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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莫斯科宣言發表前蘇聯的對奧政策，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訪問莫斯科時已有先兆了，艾登向邱吉爾匯報說，他首次與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交談時，史達林就扼要敘述了他對戰後歐洲和處理德國的計劃，顯然毫無保留地建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此外，與此有關的是，1938年納粹吞併奧地利後。有三個著名的奧地利共產黨人曾在蘇聯避難，他們是前共產黨書記約翰·科普萊尼希，恩斯特·菲舍爾和弗朗茨·霍納。菲舍爾後來在莫斯科電台向奧地利作定期廣播，直到他在戰爭結束時歸國為止。霍納後來在南斯拉夫積極從事遊擊活動，成為奧地利遊擊隊的領導人。共產黨人的宣傳，不論是在莫斯科電台的廣播，還是在英國和別處的自由奧地利運動的宣傳，其主題都是宣揚民族主義和建立民族陣線。在倫敦的若幹非共產黨組織曾提出恢復1929年修改過的1920年共和國憲法，作為奧地利戰後政治結構的暫定基礎，對此，共產黨人在莫斯科會議前後均未加以反對。
在所有這一切情況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年三國代表在莫斯科坐下來討論奧地利問題時，對於宣布279 一項總政策會不難達成協議。事實井非如此。在1955年，可以得到的對當時發生的情況敘述最詳的材料是美國代表團成員菲利普·e ·莫斯利的記載。他說，艾登、科德爾·赫爾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會談中都同意發表一項關於奧地利的聲明，鼓勵奧地利人“為本身解放作出貢獻”，並允許他們獨立。這樣一個聲明的草案是事前在倫敦和華盛頓分別準備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較，英國人寧願採用美國的文本。因此這一丈本就“借給”了英國人，由艾登在會上提出，其後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聯合王國）、詹姆斯·c ·鄧恩（美國）和安德烈·維辛斯基（蘇聯）組成的起草委員會。
就在這時候，蘇聯的政策第一次顯示出有了變動。在起草委員會的幾次冗長的會議上，維辛斯基堅持要另加一條，斷然地強使奧地利承擔“政治上和物質上對戰爭的全部責任”。英國和美國代表立即予以反駁，他們認為這與三國已宣布的目標，即把奧地利當作侵略的受害者來對待，顯然是前後矛盾的。他們爭辯說，奧地利不僅在被德國併吞後不丙是一個國家，因而對1939年及以後希特勒的行動絕對不能負責，而且，提出“物質上的”責任，意味著奧地利要接受賠償的要求。要求賠償與公開聲稱希望重新確定奧地利的獨立，兩者幾乎是互相牴觸的。不管怎樣，奧地利經濟的全部資源隻能補償德國戰爭破壞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們雖然抵製，維辛斯基還是固執己見。最後英美兩國代表作了這樣一種程度的讓步，把那條修改成“奧地利……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戰，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實際上還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話。這種讓步雖然是真心誠意地為了想像中的盟國團結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現在回顧起來，卻鑄成了大借，給戰後處理奧地利問題經年累月不斷帶來糾紛，甚至在1955年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後對其經濟還繼續產生破壞作用。
對另外一個問題，蘇聯也表示反對。莫洛托夫嚴峻地拒絕了艾登提出的關於允許歐洲小國聯合起來的建議。這一建議無疑是反映了邱吉爾的“多瑙河聯邦”的計劃。280 如前所述，1941年12月史達林在莫斯科對艾登第一次談到戰後的目標時，隻是提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1943年蘇聯加進要奧地利承擔責任的條款，乃是克裏姆林宮業已增強自信心的一種尺度。1941年冬，德國軍隊一直在敲著莫斯科的大門，蘇聯正處於時運最壞、聲威最差的時候。有某種跡象可以設想，當時史達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毀之前可能會同盟國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對於西方盟國可能打算保存德國的實力用以對抗蘇聯的做法，自然要加以關注而採取對策了；而讓奧地利獨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國的這一企圖。可是到了1943年，蘇聯著著勝利，使戰後前景完全改觀。單純救亡圖存的問題不復存在了。德國的侵略狂瀾已被堵住，而且已經逆轉了。基輔解放在即。首先是納粹侵略者給蘇聯本身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就使賠償損失成為蘇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向一個剛恢復完全獨立的國家索取賠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國家如果承擔：“對戰爭的全部責任”，那就可以據理向其索取賠償了。
