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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國人處理德國問題的指導思想是：納粹分子作惡多端，對他們必須採取嚴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國改造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對世界的前途來說，美蘇友誼至關重要（對英關係不適當地過於親密可能會幹擾美蘇友誼）。所有這些指導思想都被視為信條，其正確性無需懷疑；雖然其中每一條都可以找到證據來說明其可行，但是實在沒有理由說其中任何一條是以冷靜研究一切客觀事實為依據的。所以把每一條付諸實施時都可能證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會毫不猶豫或毫無遺憾地對之進行更改。此外，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1944—1945年期間的對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議的少數人27來擬訂的。一旦其中死了幾個，換了幾個，就會由新的班子來掌權，從而採取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一問題。
那股衝動的勁頭和不穩定性不僅表現在官方政策方麵。按照美國軍隊的傳統，前線指揮官在戰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較大的機動處置之權，作為軍政府的首腦自然也享有這種權力。他們之所以擔當這種職務是由於有將軍頭銜而非由於他們對德國或對政治有知識。所以在美國占領區內，各個地方實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麵，德國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國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行為難以捉摸。他們一會兒板著麵孔固執得很，一會兒又變得和藹可親，伸手遞糖果給你了。他們的指揮官就議論過這樣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對聳人聽聞的克龍貝格城堡珠寶盜竊案負責的部隊，“在法蘭克福的地下貴重物品儲藏室裏發現了價值將近三億美元的金條，還有價值以百萬美元計的非貨幣黃金、珠寶以及保證物歸原主的文書”。
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對任何一個戰勝國來說，最適宜的政策莫過於寬嚴結合，恩威兼施，而這也是1945年以後在德國最有把握獲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寬與嚴、恩與威掌握得恰到好處，這是極端困難的。但重要的是在全過程中要使兩種要素都起作用。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以求均衡，結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國的傾向就是兩頭搖擺。對美國政策的主要批評意見就在於此。對於一個初次充當國際舞台領導角色的國家來說，產生這種政策上的搖擺性也是不足為奇的。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誠意，人們通常是不會以錯誤視之的，而當實踐證明需要改變時，勇於改變意見，這也不會使人感到遺憾。如果美國堅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長期以來對美國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沒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態發展畢竟是這樣：如果沒有美國的寬宏大量、熱情和力量，德國的情景一定會變得更為暗淡。
第二節 英國
張伯倫在對德宣戰時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不是同你們，同德國人民作戰”，這樣就不僅給英國的宣傳提供了一個主題，同時也表達了他的許多同胞的情感。當然，隻是許多同胞，並非全體同胞。兩周以後，《笨拙》周刊刊載了a ·p ·赫伯特（現在是艾倫·赫伯特爵士）所寫的一首詩，題為：
《沒有糾紛？》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音樂、詩歌和啤酒實獲其心。
盡管如此，他們討厭地不止一次
挑選出個傻瓜來統治——而且雀躍歡忻。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但砸爛公用壇罐的並非別人。
每一次戰火都是他們燃起，
是僅僅偶然巧合，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華格納的作品的確精美絕倫。
但他們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軌胡來，
頂好是讓他們斷子絕孫。
我們同德國人沒有糾紛，
他們的事務當然不用我們操心：
不過看來隻有大動一次手術
（針對心髒和頭腦）才能起死回生！
在英國，關於戰爭目標的討論絕大部分是圍繞“好日耳曼人”這個問題進行的。1940年發生的事件給公眾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題。有一段時期大多數英國人滿足於追隨邱吉爾的主張，說他們的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勝利”。直至1941年12月，艾登告訴史達林說：“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階段對戰後歐洲的任何國界承擔義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隨著戰敗的陰影在消失，戰後怎麽辦的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解決德國問題的出路在哪裏，難道僅僅是設法尋找合適的德國人並且確保德國政府的權柄掌握在他們手中嗎？難道德國人的性格，或者德國的氣候，或者德國的經濟狀況有什麽因素，使得所有德國人都容易變得野蠻粗暴和具有統治欲嗎？如果是那樣的話，又有什麽指望可以使之改變呢？有一派頑固堅持後一種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範西塔特勳爵，雖然他們極少有人願意麵對德國人不可救藥的論點所產生的必然後果。另外一些人，如e ·h ·卡爾，在對德國人性格的分析上並不一定同前麵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們聲稱，如果採取懲罰、肢解或持續強製的政策，“到頭來將會證明道義上是令人厭惡，物質和人力上是難以辦到，經濟上是倒行逆施”。持這種見解的人時常爭辯說，德國問題隻有放在更大的範29圍內考慮才能得到解決。“把年青一代的德國人造就成為善良的歐洲人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們在重建德國和歐洲的事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提高他們的自尊心。”查塔姆大廈研究小組的成員則採取中間路線，他們在1943年對德國問題進行過研討，認為不管是完全強製的政策，還是全麵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
