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頁
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特賴薩會議上保守派的主旨之一涉及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懺悔教會認為，路德派與國家的聯盟對德國新教教義來說是不幸的，應切斷這種聯繫。比較保守的教徒則認為國家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教會的支持。再則就當時的情況來說，教會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經費短缺將會妨礙急如星火的許多慈善工作和重建工作的進行。但是即使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教會經費所依靠的稅款，也是由國家徵收的。有極其充分的理由證明，考慮教會與國家分離還不是時候。因此反而採取了與盟國當局接近的措施，其結果是盟因管製委員會在翌年1 月的一項決定中繼續維持原定的稅收安排。
三個西方盟國在各自的機構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務部門來處理同教會的關係問題；在英、美方麵，這些部門起初都是教育部門的組成部分，而且因為這些部門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義，所以配備的盡是非宗教人員。美國宗教事務部門的負責人把診一部門的任務規定為：
（1 ）不參加教會改組，它隻能在內部完成；（2 ）保證信仰自由，隻要不被濫用；（3 ）向教會提供一向由政府給予的方便，（4 ）肅清一切納粹分子，嚴防在宗教掩護下復活納粹主義。總之，這一部門的作用是實行監督，而不是給予積極的幫助，這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的總政策是一致的。俄國人雖然似乎沒有建立宗教事務部門，但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他們不迫害教會，也沒有給教會特殊的照顧（除了在某些地區，把牧師和醫生一道列入糧食配給中的第二類）。準許繼續做禮拜，但如前所述，懺悔學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動都被禁止。任何一個教會如果得不到傳教的機會是不能長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國共產黨人施加的比俄國人還要嚴格的那些限製，緩慢地但是必然地驅使教會與政府當局對抗，於是進一步的壓製就接著發生了。然而，教會在任何時候都不曾受到鎮壓，盡管在奧得河以東，德國的傳教士連同他們的會友被波蘭驅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蘭語做禮拜。249 在英占區，宗教事務部門的工作還以隨軍牧師同德岡教職人員的接觸作為補充。1945年10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圖加特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其後又在柏林參加一次宗教儀式，當時他說：“我十分高興，今天能在這裏講道。我作為世界教會的一個僕人來到這裏，向你們伸出友誼之手。”下一個月，英國教會理事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德國。代表團的到達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過英國廣播公司作一次廣播之時，他向德國教會伸出友誼之手，同時呼籲在基督教基礎上有一個新的開端。在法占區，新教的首席隨軍牧師也負責宗教事務。“但是，在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中，都普遍存在著對所有占領當局的失望和不滿情緒。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誤解所造成的。有些軍政府官員對於教會的故時經歷一無所知，而教會方麵則認為這是理當知道之事；另一方麵，盟國對實施其政策的目的幾乎未作明確的解釋。但是即使這些表麵上的障礙已經消除，產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這些原因乃是盟國對德政策的癥結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卻因為新教教會（雖然不是天主教會）是德國唯一公開表示悔罪的團體這一事實而加深了。在特賴薩選出的宗教理事會10月份於斯圖加特會見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時候，他們提交了一份聲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語。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同我們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惱，並負有共同的罪責。我們非常痛苦地說，無窮無盡的災難是通過我們帶給許多民族和國家的。……不錯。我們曾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同可怕地體現在國家社會主義暴力政權中的那種精神作過多年的鬥爭，但是我們要譴責自己沒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證，沒有更加虔誠地進行禱告，沒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沒有以更大的熱忱去相愛。……我們寄希望於上帝，通過各個教會的共同服務，當前日趨強烈的暴力與復仇精神會在全世界得到控製，而唯一能治癒備受折磨的人類的和平與博愛的精神會占優勢。這份聲明不是沒有遇到挑戰。許多比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們當年一向是反對納粹的。