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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問題還不止於此。在本章的較前部分，我們分析了一些特性，經驗證明這些特性在比較狂熱的納粹主義信徒身上經常表現出來。顯而易見，隻要這類特性在德國普遍存在，就會出現一種趨勢，要求德國的組織製度採用與這類特性相協調的形式，有些心理學家宣稱，這類特性的終極原因可以從下述情況中找到：一個嚴厲和暴戾的父親對孩子和母親進行極端的統治，而這個父親卻被認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須設法仿效他。孩子在試圖仿效他的時候，就要抑製本身所存在的與母親有聯繫的溫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親，這種疑慮又在他們的內心中產生一種不安全感。這種解釋似乎過於獨創，也過於簡單化了，但卻有力地說明了德國特性的產生根源在於德國的家庭傳統，在於德國的教育製度，也在於其他許多組織製度，使成長中的德國人樹立起這種人生觀。果然如此的話，隻要這些傳統和組織製度原封不動，指望根本改變德國人的特性和人生觀則是白費心機。著手改革那些組織製度的盟國官員們隻想運用社會科學調查的結果來對形勢施加壓力，他們始終沒有低估行將遇到的重重困難。但他們非常清楚，他們不能指望他們推行的改革會紮下根來，除非他們能夠說服足夠多的德國人相信這種改革是合乎需要的。至於其他德國人，他們一定會憎恨改革是對他們最珍愛的傳統的打擊。光靠發號施令是不夠的，需要設法使信服的火焰在少數人中煽起，在多數人中點燃。
如果說問題是重大的，那末結局也是存亡攸關的。因為在德國，要是能有這樣一個政府，雖然無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種民主，但卻不受征服欲的影響，毫無使用武力以追求這種欲望的決心，則世界和平將會更大地得到保證。解決德國問題的一個真正自由主義的辦法可能在一開始是徒勞無益的，但這一辦法不至於使政權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手中。這就是為什麽說為德國的靈魂而鬥爭——德國和外國人都可望同時進行鬥爭——是我們當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場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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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第三帝國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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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時間：20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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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急救，1945年5月至8月
我所統率的盟國軍隊現在已進駐德國。我們來此的身分是征服者，而不是壓迫者。在我所統率的部隊占領的德國地區內，我們要剷除納粹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我們要推翻納粹統治，解散納粹黨，廢除納粹黨所製定的那些殘酷、壓迫和歧視的法律與製度。我們要把頻頻擾亂世界和平的德國軍國主義連根剷除。軍事頭目和黨的頭目、蓋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惡與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審訊，有罪者給予應得的懲處。
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發布的第一號公告就是這樣寫的。下麵還規定：授予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以軍事總督的最高權力：暫時封閉德國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機構（情況許可時，將批準其重新活動）；命令行政人員留守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發布時，盟軍已於1944年9 月進駐德國了。因此，我們認為頒布此項公告的目的，一部分隻是為了賦予盟國軍政府採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權威，而另一部分則是用作心理戰的一種武器。