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頁
戰時中東（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六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套叢書的中譯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組織翻譯陸續出版，到1990年出齊。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裝本形式重印全書，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
199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一編 角逐中東的各種政治動機1939—1945 第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整個中東可按其政治演進分為二大地區。北部的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擺脫了大國的控製成為主權國家，它們的政府推行強烈的民族主義政策。迤南一帶的“肥沃新月”，從伊拉克起，經過近東國家和巴勒斯坦，直至埃及，乃是英法兩國生死攸關的勢力範圍，但加火如荼的民族主義總算向兩個帝國主義強國那裏爭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最後是由阿拉伯半島和英埃蘇丹組成的南方的一批政治上不發達的國家，其中有英國直接治理的國家，也有受英國保護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雖屬主權國家，但也處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在關係重大的“肥沃新月”的中部，英法霸權，不論是實際存在的（如在巴勒斯坦—外約旦和近東國家），還是在條約裏隱而不露的（如在埃及和伊拉克），對於城市裏民族主義的中、上層階級來說，都是不得人心的，而這兩個階級是那些國家裏最活躍的（甚至幾乎是唯一活躍的）政治力量。這些國家一心要爭取主權的獨立或使已取得的獨立臻於完整，並保持它們的行動自由，以防任何大國企圖把它們捲入一場它們認為（不管怎樣目光短淺）並不危及它們切身利益的戰爭。
戰爭爆發之前，軸心國家就及時利用了民族主義者忿懣不平的悄緒，特別是從1936年以來，巴勒斯坦這個特殊問題使他門的忿懣心情發展到激烈的程度之後。但是“阿拉伯人以眼見為實”。1939年9月，他們見到的是英法兩國在中東駐有重兵，德國人雖在過去十八個月中長驅直入，咄咄逼人，但畢竟還遠在千裏之外。義大利人在非洲有一個殖民帝國，就近駐有軍隊，是埃及特別感到擔心的；但是，盡管墨索裏尼擺出了“伊斯蘭教保護人”的架勢，大多數穆斯林對他的國家所作的評價，仍以定居近東各國的義大利人的不足稱道的行徑為依據。因此操阿拉伯語的世界也自周旋有方，它們把最後抉擇之權緊抓不放，而口頭上則對英國人、法國人表示忠貞不渝，因為他們近乎大權在握；雖然如此，埃及和伊拉克兩國的輿論在這時候馬上又強調說明，他們雖已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也已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但兩國同英國分別簽訂的條約除了保衛本國的國上之外，並不承擔在別處用兵的責任。泛阿拉伯的政治人物，特別是伊拉克的努裏?賽義德，也頓時看到，當此英法兩國為了歐洲的戰事而無心旁騖之時，正是他們在巴勒斯坦和近東國家朝著自治方向謀求讓步的良機，所以他們花了1939年最後三個月的時間為此進行交涉，然而未能取得尺寸之功。埃及方麵類似的希望也有所抬頭，想使它的要求得到滿足，即在英埃蘇丹的“共管協定”中占有更加平等的地位，並在阿拉伯世界取得領袖資格；但是直至德國入侵挪威和低地國家之時，它也同樣未能從英國政府取得任何讓步，義大利於1940年6月10日宣戰，力量對比顯著地改觀，戰火立即蔓延到中東門口。
盟國的威望在中東出現逆轉，這是第一遭，在此以後的漫長歲月中，繼之而來的還有在昔蘭尼加的受挫，1941年4 月出征希臘的潰敗，1942年1月同時發生了中東的失利和遠東的災難，以及1942年夏托卜魯克失陷之後的軸心國大舉進犯。回想起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在許多人看來軸心國似乎已操勝券之時，有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拉克的拉希德?阿裏?吉拉尼、埃及的阿裏?馬希爾之流）巴望軸心國給他們撐腰，而是這些人的種種作為始終不過是孤立的現象；有一批為數大得多的中東政界人士並未對“大英國協忘情”，而在那些危急艱難的時日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步驟，以保證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國家的安全。