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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總之，邱吉爾同羅斯福都不喜歡“對一個我們尚未占領的國家擬訂計劃”。他在1944年末給艾登的信中說：無論是在這場鬥爭剛剛結束，或者是在感情興奮激烈之後不可避免地緊接著要變得冷靜的時候，一個受過摧殘而震顫的世界上那種百感交集的情緒，要想在小小的篇幅裏都寫出來，那是錯誤的。這股令人生畏的感情浪潮支配著大多數人的頭腦，而不隨大流的人往往不僅會變得孤掌難鳴，而且毫無用處。在這些世事中我們所得到的啟示是一步一步地得來的，或者充其量也隻能先走一兩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盡量把個人的決定保留到所有目前還潛伏著的事實和力量都顯示出來。
這種觀點，毫無疑問，使得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們把這一政策描述為“不僅是對德國採取強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規避討論德國前途的公式”。往往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挫傷了希特勒集團內部反對派的情緒，使得德國在蘇軍到達歐洲心髒地區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爾在回憶錄中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見，他對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但我們不要忘記以下四點。第一，在兩次大戰中間，德國的民族主義者用來“博取同情的”主要論據之一是這種誇張失實的說法，即盟國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條件；1945年以後德國人一再企圖讓他們的征服者按海牙陸戰公約承擔明確義務，由此看來，他們一旦找到機會就會重蹈覆轍。第二，作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國人確信侵略是得不償失的。如果接受了一個德國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條件，上述教訓就會被遺忘殆盡，正如1918年發生的情況一樣，因為今後世世代代的人會爭辯說：要不是提出投降條件的人在國家背後戳了一刀，戰敗的命運是能夠避免的。德軍必須抵抗到底並在戰場上忍受明顯的失敗。第三，即使反納粹的反叛集團力量很強大，能夠上台，對於那時盟國註定要堅持的條件，他們是否願意稍加考慮，也是頗為可疑的。“我記得有好幾次曾試圖起草能使征服德國者息怒的媾和條件。寫出來後，它們競是如此駭人，而且事實上絕不能辦到，以致把它們公布出來，隻會刺激德國人抵抗得更厲害。”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於無條件投降，那就勢必引起俄國人對盟國的懷疑，大大增加蘇聯同德國單獨媾和的危險。如果史達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個意圖行動的話，即一旦把最後一名德國人驅逐出俄國領土，就停止進軍，那麽英美兩國的任務將大為複雜化。這種障礙實際上並沒有消除，因為據說史達林一直贊同起草確切的投降條件。
如果說決心把擬定德國投降條件的工作推遲到最後一刻鍾是一種明智的政策，那麽聽任感情用事，隨意違背這個方針，就無意義了。要麽對那些由專家們經過長期研究後草擬的方案加以仔細研究，要麽對這個問題幹脆迴避。實際情況是這樣，問題在最高一級談談停停地討33論過幾次，而且討論時沒有任何背景材料。具體地說，邱吉爾麵對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麽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強烈地反對〔限製德國工業的主張〕。但是總統，還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們都要問他——是那麽堅持，最後我們就同意考慮。”當時艾登不在場（他一經得悉有關情況，立即趕到魁北克並激烈譴責該方案）。魁北克會議期間，邱吉爾的主要民事顧問恰巧是徹偉爾勳爵，據科德爾·赫爾說，他敦促邱吉爾同意，因為他為這樣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辦法去做，英國可以解決戰後出口貿易的難題，這個問題在倫敦正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同時，總統最後作出讓步，同意英國提出的以德國西北部作為英國占領區的要求。這一點同艾德禮委員會最初建議的，並為歐洲諮詢委員會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時間總統要求讓美國掌握德國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運輸。“英國的參謀人員認為原計劃比較好，還看到如果要改變計劃，將引起許多不便和混亂。”據說英國的海軍急於要控製德國的海軍基地和船塢。為了妥協，對原方案略加調整，把不萊梅一地劃出，交給美方管理，並同意美方有權使用從不萊梅到南德的鐵路。同羅斯福總統的處境一樣，邱吉爾在魁北克會議期間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的主要外事顧問也不在場。他告訴我們說，他沒有時間仔細審查那個計劃，並且說，他在回顧此事時，肯定不覺得他當真會受其約束。或許他也是“屈從於一位忠實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
盟國方麵曾屢次試圖把“無條件投降”政策降低調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釋一下。根據上述種種理由，首相不大同意這樣做。“打算向德國提出的實際條件，如果詳細列明的話，決沒有向他們重新保證的意思。”但是他認識到把德國人“都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堅強的硬於到底的集團，對他們是沒有什麽希望的”。他已經作過解釋，所謂“無條件投降”就是徹底粉碎敵人進行抵抗的意誌，並不是說盟國想用殘暴的行為玷汙他們勝利的武34器。1944年2 月22日他在下院發表的演說中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想法：“無條件投降”一詞並非意味著德國人將遭到奴役或毀滅，然而它具有這樣的意思：在德國投降時，盟國將不受任何條約或義務的約束。譬如說，大西洋憲章不能當作一種權利適用於德國，這將是毫無疑問的。……無條件投降意味著勝利者有權放手行事，但並不是說勝利者有權野蠻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說勝利者想把德國從歐洲各國的地圖上抹掉。如果說我們受約束的話，我們對文明的良心就是唯一的約束。