也認為向盟國單方麵承認德國的罪責是錯誤的行動。他們之中有人曾這樣說：”歷史上犯罪決不是單方麵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來共同負責的。“天主教教會從大主教到鄉村牧師據25說都一致拒絕接受德國集體犯罪這一觀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說，他雖然尊重斯圖加特聲明的精神，但並不認為這種聲明應在青年人能聽到的範圍內公開發表。”為了影響一個人，你必須承認他的正確與直率之處。“其他的人則認為，盟國沒有理由為自己的勝利而驕傲，因為這是上帝的功勞，而不是人類的武器所能辦得到的事。在這些人士中，對於他們認為盟國想把集體罪責加在德國人民身上那種偽善的做法，懷有很大的憎恨。雖然事實上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緒並未有所改變。甚至斯圖加特聲明的執筆者以及他們的盟國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這個聲明會象凡爾賽條約中的戰爭罪責條款那樣被人加以利用。發起斯圖加特聲明的懺悔教會領導人回答這些批評說：擔心自己的行動被人利用來反對自己，不能作為一種藉口不去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改悔若以別人的改悔為條件，則將失去其價值。在新教教會領導人看來，他們過去挺身反對納粹以及現在始終反對上述批評的事實，應該受到盟國的尊敬。同樣那些責怪自己沒有充分發言反對納粹的人也決心不再重犯這個錯誤。大家認為，教會已經從戰爭中作為這樣的一個團體而出現，它能夠在沒有德國政府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戰士來為戰敗的國家而工作。而且他們發現盟國政策中有許多東西是他們所不喜歡的，是他們認為背離戰爭時期所許下的諾言的。德國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東部，糧食與燃料的匱乏，設備的拆除，煤炭的輸出，戰俘未能遣返，甚至當局不願給教會辦的報紙配給紙張，所有這些都被譴責為錯誤的。非納粹化的範圍和做法，以及納粹分子未經審訊就被關押，都是造成不滿的特殊原因。教會力求由自己來決定在其內部合乎需要的非納粹化範圍，而要促使它們合作來實施盟國的法律是頗費周折的；在英占區，不得不用命令來迫使天主教教會實施盟國法律。但是教會曾經抵抗過納粹，在盟國麵前無意於卑躬屈膝；誠然，它們相信，它們今後要在這個國家樹立權威就得取決於現在的不屈不撓。武爾姆主教在答覆大主教的廣播講話時寫道：我們以嚴肅的責任感和關心來提請你注意，盟國的勝利251 並不單純是善對惡的勝利。隨著對我國的軍事征服和占領而來的是對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動，此種行動在盟國國內也激起了同樣的憤憤不平。從那時起，在某些占領區採取非納粹化措施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也並不總是經過深思熟慮，給人以更高度的正義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後一批原料和機器從德國那些與軍備生產毫不相幹的工業部門拿定的時候，向德國人民發出的許多呼籲，要他們設法自救，從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來，聽起來隻是一種嘲弄。誰也講不出目前在德國東部上演的悲劇嚴重到何等程度。但看來我們必須作這樣的設想：它將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成為犧牲品。紅衣主教福爾哈貝爾和巴代利亞新教主教邁澤爾於1945年12月聯名要求美國當局盡快處理政治逮捕案件，給予囚犯家屬通信的優惠待遇，並放寬關於限製發給老年有病者養老金的規定。1946年春，由科隆的紅衣主教弗林斯和萊茵蘭的主教們就有關在俄國及其他地方德國戰俘的命運共同簽署了一份嚴重抗議書，並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壇上宣讀，結果成為一種正義的呼籲。後來，在1946—1947年冬，紅衣主教弗林斯因說了下麵的話而使占領當局頗為憤慨，他說：”我們也許阻止不了個別人拿走維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東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請求來獲得那些東西的活。“
三個西方盟國在各自的機構中成立了小型宗教事務部門來處理同教會的關係問題；在英、美方麵，這些部門起初都是教育部門的組成部分，而且因為這些部門涉及的都是行政管理工作而不是教義，所以配備的盡是非宗教人員。美國宗教事務部門的負責人把診一部門的任務規定為：
（1 ）不參加教會改組，它隻能在內部完成；（2 ）保證信仰自由，隻要不被濫用；（3 ）向教會提供一向由政府給予的方便，（4 ）肅清一切納粹分子，嚴防在宗教掩護下復活納粹主義。總之，這一部門的作用是實行監督，而不是給予積極的幫助，這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的總政策是一致的。俄國人雖然似乎沒有建立宗教事務部門，但也採取同樣的態度。他們不迫害教會，也沒有給教會特殊的照顧（除了在某些地區，把牧師和醫生一道列入糧食配給中的第二類）。準許繼續做禮拜，但如前所述，懺悔學校和一切青年宗教活動都被禁止。任何一個教會如果得不到傳教的機會是不能長期存在下去的，而德國共產黨人施加的比俄國人還要嚴格的那些限製，緩慢地但是必然地驅使教會與政府當局對抗，於是進一步的壓製就接著發生了。然而，教會在任何時候都不曾受到鎮壓，盡管在奧得河以東，德國的傳教士連同他們的會友被波蘭驅逐出境，而且要求新教和天主教用波蘭語做禮拜。249 在英占區，宗教事務部門的工作還以隨軍牧師同德岡教職人員的接觸作為補充。1945年10月，奇切斯特的主教出席了在斯圖加特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會議，其後又在柏林參加一次宗教儀式，當時他說：“我十分高興，今天能在這裏講道。我作為世界教會的一個僕人來到這裏，向你們伸出友誼之手。”