設若軸心國穿越西部沙漠。進入尼羅河流域，或者對近東國家的濱海地帶出動空運部隊，或者渡過馬裏查河並跨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土耳其和波斯，中東的這些政界人士和人民無疑都會為了保全自己而靠攏他們；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第五縱隊之所以如此微弱，或許要歸功於以下數端：一是國王阿卜德?阿齊茲?伊本?沙特的影響，他在最暗淡無望的時日還是態度明朗，深信英國必能渡過難關，二是土耳其政府頂住了德國的威脅利誘和軟硬兼施，做出了榜樣，再是英國對不忠分子和動搖分子採取了行動——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在埃及的兩次行動都不失時機，隻是1941年4—5月間在伊拉克的行動失之過慢。
處置伊拉克的挑釁事件（此事在1940年終之前即已險象畢露）之貽誤時機，很可能導致重大損失，而其原因在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卷中沒有講清楚，書中有關伊拉克的當時局勢，是從半路說起的。但是在前一個夏天，慣常對中東和印度的民族主義因素嗤之以鼻的邱吉爾，卻是顯得過分地看重了一個友好的土耳其可以立即起穩定作用的影響；義大利在北非和東非的殖民帝國突然土崩瓦解，也造成了一種不符事實的樂觀，以為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已經穩固；正如這位身居英國首相和國防大臣之職的叱吒風雲的“業餘戰略家”稍後在1941年10月就已催促一位疲於奔命的中東戰場總司令孤軍出擊，進攻西西裏島一樣，此時的中東司令部，隻有有限的兵力分散把守，徒然心懷希望，以冀能有“良好機會，擋住德軍進犯，勿使希臘國土橫遭蹂躪”。事實上，這幾個月中邱吉爾是在孤注一擲，苦心孤詣地想要立即樹起一道屏障，以抵擋敵人朝東南方向發動攻勢的咄咄逼人的威脅，但是隻要這一進攻一鼓作氣而來，那確實是沒有希望可以抵擋的；1941年5月21日，他懷著這一戰略上僥倖取勝的心理，指示韋維爾不顧“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政治危險”而走一險著，這一指示可就忽略了一個事實：中東是他們“家門口的球場”，萬一出師不利，在一批用情不專的阿拉伯“觀眾”眼裏，英國人的威望所蒙受的損失將比德國人大得多，因為德國人畢竟不過是外來的尋釁者。希臘之役對於整個戰爭進程有何影響，盡管還是個有爭論的問題，而此戰的直接影響卻給中東司令部壓上了力不能勝的重擔，招致了在沙漠地帶首次受挫於隆美爾之手，還使英國的威望下降到使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敢於鋌而走險，公然要一決雌雄的地步。這些極端分子之所以歸於失敗，也許純粹是因為德國人正全伸貫注於即將發生的對俄國的進攻；但是這次失敗卻使其他中東國家的極端分子為之喪膽，不敢再作類以的嚐試； 1942年夏，軸心國軍隊深入埃及遠達阿拉曼時，那個在反映輿情力求信實的政府統治之下而其居民大都是文盲的國家，竟始終巍然不動。
199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一編 角逐中東的各種政治動機1939—1945 第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整個中東可按其政治演進分為二大地區。北部的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擺脫了大國的控製成為主權國家，它們的政府推行強烈的民族主義政策。迤南一帶的“肥沃新月”，從伊拉克起，經過近東國家和巴勒斯坦，直至埃及，乃是英法兩國生死攸關的勢力範圍，但加火如荼的民族主義總算向兩個帝國主義強國那裏爭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最後是由阿拉伯半島和英埃蘇丹組成的南方的一批政治上不發達的國家，其中有英國直接治理的國家，也有受英國保護的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雖屬主權國家，但也處在英國的勢力範圍之內。在關係重大的“肥沃新月”的中部，英法霸權，不論是實際存在的（如在巴勒斯坦—外約旦和近東國家），還是在條約裏隱而不露的（如在埃及和伊拉克），對於城市裏民族主義的中、上層階級來說，都是不得人心的，而這兩個階級是那些國家裏最活躍的（甚至幾乎是唯一活躍的）政治力量。這些國家一心要爭取主權的獨立或使已取得的獨立臻於完整，並保持它們的行動自由，以防任何大國企圖把它們捲入一場它們認為（不管怎樣目光短淺）並不危及它們切身利益的戰爭。
