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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吐蕃攻克長安之後，魚朝恩曾提議遷都洛陽。這個提案被大家否定了，認為唐王朝足以對付得了賊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也就作罷。幸好沒有遷都，不然唐朝也要分成西唐、東唐了。如果分析一下的話，遷都問題大有可議。我們看歷代王朝建都的地址，往往強盛的王朝不是靠西就是靠北。如西周遭犬戎入侵之後實力大減，隻得東遷洛邑，而西漢無疑總體上也要稍強於東漢，北宋固然比南宋強，但當時它麵對遼、西夏、吐蕃、大理等幾個國家時也是焦頭爛額，在大一統的王朝當中無疑是實力最弱的，他的都城就明顯要偏東。元明初期都絕對有實力應付北方外敵，因此都城會靠北。晉似乎是個例外，南遷之後的東晉比西晉時間要長了很多。但也要注意到當時北方的混亂，正是由於五胡亂華，才使東晉得以延續，而淝水之戰卻又著實有著偶然性。唐初期十分強盛，萬國來朝，長安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城，然而自中唐後每次戰亂對於東西二京的破壞都是比較大的，而長安又確實偏西，離吐蕃、吐穀渾、回紇等都比較近，如果朝廷沒有實力自保的話，非常容易遭到侵襲。魚朝恩提議遷都，就是這個原因。唐後期實力減弱，後來德宗也曾有一次逃出長安，看來似乎的確應該遷都。但遷了都就一定會好嗎？周東遷之後，周天子的權勢越發地羸弱，連原本使諸侯聽命的光環都在nfefe葛之戰中被一箭射掉。而宋南遷之後也從此偏安（當然偶爾也有想恢復中原的皇帝，比如孝宗，但是當時已經無法勝利地進行北伐了）。一句話，如果沒實力保住原來的都城的話，遷都也不是個好辦法，也一樣會保不住。往往遷都和羸弱是相輔相成的，羸弱了才會遷都，而遷都之後愈發地羸弱。這一點上倒是唐初有一個反例，當時唐朝初建不久，時常遭受東突厥的侵犯，李淵曾想要遷都，但遭到李世民的反對，後來李世民即位之後，果然滅掉了東突厥。如果沒有信心，那麽自然發揮不出來實力。再者，以洛陽的地形來說，做都城是有局限性的。西漢的張良就把洛陽的劣勢說得一清二楚，並在和關中做比較之後，得出關中更適宜作為都城的結論：“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裏，田地薄，四麵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如果唐朝遷到了洛陽，那麽吐蕃等軍隊要是侵犯的話，就會更加深入唐朝內地，無疑損失更大。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唐朝皇帝確實應該堅守在長安。


    亂後的曙光·肅代兩朝紀實(24)


    和其他宦官相比，魚朝恩還是個“風雅”的宦官，史載他“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由於魚朝恩的定位是個壞人，所以交往的都是“腐儒”、“輕薄文士”，而他自己又隻能是“粗能把筆釋義”，如果他要是個好人的話，那麽所用就不是這些詞了，而要用“鴻儒”、“博學之士”，而且“粗能”二字也肯定不會有。讓我們把眼鏡上的顏色去掉，不看這些帶有褒貶意義的詞，隻看“儒”、“文士”、“把筆釋義”的話，那麽無疑魚朝恩還是強過李輔國、程元振的，固然是為了邀寵，但是總比不學無術的強。也許魚朝恩真的很“強”，因為代宗讓他判國子監事，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隻是這件事非常之滑稽，而國子監的學生們想必也十分鬱悶……於是中書舍人常袞上書說國子監的官員應該起用名儒，而不該用宦官。而代宗不聽，依然讓宰相以下各級官員去送魚朝恩上任。


    至於魚朝恩的學問究竟怎麽樣？應該說也許不怎麽樣，但也比史書上寫的“僅能執筆辨章句”要好一些，魚朝恩不是白當國子監的老師的，而是真的去講過課，但講的怎樣我們不得而知。隻知道魚朝恩自認為文武雙才，而且即使是能言善辯的宰相元載，也並不和他爭論——倒不一定是不能，而是不敢。有一次魚朝恩手執《易經》講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意思是不能勝任，必致失敗，魚朝恩以此來諷刺當朝宰相元載和王縉。王縉當時大怒，而元載卻坦然地笑了，而這笑容在魚朝恩看來則是那麽的深不可測。


    如果魚朝恩一直這樣下去的話，沒有人能夠動搖他的地位，但他說錯了一句話，犯了代宗的大忌：“天下事有不由我乎！”然後又有一件事，魚朝恩直接地觸犯了代宗的威嚴。他的養子魚令徽年齡還小，擔任內給使，與同伴爭執起來，覺得受了欺負，於是魚朝恩請求代宗賞給他紫衣（唐代一二品的官階才穿紫衣）。然而代宗還沒說話，已經有人把衣服送到了魚朝恩的眼前。代宗看著穿著紫衣的魚令徽，笑著說：“兒服紫，大宜稱。”其實心中更加不高興了。魚朝恩可以看出元載笑容的不平常，卻沒有看出代宗笑容裏的異樣……對照一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李輔國和至死都沒說過讓代宗不高興的話的程元振，看他們結局的不同就可以知道魚朝恩的下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