和一體，不像素行一派，專事鼓吹日本主義。素行說：“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瓊矛，形狀和瓊矛相似，所以叫細千足國。日本的雄武，真是應該的了。那天地開闢的時候，有多少的靈物，都不用他，偏要這天瓊矛來開創，就是尊重武德，表揚雄義的緣故。”天瓊矛是男子陽具的象徵，這一種創世思想，淵源於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這思想和歷史的係統看來，也可以曉得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並不是由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純是由日本宗法社會的神權迷信來的。近代德國軍國主義的政治哲學，很受日本人的歡迎，自日俄戰後，到歐戰終結十幾年當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動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義，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學。最近一轉而為馬克思的鬥爭主義，都有同類的因緣，我們看得到日本人的風氣，和中國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麵，都沒有中國人晉朝人清談而不負責，和六朝人軟弱頹喪的墮落毛病。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殺伐氣。這都是最值得我們研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封建時代“武士”的生活條件，可以用極簡單的話概括起來。一是擊劍，二是讀書，三是交友。擊劍讀書，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會擊劍的人，當然沒有做武士的資格。沒有學問，便不能夠在武士階級裏麵求生活的向上。至於交友這一層，是封建時代武士階級“社會性”的表現。在這個時代，一切經濟關係、社會關係，都是極單調的。武士的責任，第一是擁護他們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擁護他們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們自己認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主家”。這句話的真意，就是為主人和自己的家係家名而奮鬥。解剖開來說，武士的家係，是藩主的家係的從屬，武士自身，又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係和自己家係的從屬。這家係的觀念，和宗法的神權迷信，當然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那些武士，為藩主的本身，或藩主的家係而奮鬥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質上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結合成的，並且淵源於歷史的因襲，含有不少的神秘氣氛。“輕生死”“重然諾”“當意氣”這種武士獨有的特性，固然由於武士階級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麵看來，許多年遺傳下來的生活意識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們肯於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而為主家奮鬥的最要緊的因素。
在封建時代，這一種為保存家係而努力的事實和奮鬥的精神，是他們社會所最讚美的。以為這是道德的極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夠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體，與佛同化，與宇宙長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會越是讚美。他們舉國所讚美的武士道的精華，就事實上說明起來可以舉出兩件事，一件是“仇討”，一件是“切腹”。“仇討”是殺人，“切腹”就是自殺。
“仇討”就是中國所謂復仇，本來是沒有法治的野蠻社會裏麵的普通習慣。日本封建時代，這一種事實，不但是社會上讚美他，並且國裏的藩主，還特別許可。日本從前那些文學家，往往把復仇的事實，當作最好的題材，或是用小說描寫復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詩歌去讚美他的行為。近代還有許多人，以為這復仇的事實，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優美的性格。其實這也是一種“民族的自畫自贊”，如果這種行為，可以成為人類道德標準，那麽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負的資格了，不過這種行為，也是“生的奮鬥”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備一種力量，刺激後來的人，使人感覺他的優美和高尚，完全由於當時社會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經很進步，在單調而嚴格的封建製度下麵，這兩件事又最是一種破除成例的行為，值得一些文學家的歌詠。維新以後，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競爭場裏，能夠占到優者位置，也有許多由這種遺傳的道德觀念來的。
復仇者的精神和身體，完全是受“種族保存”的原則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復仇，是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謂“元祿義舉”，是為他們藩主的家事。此外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採取復仇手段的，更是多極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為此。這種觀察，都是就復仇者的本身著眼。完全和復仇事件沒有利害關係的人，也往往有幫他人復仇的，日本話叫做“助大刀”。社會上對於這種為正義出力的人，也很讚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為在這“助大刀”上麵，確實看得出許多正義的精神。比“復仇”本身，道德的意義，還是多一點。這種正義的同情心，不隻在男子中如此，女子裏麵也很有這種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為君父夫復仇，或是為他人表同情，幫助他人復仇事業成功的事件，歷史上很不少。這一種社會同情的熱誠，確是封建時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這種特色，還是極彰著的。再看日本維新歷史的背後，有很多女性的活動，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妓女，對於維新誌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維新元勛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樓，就是從這一種關係來的。
把這一種性格，從思想上學問上去獎勵他完成他，是德川時代哲學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學派哲學思想的特色。赤穗藩裏所以能夠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結果。當時德川幕府所最獎勵的朱子學派的學者，在整理日本的製度文物上麵，確是很有功勞，然而精神卻注重在漢和一體，不像素行一派，專事鼓吹日本主義。素行說：“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瓊矛，形狀和瓊矛相似，所以叫細千足國。日本的雄武，真是應該的了。那天地開闢的時候，有多少的靈物，都不用他，偏要這天瓊矛來開創，就是尊重武德，表揚雄義的緣故。”天瓊矛是男子陽具的象徵，這一種創世思想，淵源於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這思想和歷史的係統看來，也可以曉得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並不是由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純是由日本宗法社會的神權迷信來的。近代德國軍國主義的政治哲學，很受日本人的歡迎，自日俄戰後，到歐戰終結十幾年當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動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義，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學。最近一轉而為馬克思的鬥爭主義，都有同類的因緣，我們看得到日本人的風氣，和中國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麵，都沒有中國人晉朝人清談而不負責，和六朝人軟弱頹喪的墮落毛病。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殺伐氣。這都是最值得我們研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