莫斯科會議後三國外長發表的比較全麵的公報被視為三國協調的新跡象，受到評論界的歡迎。在這一片讚揚聲中，關於奧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變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聲仍然可聞。12月2 日，《泰晤士報》就發表了一篇社論，一方麵祝賀莫斯科會議不採取公開宣布對待具體國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麵指出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這一良好準則的例外”。《泰晤士報》認為，毫無疑問，奧地利人急切地等待著聯合國家把他們從希特勒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也毫無疑問，全體奧地利人將有決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國家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存在於歐洲，它的政治組織，尤其是經濟組織，與1919年所建立的組織根本不同。《泰晤士報》說，這種政治和經濟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誠然得到了承認。但是，對整個歐洲的未來組織應該首先作出決定，然後才能對具體國家的前途作出明細的決定，而且決定的內容是受組織的性質製約的。這項原則運用於“奧地利問題具有特殊的說服力”。281 顯而易見，邱吉爾在設計多瑙河國家聯邦時就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史汀生在考慮奧地利的經濟生存能力時也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這一觀點，在英國得到了其他方麵的支持。但實際上，這種對於整個歐洲組織的關切，由於戰後“鐵幕”把東歐和歐洲其餘部分隔絕開來而落得一場空。何況，麻煩的程度更甚於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種模稜兩可的成分引進了戰後處理奧地利的計劃，使奧地利永遠不能擺脫。一方麵，它是遭受“侵略之害”，應“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因此，按理應當受到與其他被德國占領過的國家如法蘭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等國同樣的待遇。另一方麵它又是“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的，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據此推理，它應受到與德國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懲罰。英美兩國代表當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慮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們對於維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卻並不十分成功。
在所有這一切情況中，似乎很有理由指望1943年三國代表在莫斯科坐下來討論奧地利問題時，對於宣布279 一項總政策會不難達成協議。事實井非如此。在1955年，可以得到的對當時發生的情況敘述最詳的材料是美國代表團成員菲利普·e ·莫斯利的記載。他說，艾登、科德爾·赫爾和莫洛托夫三人在首次會談中都同意發表一項關於奧地利的聲明，鼓勵奧地利人“為本身解放作出貢獻”，並允許他們獨立。這樣一個聲明的草案是事前在倫敦和華盛頓分別準備的，到莫斯科作了比較，英國人寧願採用美國的文本。因此這一丈本就“借給”了英國人，由艾登在會上提出，其後提交由威廉·斯特朗爵土（聯合王國）、詹姆斯·c ·鄧恩（美國）和安德烈·維辛斯基（蘇聯）組成的起草委員會。
