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頁
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理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背著主管部門作出決策，總是要引起軒然大波。這次美方代表團從魁北克返回華盛頓，馬上就爆發了一場風波。消息泄露出來了，輿論反應不利。後來內閣的四人委員會復會討論時，史汀生和赫爾聯合起來反對摩根索，形成了一種僵持不下的局麵。麵對著一片抗議聲，總統否認他有把德國降為農業國的任何意圖；他還告訴史汀生說，他不知道怎麽會在魁北克協議中有關德國的這一段上簽字的。他說：“準是不假思索就簽了字。”他向另外一位官員承認：“他是屈從於一位忠實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正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是他拒絕在四人委員會上處理這個僵持不下的難題，他說他不22能容忍在自己的顧問中間存在這樣嚴重的分歧。他還告訴赫爾說，他認為同英國人、俄國人進一步討論如何處理德國工業的問題沒有什麽益處。他在9 月28日指令對外經濟管理局局長利奧·t 克勞利負責協調美國內部在此問題上的分歧。但是到10月20日，他又表示不喜歡“對於一個我們還未占領的國家擬訂詳細的計劃”。民政司利用總統的這種態度，獲得了他的指令，終止一切有關戰後德國的規劃工作，包括在歐洲諮詢委員會內的磋商，到1945年4月，才繞過這個指令所設置的障礙繼續前進。
總統本人在下一次針對戰後德國問題的發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年10月21日（正值競逃運動之際）對外交政策協會的一次集會發表演說：至於說德國，這個播下了罪惡種於的悲劇性國家現在該要收到十倍的惡報了，我們同我們的盟國已經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決不同納粹的陰謀家打交道，決不再讓他們對政府機構保留絲毫控製權，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我們將不容許他們保留一點點軍事力量——或潛在的軍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當中毫無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義感，都熱愛和平——盡管在德國人當中，由於殘暴政權的統治，這些東西可能被埋沒了。對於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喪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麽我就是從根本上違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們對德意誌種族毫無責難之意，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上帝會對人類的任何一個種族作出永劫不復的判處。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國家有許許多多祖籍是德國的男男女女，他們都是熱愛和平與自由的忠誠的公民。
對於德國所有那些應對這場人類浩劫直接負責的人們，必須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德國人民將不會遭到奴役——因為聯合國家決不會從事販賣奴隸的勾當。但是德國人有必要用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愛好和平和遵守法紀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贏得一席地位。在他們攀登這段艱難險阻的道路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保證不要讓他們有攜帶槍炮的累贅。我們希望給德園人永遠解除這個負擔。
然而難以彌補的損失已經造成。對於所有那些在華23盛頓或其他地方傾向於實行“仁慈寬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個永遠不能忘懷的警告。總統對自己一度同意過的意見，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鑑於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冊遭到過極其嚴厲的譴責，願意給自己招惹同樣災難的人便寥寥無幾了。在此後兩年內，麵臨政策抉擇的美國人總是傾向於採取強硬的政策而摒棄仁慈寬大的政策，隻是由於英國人堅持反對立場，強硬政策才沒有被完全採納。
其次，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所頒布的一○六七號絕密指令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響，這個指令是1944年冬從華盛頓發出的有關處理德國問題的一份規劃性文件。美國推行占領政策的最初幾個階段實際上是受這個文件製約的。它雖在1945年12月曾被“加以說明”，但要到1947年才正式撤銷。這個文件不可避免地是總統四人委員會不同意見的折衷產物。這個文件定稿之後，吏汀生無疑是因為回顧自己曾經參與的這場鬥爭而認為它是一份“相當好的文件”，雖然在兩年之後他認識到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極文件”。每一個主張幾乎都附有保留意見。沒有規定採取“旨在恢復德國經濟”的任何步驟——所採取的措施僅僅限於為將來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德國作出必要的準備或者防止疾病和騷亂而已，德國是“作為戰敗的敵國而予以占領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放”，占領“是為了防止德國再度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規定不採取步驟使德國的生活條件優於毗鄰的任何一個聯合國家的現有水平。占領當局對德國人的態度要“公正但又要堅定而冷淡”。“切不可”對德國人表示親切友好。要實施徹底的非納粹化綱領。大力強調有必要讓德國行政機構負起最大限度的責任。但在德國要實行地方分權而並不予以肢解。雖然要實行“工業上的解除武裝”，但在某些情況下要對重要工業部門實行監督管製，而並不予以撤銷。