下一個月，英國教會理事會的一個代表團訪問了德國。代表團的到達正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通過英國廣播公司作一次廣播之時，他向德國教會伸出友誼之手，同時呼籲在基督教基礎上有一個新的開端。在法占區，新教的首席隨軍牧師也負責宗教事務。“但是，在新教教會和天主教教會中，都普遍存在著對所有占領當局的失望和不滿情緒。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由於誤解所造成的。有些軍政府官員對於教會的故時經歷一無所知，而教會方麵則認為這是理當知道之事；另一方麵，盟國對實施其政策的目的幾乎未作明確的解釋。但是即使這些表麵上的障礙已經消除，產生分歧的其他原因依然存在，而這些原因乃是盟國對德政策的癥結所在。奇怪的是，那些分歧卻因為新教教會（雖然不是天主教會）是德國唯一公開表示悔罪的團體這一事實而加深了。在特賴薩選出的宗教理事會10月份於斯圖加特會見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時候，他們提交了一份聲明，其中有如下的言語。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同我們的人民一道感到十分苦惱，並負有共同的罪責。我們非常痛苦地說，無窮無盡的災難是通過我們帶給許多民族和國家的。……不錯。我們曾以耶穌基督的名義同可怕地體現在國家社會主義暴力政權中的那種精神作過多年的鬥爭，但是我們要譴責自己沒有更加勇敢地挺身作證，沒有更加虔誠地進行禱告，沒有以更愉快的心情去信仰，沒有以更大的熱忱去相愛。……我們寄希望於上帝，通過各個教會的共同服務，當前日趨強烈的暴力與復仇精神會在全世界得到控製，而唯一能治癒備受折磨的人類的和平與博愛的精神會占優勢。這份聲明不是沒有遇到挑戰。許多比較保守的教徒，即使他們當年一向是反對納粹的。也認為向盟國單方麵承認德國的罪責是錯誤的行動。他們之中有人曾這樣說：”歷史上犯罪決不是單方麵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來共同負責的。“天主教教會從大主教到鄉村牧師據25說都一致拒絕接受德國集體犯罪這一觀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說，他雖然尊重斯圖加特聲明的精神，但並不認為這種聲明應在青年人能聽到的範圍內公開發表。”為了影響一個人，你必須承認他的正確與直率之處。“其他的人則認為，盟國沒有理由為自己的勝利而驕傲，因為這是上帝的功勞，而不是人類的武器所能辦得到的事。在這些人士中，對於他們認為盟國想把集體罪責加在德國人民身上那種偽善的做法，懷有很大的憎恨。雖然事實上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緒並未有所改變。甚至斯圖加特聲明的執筆者以及他們的盟國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這個聲明會象凡爾賽條約中的戰爭罪責條款那樣被人加以利用。發起斯圖加特聲明的懺悔教會領導人回答這些批評說：擔心自己的行動被人利用來反對自己，不能作為一種藉口不去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改悔若以別人的改悔為條件，則將失去其價值。在新教教會領導人看來，他們過去挺身反對納粹以及現在始終反對上述批評的事實，應該受到盟國的尊敬。同樣那些責怪自己沒有充分發言反對納粹的人也決心不再重犯這個錯誤。大家認為，教會已經從戰爭中作為這樣的一個團體而出現，它能夠在沒有德國政府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戰士來為戰敗的國家而工作。而且他們發現盟國政策中有許多東西是他們所不喜歡的，是他們認為背離戰爭時期所許下的諾言的。德國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東部，糧食與燃料的匱乏，設備的拆除，煤炭的輸出，戰俘未能遣返，甚至當局不願給教會辦的報紙配給紙張，所有這些都被譴責為錯誤的。非納粹化的範圍和做法，以及納粹分子未經審訊就被關押，都是造成不滿的特殊原因。教會力求由自己來決定在其內部合乎需要的非納粹化範圍，而要促使它們合作來實施盟國的法律是頗費周折的；在英占區，不得不用命令來迫使天主教教會實施盟國法律。但是教會曾經抵抗過納粹，在盟國麵前無意於卑躬屈膝；誠然，它們相信，它們今後要在這個國家樹立權威就得取決於現在的不屈不撓。武爾姆主教在答覆大主教的廣播講話時寫道：我們以嚴肅的責任感和關心來提請你注意，盟國的勝利251 並不單純是善對惡的勝利。隨著對我國的軍事征服和占領而來的是對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動，此種行動在盟國國內也激起了同樣的憤憤不平。從那時起，在某些占領區採取非納粹化措施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也並不總是經過深思熟慮，給人以更高度的正義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後一批原料和機器從德國那些與軍備生產毫不相幹的工業部門拿定的時候，向德國人民發出的許多呼籲，要他們設法自救，從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來，聽起來隻是一種嘲弄。誰也講不出目前在德國東部上演的悲劇嚴重到何等程度。但看來我們必須作這樣的設想：它將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成為犧牲品。紅衣主教福爾哈貝爾和巴代利亞新教主教邁澤爾於1945年12月聯名要求美國當局盡快處理政治逮捕案件，給予囚犯家屬通信的優惠待遇，並放寬關於限製發給老年有病者養老金的規定。1946年春，由科隆的紅衣主教弗林斯和萊茵蘭的主教們就有關在俄國及其他地方德國戰俘的命運共同簽署了一份嚴重抗議書，並按指示在所有天主教堂的布道壇上宣讀，結果成為一種正義的呼籲。後來，在1946—1947年冬，紅衣主教弗林斯因說了下麵的話而使占領當局頗為憤慨，他說：”我們也許阻止不了個別人拿走維持其生命和健康所迫切需要的東西，如果他不能靠工作或請求來獲得那些東西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