就在這時候，蘇聯的政策第一次顯示出有了變動。在起草委員會的幾次冗長的會議上，維辛斯基堅持要另加一條，斷然地強使奧地利承擔“政治上和物質上對戰爭的全部責任”。英國和美國代表立即予以反駁，他們認為這與三國已宣布的目標，即把奧地利當作侵略的受害者來對待，顯然是前後矛盾的。他們爭辯說，奧地利不僅在被德國併吞後不丙是一個國家，因而對1939年及以後希特勒的行動絕對不能負責，而且，提出“物質上的”責任，意味著奧地利要接受賠償的要求。要求賠償與公開聲稱希望重新確定奧地利的獨立，兩者幾乎是互相牴觸的。不管怎樣，奧地利經濟的全部資源隻能補償德國戰爭破壞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他們雖然抵製，維辛斯基還是固執己見。最後英美兩國代表作了這樣一種程度的讓步，把那條修改成“奧地利……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戰，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這仍然是不幸的一句活。實際上還不止是一句不幸的話。這種讓步雖然是真心誠意地為了想像中的盟國團結的利益而作出的，但現在回顧起來，卻鑄成了大借，給戰後處理奧地利問題經年累月不斷帶來糾紛，甚至在1955年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後對其經濟還繼續產生破壞作用。
對另外一個問題，蘇聯也表示反對。莫洛托夫嚴峻地拒絕了艾登提出的關於允許歐洲小國聯合起來的建議。這一建議無疑是反映了邱吉爾的“多瑙河聯邦”的計劃。280 如前所述，1941年12月史達林在莫斯科對艾登第一次談到戰後的目標時，隻是提到把奧地利恢復為一個獨立國。1943年蘇聯加進要奧地利承擔責任的條款，乃是克裏姆林宮業已增強自信心的一種尺度。1941年冬，德國軍隊一直在敲著莫斯科的大門，蘇聯正處於時運最壞、聲威最差的時候。有某種跡象可以設想，當時史達林甚至相佰希特勒在其全部力量被摧毀之前可能會同盟國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對於西方盟國可能打算保存德國的實力用以對抗蘇聯的做法，自然要加以關注而採取對策了；而讓奧地利獨立就可以抵消西方盟國的這一企圖。可是到了1943年，蘇聯著著勝利，使戰後前景完全改觀。單純救亡圖存的問題不復存在了。德國的侵略狂瀾已被堵住，而且已經逆轉了。基輔解放在即。首先是納粹侵略者給蘇聯本身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這就使賠償損失成為蘇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了。向一個剛恢復完全獨立的國家索取賠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國家如果承擔：“對戰爭的全部責任”，那就可以據理向其索取賠償了。
莫斯科會議後三國外長發表的比較全麵的公報被視為三國協調的新跡象，受到評論界的歡迎。在這一片讚揚聲中，關於奧地利的宣言很自然地變得微不足道了。但是警告之聲仍然可聞。12月2 日，《泰晤士報》就發表了一篇社論，一方麵祝賀莫斯科會議不採取公開宣布對待具體國家的政策的做法，一方麵指出關於奧地利的宣言使人一眼就看出它是“這一良好準則的例外”。《泰晤士報》認為，毫無疑問，奧地利人急切地等待著聯合國家把他們從希特勒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也毫無疑問，全體奧地利人將有決心也有力量使自己的國家作為一個獨立單位存在於歐洲，它的政治組織，尤其是經濟組織，與1919年所建立的組織根本不同。《泰晤士報》說，這種政治和經濟安全的需要在宣言中誠然得到了承認。但是，對整個歐洲的未來組織應該首先作出決定，然後才能對具體國家的前途作出明細的決定，而且決定的內容是受組織的性質製約的。這項原則運用於“奧地利問題具有特殊的說服力”。281 顯而易見，邱吉爾在設計多瑙河國家聯邦時就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史汀生在考慮奧地利的經濟生存能力時也是從這同一觀點出發的。這一觀點，在英國得到了其他方麵的支持。但實際上，這種對於整個歐洲組織的關切，由於戰後“鐵幕”把東歐和歐洲其餘部分隔絕開來而落得一場空。何況，麻煩的程度更甚於此。莫斯科宣言把一種模稜兩可的成分引進了戰後處理奧地利的計劃，使奧地利永遠不能擺脫。一方麵，它是遭受“侵略之害”，應“從德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國家，因此，按理應當受到與其他被德國占領過的國家如法蘭西、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時等國同樣的待遇。另一方麵它又是“參加希特勒德國一方作的，應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據此推理，它應受到與德國本身相同或相似的懲罰。英美兩國代表當年在莫斯科所表示的疑慮證明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們對於維辛斯基初稿的修改卻並不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