就此來看，公告的顯著特點是它的否定語氣。可惜找不到類似的俄國文件可資比較。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盟國把根除納粹主義作為首要的作戰目標。但在勝利最後到來之日，從表麵上來看，這是根本不成問題的。納粹分子並不留待盟國來“根除”，他們幾乎不等本國同胞出來把他們攆走，就幹脆溜得無影無蹤了。盟國所麵臨的第一個任務是決定由誰來取代他們的職位。雖然強調把事務交由德國當局去處理，但是有關挑選人員組成德國當局的指導原則卻一直沒有製定出來。第一批美國軍政府人員進入了城鎮，那裏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壞的跡象觸目皆是。他們來到鄉村，家家戶戶掛著白旗，窗根後麵有人在暗中覷望。市長和縣長是從事先提供的名單中挑選出來的。一般的做法是，軍政府官員把市鎮或鄉村裏的神父或牧師、地方學校教師以及少數公民叫來，要他們提出市長或縣66長的人選。開了幾次會，再盡可能地進行多次調查……進出了一個臨時行政長官，由他再任命其他專職負責人，諸如警察、消防隊長、糧食辦公室主任、地方文書、機動車管理員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員。
初期的軍政府工作隊是從不適合實戰的官兵中挑選的。理由很明顯，軍隊中最能幹最活躍的人抽調不出，因為戰爭尚待奪取勝利。特別是在美國，曾經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資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數來自技術界（例如公共衛生工作人員或市鎮測量員），而來自德國一般行政機構或知識界的人較少。被選中的人大多參加訓練班（有時為了消磨掉整裝待命的那段時光，學了許多項目），但訓練過程中用於學習軍事組織和武器使用的時間和熟悉德國社會結構的時間各占一半。大量情報寫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轉瓢可能運用這些材料的人員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則更少。有關人員中有一小部分會講德語，在美國部隊中會講地道德語的往往是德國人的後裔。這種情況勢必使他們的看法帶上一種色彩，利弊各半。占領初期，軍政府工作人員不可避免地要靠當地居民提供意見，而且更多地依賴那種能夠提供意見的人。在西方國家占領區，征尚的意見多半帶有保守性。舉例來說，會講英語是舉足輕重的，但工人通常不會，而從秘書的魅人外表來看，這些人也許是唯一會講英語的人，其實並非如此。許多官員因為知道教會是反抗納粹主義的，所以他們認為信任當地聖職人員是無可非議的，殊不知許多德國神父或牧師的社會觀念是多麽保守。因此徵詢來的有些意見並不比其他人的意見正確可靠。有的官員指望依靠過去被納粹解職的人，他們至少有些行政67管理經驗。但許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紀，他們從小就深受舊傳統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適應新的形勢。技術人員傾向於以技術資格來衡量人選，而不考慮其政治上的反對態度，認為這是枝節問題。的確，如果完全不要往日從事經營管理的納粹分子協助，就不能使德國經濟開始活動，雖然這不可能為某個美軍司令部於1945年7 月7 日頒布的一項命令作辯解，該命令使得解除納粹分子在主要崗位上的職務可以斟酌處理而毋須強製執行，這樣就藐視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中的一項主要規定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是，占領德國的地區越大，需要人的單位就越多，因此軍政府工作隊不斷地調動。在海德爾堡，占領的最初三個月內，負責教育和宗教事務的官員就調換了三次，在法蘭克福，兩個月年就調換了四次。由這個工作隊安插的德國人，可能又被下一個工作隊予以解職。迫切需要軍政府官員，致使稍經訓練的人員一派而光，不得不從戰場上直接把戰鬥人員調去擔任職務。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員，但他們要獲得對德國的知識必須走一段艱苦的路程。