這種觀點，毫無疑問，使得無條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們把這一政策描述為“不僅是對德國採取強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規避討論德國前途的公式”。往往有人提出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這種政策挫傷了希特勒集團內部反對派的情緒，使得德國在蘇軍到達歐洲心髒地區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爾在回憶錄中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見，他對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但我們不要忘記以下四點。第一，在兩次大戰中間，德國的民族主義者用來“博取同情的”主要論據之一是這種誇張失實的說法，即盟國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條件；1945年以後德國人一再企圖讓他們的征服者按海牙陸戰公約承擔明確義務，由此看來，他們一旦找到機會就會重蹈覆轍。第二，作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國人確信侵略是得不償失的。如果接受了一個德國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條件，上述教訓就會被遺忘殆盡，正如1918年發生的情況一樣，因為今後世世代代的人會爭辯說：要不是提出投降條件的人在國家背後戳了一刀，戰敗的命運是能夠避免的。德軍必須抵抗到底並在戰場上忍受明顯的失敗。第三，即使反納粹的反叛集團力量很強大，能夠上台，對於那時盟國註定要堅持的條件，他們是否願意稍加考慮，也是頗為可疑的。“我記得有好幾次曾試圖起草能使征服德國者息怒的媾和條件。寫出來後，它們競是如此駭人，而且事實上絕不能辦到，以致把它們公布出來，隻會刺激德國人抵抗得更厲害。”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於無條件投降，那就勢必引起俄國人對盟國的懷疑，大大增加蘇聯同德國單獨媾和的危險。如果史達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個意圖行動的話，即一旦把最後一名德國人驅逐出俄國領土，就停止進軍，那麽英美兩國的任務將大為複雜化。這種障礙實際上並沒有消除，因為據說史達林一直贊同起草確切的投降條件。
如果說決心把擬定德國投降條件的工作推遲到最後一刻鍾是一種明智的政策，那麽聽任感情用事，隨意違背這個方針，就無意義了。要麽對那些由專家們經過長期研究後草擬的方案加以仔細研究，要麽對這個問題幹脆迴避。實際情況是這樣，問題在最高一級談談停停地討33論過幾次，而且討論時沒有任何背景材料。具體地說，邱吉爾麵對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麽經過深思熟慮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強烈地反對〔限製德國工業的主張〕。但是總統，還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們都要問他——是那麽堅持，最後我們就同意考慮。”當時艾登不在場（他一經得悉有關情況，立即趕到魁北克並激烈譴責該方案）。魁北克會議期間，邱吉爾的主要民事顧問恰巧是徹偉爾勳爵，據科德爾·赫爾說，他敦促邱吉爾同意，因為他為這樣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辦法去做，英國可以解決戰後出口貿易的難題，這個問題在倫敦正引起愈來愈多的關注。同時，總統最後作出讓步，同意英國提出的以德國西北部作為英國占領區的要求。這一點同艾德禮委員會最初建議的，並為歐洲諮詢委員會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時間總統要求讓美國掌握德國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運輸。“英國的參謀人員認為原計劃比較好，還看到如果要改變計劃，將引起許多不便和混亂。”據說英國的海軍急於要控製德國的海軍基地和船塢。為了妥協，對原方案略加調整，把不萊梅一地劃出，交給美方管理，並同意美方有權使用從不萊梅到南德的鐵路。同羅斯福總統的處境一樣，邱吉爾在魁北克會議期間討論外交政策時，他的主要外事顧問也不在場。他告訴我們說，他沒有時間仔細審查那個計劃，並且說，他在回顧此事時，肯定不覺得他當真會受其約束。或許他也是“屈從於一位忠實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
盟國方麵曾屢次試圖把“無條件投降”政策降低調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釋一下。根據上述種種理由，首相不大同意這樣做。“打算向德國提出的實際條件，如果詳細列明的話，決沒有向他們重新保證的意思。”但是他認識到把德國人“都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堅強的硬於到底的集團，對他們是沒有什麽希望的”。他已經作過解釋，所謂“無條件投降”就是徹底粉碎敵人進行抵抗的意誌，並不是說盟國想用殘暴的行為玷汙他們勝利的武34器。1944年2 月22日他在下院發表的演說中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想法：“無條件投降”一詞並非意味著德國人將遭到奴役或毀滅，然而它具有這樣的意思：在德國投降時，盟國將不受任何條約或義務的約束。譬如說，大西洋憲章不能當作一種權利適用於德國，這將是毫無疑問的。……無條件投降意味著勝利者有權放手行事，但並不是說勝利者有權野蠻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說勝利者想把德國從歐洲各國的地圖上抹掉。如果說我們受約束的話，我們對文明的良心就是唯一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