草擬指令是一回事，對指令取得一致意見則是另一回事了。自從斯退丁紐斯接替赫爾擔任國務卿以後，美國國務院的影響大為削弱，但它仍堅決反對指令中的大部24分主張，在這點上似乎得到了對外經濟管理局的支持。1944年12月美國政府把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將軍，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國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說，他們顯然是不會同意的。文件後來又送交歐洲諮詢委員會審議，但在那兒同樣是很少取得進展；實際上，據說國務院已指示懷南特對之不予支持。最後採取權宜之計，即隻將指令發給美國部隊，才把程序上的難題撇開了。這樣一來，從技術上來說，在1945年7 月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軍最高司令官對所屬美軍有一套政策指示，對所屬英軍又有另一套指示，對所屬法軍則什麽指示也沒有。
總統本人在下一次針對戰後德國問題的發言倒是更加恰如其人。他在1944年10月21日（正值競逃運動之際）對外交政策協會的一次集會發表演說：至於說德國，這個播下了罪惡種於的悲劇性國家現在該要收到十倍的惡報了，我們同我們的盟國已經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決不同納粹的陰謀家打交道，決不再讓他們對政府機構保留絲毫控製權，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我們將不容許他們保留一點點軍事力量——或潛在的軍事力量。
但是我相信，在各族人民當中毫無例外地都有探求真理的本能，都有正義感，都熱愛和平——盡管在德國人當中，由於殘暴政權的統治，這些東西可能被埋沒了。對於上述信念，如果有一天我竟然喪失了希望甚至信心，那麽我就是從根本上違背了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
我們對德意誌種族毫無責難之意，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上帝會對人類的任何一個種族作出永劫不復的判處。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國家有許許多多祖籍是德國的男男女女，他們都是熱愛和平與自由的忠誠的公民。
對於德國所有那些應對這場人類浩劫直接負責的人們，必須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德國人民將不會遭到奴役——因為聯合國家決不會從事販賣奴隸的勾當。但是德國人有必要用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愛好和平和遵守法紀的各民族大家庭中重新贏得一席地位。在他們攀登這段艱難險阻的道路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保證不要讓他們有攜帶槍炮的累贅。我們希望給德園人永遠解除這個負擔。
然而難以彌補的損失已經造成。對於所有那些在華23盛頓或其他地方傾向於實行“仁慈寬大的”和平的人，摩根索插曲是一個永遠不能忘懷的警告。總統對自己一度同意過的意見，是很容易再度接受的。鑑於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冊遭到過極其嚴厲的譴責，願意給自己招惹同樣災難的人便寥寥無幾了。在此後兩年內，麵臨政策抉擇的美國人總是傾向於採取強硬的政策而摒棄仁慈寬大的政策，隻是由於英國人堅持反對立場，強硬政策才沒有被完全採納。
其次，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所頒布的一○六七號絕密指令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摩根索插曲的影響，這個指令是1944年冬從華盛頓發出的有關處理德國問題的一份規劃性文件。美國推行占領政策的最初幾個階段實際上是受這個文件製約的。它雖在1945年12月曾被“加以說明”，但要到1947年才正式撤銷。這個文件不可避免地是總統四人委員會不同意見的折衷產物。這個文件定稿之後，吏汀生無疑是因為回顧自己曾經參與的這場鬥爭而認為它是一份“相當好的文件”，雖然在兩年之後他認識到這是“令人感到痛苦的消極文件”。每一個主張幾乎都附有保留意見。沒有規定採取“旨在恢復德國經濟”的任何步驟——所採取的措施僅僅限於為將來在民主基礎上重建德國作出必要的準備或者防止疾病和騷亂而已，德國是“作為戰敗的敵國而予以占領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解放”，占領“是為了防止德國再度成為世界和平的威脅”。規定不採取步驟使德國的生活條件優於毗鄰的任何一個聯合國家的現有水平。占領當局對德國人的態度要“公正但又要堅定而冷淡”。“切不可”對德國人表示親切友好。要實施徹底的非納粹化綱領。大力強調有必要讓德國行政機構負起最大限度的責任。但在德國要實行地方分權而並不予以肢解。雖然要實行“工業上的解除武裝”，但在某些情況下要對重要工業部門實行監督管製，而並不予以撤銷。
草擬指令是一回事，對指令取得一致意見則是另一回事了。自從斯退丁紐斯接替赫爾擔任國務卿以後，美國國務院的影響大為削弱，但它仍堅決反對指令中的大部24分主張，在這點上似乎得到了對外經濟管理局的支持。1944年12月美國政府把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指令送交艾森豪將軍，要求他取得其他盟國司令官的同意；他回答說，他們顯然是不會同意的。文件後來又送交歐洲諮詢委員會審議，但在那兒同樣是很少取得進展；實際上，據說國務院已指示懷南特對之不予支持。最後採取權宜之計，即隻將指令發給美國部隊，才把程序上的難題撇開了。這樣一來，從技術上來說，在1945年7 月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解散以前，盟軍最高司令官對所屬美軍有一套政策指示，對所屬英軍又有另一套指示，對所屬法軍則什麽指示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