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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伊拉克左翼報紙批評政府還不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關於復交談判年初已有報導，5 月裏國王在議會開幕時的致詞中也已予以證實。這些批評者爭辯說，阿拉伯世界在戰後將需要一個“有勢力的、中立的”調解人，來抵銷猶太復國主義對英國和美國的影響；由於猶太復國主義旨在使巴勒斯坦殖民化，而蘇聯則支持每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事業，它無疑會站在阿拉伯人一邊。伊拉克內閣在8月份兩度改組後，9月10日宣布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9月3日問世的《人民報》一麵言不由衷地讚頌蘇聯是英國的盟國，接下去就說，同蘇聯建立關係將使阿拉伯人得到好處，因為它“對小國的獨立和自由的同情、對和平和勤勞的熱愛，以及它的反帝政策，都是人所熟知的”。1944年，蘇聯同沙烏地阿拉伯也恢復了中斷六年的外交關係。


    1945年1月，俄國正教會理事會召集會議選舉一個新的莫斯科大主教。從中東去的有：安條克的正教大主教，蘇聯駐大馬士革公使館在他動身之前舉行了歡送招待會，他從巴庫乘史達林的專車前往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大主教和耶路撒冷的正教大主教；霍姆斯的正教大主教，提爾和西頓的正教大主教，據說他們都曾在基輔和莫斯科上過學。亞歷山大的大主教在歸途中與英國議會訪蘇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史蒂芬?金－霍爾結伴同行。大主教告訴他，他帶回了價值三萬英鎊的聖像，是蘇聯政府贈送給他的，他“感受很深，但在他行過聖事的一所莫斯科教堂的後牆上，還可以透過石灰，看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標語，心中有些不安”。2 月份，據報導，同蘇聯駐近東各國公使有密切聯繫的人士說，蘇聯政府正在談判收回前俄國傳教會在近東的財產，目的是要把它變為能接納四萬名學生的技術學校。5月31日，新任莫斯科大主教在基輔主教和其他十名俄國教會的顯貴陪同下到達耶路撒冷，訪問正教大主教，並在聖墓教堂中登上聖座。他還從耶路撒冷前往開羅，受到了蘇聯公使的迎接和國王法魯克的接見。他拜訪了亞歷山大的正教大主496　教，並在這位大主教和安條克的正教大主教陪同下回到了貝魯特。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普世大主教在整個正教會中是地位最高的大主教，且在1月份出席過莫斯科理事會，但由於蘇土關係在此期間嚴重惡化，莫斯科大主教的週遊訪問中卻引人注目地把他漏掉了；據推測，這次訪問並不僅是對近東各大主教的莫斯科之行作禮節性回訪，而更其是一個政治計謀的一部分；要把他們對“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普世大主教的效忠轉移到“第三羅馬”莫斯科去。


    1945年5月法國和敘利亞之間的衝突使蘇聯政府的立場變得暖昧不明，因為它新近在1944年12月同法國簽訂了條約，但是它又保證過要支持敘利亞和黎巴嫩的獨立。在英國公開幹涉這場衝突之前，蘇聯的重要評論似乎隻以莫斯科電台的一篇引人注意的聲明為限，它說為首作亂的是敘利亞國民黨的“法西斯”領袖；但在英國幹涉之後，蘇聯政府卻向掌握戰後和平和國際安全組織主動權的法國、英國、美國和中國政府發出呼籲，要求它們採取“及時的措施，製止軍事行動，並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據一位法國人士說，蘇聯駐埃及公使在阿拉伯聯盟理事會6月4日開會時，向埃及外交部長遞交了一份照會，聲稱蘇聯政府期望阿拉伯人民擺脫英、法兩國的支配，它將不允許把法國從近東排擠出去，而使英國取而代之。


    總的說來，蘇聯與西方大國的戰時結盟使它獲得機會，把它在中東的外交代表權和宣傳活動擴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波斯，它恢復了革命前的一個世代裏沙皇俄國在北部諸省擁有的勢力；這種由於俄日戰爭的失敗而黯然失色的勢力，現在卻因紅軍近來節節勝利而有所加強。7月13日，蘇聯軍方的報紙《紅星報》就曾斷言，“英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勢力從1941年以來已經日益衰落；英國擔心其他大國被石油吸引而滲透進來”。美國戰後在中東的利害關係尚難斷定。主動權操在莫斯科之手；一俟遠東的戰事結束，它的意圖何在，便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