那股衝動的勁頭和不穩定性不僅表現在官方政策方麵。按照美國軍隊的傳統，前線指揮官在戰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較大的機動處置之權，作為軍政府的首腦自然也享有這種權力。他們之所以擔當這種職務是由於有將軍頭銜而非由於他們對德國或對政治有知識。所以在美國占領區內，各個地方實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麵，德國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國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行為難以捉摸。他們一會兒板著麵孔固執得很，一會兒又變得和藹可親，伸手遞糖果給你了。他們的指揮官就議論過這樣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對聳人聽聞的克龍貝格城堡珠寶盜竊案負責的部隊，“在法蘭克福的地下貴重物品儲藏室裏發現了價值將近三億美元的金條，還有價值以百萬美元計的非貨幣黃金、珠寶以及保證物歸原主的文書”。
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對任何一個戰勝國來說，最適宜的政策莫過於寬嚴結合，恩威兼施，而這也是1945年以後在德國最有把握獲得成效的政策。要把寬與嚴、恩與威掌握得恰到好處，這是極端困難的。但重要的是在全過程中要使兩種要素都起作用。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以求均衡，結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國的傾向就是兩頭搖擺。對美國政策的主要批評意見就在於此。對於一個初次充當國際舞台領導角色的國家來說，產生這種政策上的搖擺性也是不足為奇的。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誠意，人們通常是不會以錯誤視之的，而當實踐證明需要改變時，勇於改變意見，這也不會使人感到遺憾。如果美國堅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長期以來對美國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沒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態發展畢竟是這樣：如果沒有美國的寬宏大量、熱情和力量，德國的情景一定會變得更為暗淡。
第二節 英國
張伯倫在對德宣戰時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不是同你們，同德國人民作戰”，這樣就不僅給英國的宣傳提供了一個主題，同時也表達了他的許多同胞的情感。當然，隻是許多同胞，並非全體同胞。兩周以後，《笨拙》周刊刊載了a ·p ·赫伯特（現在是艾倫·赫伯特爵士）所寫的一首詩，題為：
《沒有糾紛？》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音樂、詩歌和啤酒實獲其心。
盡管如此，他們討厭地不止一次
挑選出個傻瓜來統治——而且雀躍歡忻。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但砸爛公用壇罐的並非別人。
每一次戰火都是他們燃起，
是僅僅偶然巧合，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們和德國人沒有糾紛，
華格納的作品的確精美絕倫。
但他們如果一定要再次越軌胡來，
頂好是讓他們斷子絕孫。
我們同德國人沒有糾紛，
他們的事務當然不用我們操心：
不過看來隻有大動一次手術
（針對心髒和頭腦）才能起死回生！
在英國，關於戰爭目標的討論絕大部分是圍繞“好日耳曼人”這個問題進行的。1940年發生的事件給公眾出了另外一些思考題。有一段時期大多數英國人滿足於追隨邱吉爾的主張，說他們的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為了“勝利”。直至1941年12月，艾登告訴史達林說：“英王陛下政府在目前階段對戰後歐洲的任何國界承擔義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隨著戰敗的陰影在消失，戰後怎麽辦的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了。
解決德國問題的出路在哪裏，難道僅僅是設法尋找合適的德國人並且確保德國政府的權柄掌握在他們手中嗎？難道德國人的性格，或者德國的氣候，或者德國的經濟狀況有什麽因素，使得所有德國人都容易變得野蠻粗暴和具有統治欲嗎？如果是那樣的話，又有什麽指望可以使之改變呢？有一派頑固堅持後一種看法，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範西塔特勳爵，雖然他們極少有人願意麵對德國人不可救藥的論點所產生的必然後果。另外一些人，如e ·h ·卡爾，在對德國人性格的分析上並不一定同前麵那一派有何不同；但是他們聲稱，如果採取懲罰、肢解或持續強製的政策，“到頭來將會證明道義上是令人厭惡，物質和人力上是難以辦到，經濟上是倒行逆施”。持這種見解的人時常爭辯說，德國問題隻有放在更大的範29圍內考慮才能得到解決。“把年青一代的德國人造就成為善良的歐洲人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們在重建德國和歐洲的事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提高他們的自尊心。”查塔姆大廈研究小組的成員則採取中間路線，他們在1943年對德國問題進行過研討，認為不管是完全強製的政策，還是全麵合作的政策，都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