戰爭爆發之前，軸心國家就及時利用了民族主義者忿懣不平的悄緒，特別是從1936年以來，巴勒斯坦這個特殊問題使他門的忿懣心情發展到激烈的程度之後。但是“阿拉伯人以眼見為實”。1939年9月，他們見到的是英法兩國在中東駐有重兵，德國人雖在過去十八個月中長驅直入，咄咄逼人，但畢竟還遠在千裏之外。義大利人在非洲有一個殖民帝國，就近駐有軍隊，是埃及特別感到擔心的；但是，盡管墨索裏尼擺出了“伊斯蘭教保護人”的架勢，大多數穆斯林對他的國家所作的評價，仍以定居近東各國的義大利人的不足稱道的行徑為依據。因此操阿拉伯語的世界也自周旋有方，它們把最後抉擇之權緊抓不放，而口頭上則對英國人、法國人表示忠貞不渝，因為他們近乎大權在握；雖然如此，埃及和伊拉克兩國的輿論在這時候馬上又強調說明，他們雖已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也已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但兩國同英國分別簽訂的條約除了保衛本國的國上之外，並不承擔在別處用兵的責任。泛阿拉伯的政治人物，特別是伊拉克的努裏?賽義德，也頓時看到，當此英法兩國為了歐洲的戰事而無心旁騖之時，正是他們在巴勒斯坦和近東國家朝著自治方向謀求讓步的良機，所以他們花了1939年最後三個月的時間為此進行交涉，然而未能取得尺寸之功。埃及方麵類似的希望也有所抬頭，想使它的要求得到滿足，即在英埃蘇丹的“共管協定”中占有更加平等的地位，並在阿拉伯世界取得領袖資格；但是直至德國入侵挪威和低地國家之時，它也同樣未能從英國政府取得任何讓步，義大利於1940年6月10日宣戰，力量對比顯著地改觀，戰火立即蔓延到中東門口。
盟國的威望在中東出現逆轉，這是第一遭，在此以後的漫長歲月中，繼之而來的還有在昔蘭尼加的受挫，1941年4 月出征希臘的潰敗，1942年1月同時發生了中東的失利和遠東的災難，以及1942年夏托卜魯克失陷之後的軸心國大舉進犯。回想起來，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在許多人看來軸心國似乎已操勝券之時，有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拉克的拉希德?阿裏?吉拉尼、埃及的阿裏?馬希爾之流）巴望軸心國給他們撐腰，而是這些人的種種作為始終不過是孤立的現象；有一批為數大得多的中東政界人士並未對“大英國協忘情”，而在那些危急艱難的時日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步驟，以保證他們自身和他們的國家的安全。設若軸心國穿越西部沙漠。進入尼羅河流域，或者對近東國家的濱海地帶出動空運部隊，或者渡過馬裏查河並跨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土耳其和波斯，中東的這些政界人士和人民無疑都會為了保全自己而靠攏他們；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第五縱隊之所以如此微弱，或許要歸功於以下數端：一是國王阿卜德?阿齊茲?伊本?沙特的影響，他在最暗淡無望的時日還是態度明朗，深信英國必能渡過難關，二是土耳其政府頂住了德國的威脅利誘和軟硬兼施，做出了榜樣，再是英國對不忠分子和動搖分子採取了行動——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在埃及的兩次行動都不失時機，隻是1941年4—5月間在伊拉克的行動失之過慢。
處置伊拉克的挑釁事件（此事在1940年終之前即已險象畢露）之貽誤時機，很可能導致重大損失，而其原因在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三卷中沒有講清楚，書中有關伊拉克的當時局勢，是從半路說起的。但是在前一個夏天，慣常對中東和印度的民族主義因素嗤之以鼻的邱吉爾，卻是顯得過分地看重了一個友好的土耳其可以立即起穩定作用的影響；義大利在北非和東非的殖民帝國突然土崩瓦解，也造成了一種不符事實的樂觀，以為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已經穩固；正如這位身居英國首相和國防大臣之職的叱吒風雲的“業餘戰略家”稍後在1941年10月就已催促一位疲於奔命的中東戰場總司令孤軍出擊，進攻西西裏島一樣，此時的中東司令部，隻有有限的兵力分散把守，徒然心懷希望，以冀能有“良好機會，擋住德軍進犯，勿使希臘國土橫遭蹂躪”。事實上，這幾個月中邱吉爾是在孤注一擲，苦心孤詣地想要立即樹起一道屏障，以抵擋敵人朝東南方向發動攻勢的咄咄逼人的威脅，但是隻要這一進攻一鼓作氣而來，那確實是沒有希望可以抵擋的；1941年5月21日，他懷著這一戰略上僥倖取勝的心理，指示韋維爾不顧“可能造成更加嚴重的政治危險”而走一險著，這一指示可就忽略了一個事實：中東是他們“家門口的球場”，萬一出師不利，在一批用情不專的阿拉伯“觀眾”眼裏，英國人的威望所蒙受的損失將比德國人大得多，因為德國人畢竟不過是外來的尋釁者。希臘之役對於整個戰爭進程有何影響，盡管還是個有爭論的問題，而此戰的直接影響卻給中東司令部壓上了力不能勝的重擔，招致了在沙漠地帶首次受挫於隆美爾之手，還使英國的威望下降到使伊拉克的極端分子敢於鋌而走險，公然要一決雌雄的地步。這些極端分子之所以歸於失敗，也許純粹是因為德國人正全伸貫注於即將發生的對俄國的進攻；但是這次失敗卻使其他中東國家的極端分子為之喪膽，不敢再作類以的嚐試； 1942年夏，軸心國軍隊深入埃及遠達阿拉曼時，那個在反映輿情力求信實的政府統治之下而其居民大都是文盲的國家，竟始終巍然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