如果說問題是重大的，那末結局也是存亡攸關的。因為在德國，要是能有這樣一個政府，雖然無需具有象西方含意的那種民主，但卻不受征服欲的影響，毫無使用武力以追求這種欲望的決心，則世界和平將會更大地得到保證。解決德國問題的一個真正自由主義的辦法可能在一開始是徒勞無益的，但這一辦法不至於使政權不可避免地落到侵略性的民族主義手中。這就是為什麽說為德國的靈魂而鬥爭——德國和外國人都可望同時進行鬥爭——是我們當代最需要全力以赴的一場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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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統率的盟國軍隊現在已進駐德國。我們來此的身分是征服者，而不是壓迫者。在我所統率的部隊占領的德國地區內，我們要剷除納粹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我們要推翻納粹統治，解散納粹黨，廢除納粹黨所製定的那些殘酷、壓迫和歧視的法律與製度。我們要把頻頻擾亂世界和平的德國軍國主義連根剷除。軍事頭目和黨的頭目、蓋世大保以及犯有其他罪惡與暴行的嫌疑犯要予以審訊，有罪者給予應得的懲處。
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發布的第一號公告就是這樣寫的。下麵還規定：授予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以軍事總督的最高權力：暫時封閉德國的一切法庭和教育機構（情況許可時，將批準其重新活動）；命令行政人員留守崗位，等候通知。公告首次發布時，盟軍已於1944年9 月進駐德國了。因此，我們認為頒布此項公告的目的，一部分隻是為了賦予盟國軍政府採取初步必要措施的合法權威，而另一部分則是用作心理戰的一種武器。就此來看，公告的顯著特點是它的否定語氣。可惜找不到類似的俄國文件可資比較。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盟國把根除納粹主義作為首要的作戰目標。但在勝利最後到來之日，從表麵上來看，這是根本不成問題的。納粹分子並不留待盟國來“根除”，他們幾乎不等本國同胞出來把他們攆走，就幹脆溜得無影無蹤了。盟國所麵臨的第一個任務是決定由誰來取代他們的職位。雖然強調把事務交由德國當局去處理，但是有關挑選人員組成德國當局的指導原則卻一直沒有製定出來。第一批美國軍政府人員進入了城鎮，那裏是一片沉寂，死亡和破壞的跡象觸目皆是。他們來到鄉村，家家戶戶掛著白旗，窗根後麵有人在暗中覷望。市長和縣長是從事先提供的名單中挑選出來的。一般的做法是，軍政府官員把市鎮或鄉村裏的神父或牧師、地方學校教師以及少數公民叫來，要他們提出市長或縣66長的人選。開了幾次會，再盡可能地進行多次調查……進出了一個臨時行政長官，由他再任命其他專職負責人，諸如警察、消防隊長、糧食辦公室主任、地方文書、機動車管理員以及其他必需的行政人員。
初期的軍政府工作隊是從不適合實戰的官兵中挑選的。理由很明顯，軍隊中最能幹最活躍的人抽調不出，因為戰爭尚待奪取勝利。特別是在美國，曾經打算招募具有特殊資格的新人，但招募的人中，多數來自技術界（例如公共衛生工作人員或市鎮測量員），而來自德國一般行政機構或知識界的人較少。被選中的人大多參加訓練班（有時為了消磨掉整裝待命的那段時光，學了許多項目），但訓練過程中用於學習軍事組織和武器使用的時間和熟悉德國社會結構的時間各占一半。大量情報寫成了材料，可是很少一部分轉瓢可能運用這些材料的人員手中，能被吸收掌握的部分則更少。有關人員中有一小部分會講德語，在美國部隊中會講地道德語的往往是德國人的後裔。這種情況勢必使他們的看法帶上一種色彩，利弊各半。占領初期，軍政府工作人員不可避免地要靠當地居民提供意見，而且更多地依賴那種能夠提供意見的人。在西方國家占領區，征尚的意見多半帶有保守性。舉例來說，會講英語是舉足輕重的，但工人通常不會，而從秘書的魅人外表來看，這些人也許是唯一會講英語的人，其實並非如此。許多官員因為知道教會是反抗納粹主義的，所以他們認為信任當地聖職人員是無可非議的，殊不知許多德國神父或牧師的社會觀念是多麽保守。因此徵詢來的有些意見並不比其他人的意見正確可靠。有的官員指望依靠過去被納粹解職的人，他們至少有些行政67管理經驗。但許多人必然已上了年紀，他們從小就深受舊傳統的薰陶，不一定都能適應新的形勢。技術人員傾向於以技術資格來衡量人選，而不考慮其政治上的反對態度，認為這是枝節問題。的確，如果完全不要往日從事經營管理的納粹分子協助，就不能使德國經濟開始活動，雖然這不可能為某個美軍司令部於1945年7 月7 日頒布的一項命令作辯解，該命令使得解除納粹分子在主要崗位上的職務可以斟酌處理而毋須強製執行，這樣就藐視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第一○六七號指令中的一項主要規定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是，占領德國的地區越大，需要人的單位就越多，因此軍政府工作隊不斷地調動。在海德爾堡，占領的最初三個月內，負責教育和宗教事務的官員就調換了三次，在法蘭克福，兩個月年就調換了四次。由這個工作隊安插的德國人，可能又被下一個工作隊予以解職。迫切需要軍政府官員，致使稍經訓練的人員一派而光，不得不從戰場上直接把戰鬥人員調去擔任職務。這批人中有一些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員，但他們要獲得對德國的知識必須走一段艱苦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