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都是讀書種狗血淋頭的文人們 古來文人之厄，莫過於文字獄。大約文人所依仗著的，不過一枝禿筆，不弄點什麽在紙上，甚至刻成書，就難受。當然，這一不難受就容易出事。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諱是免不了，白紙黑字的議論，如果政治上不正確，又恰好碰上個過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幹條鼻子特好使的狗，那麽就有可能倒黴。有明一朝，在開始的時候，朱元璋識字無多，文字獄往往都是阿q式的，自家禿頭，忌諱人家說光，偏有那麽些小文人對拍馬屁特別有興趣，自投羅網，結果一個接一個地莫名其妙就丟了性命。到後來，隨著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獄的水準也水漲船高，稍微像點樣了。比如李贄放言無忌，捧秦始皇，讚美私奔的卓文君，說伺候了四朝皇帝的馮道的好話，連對孔子都敢說三道四，宣稱不一定以其是非為是非。雖然文革時批儒評法的當口，很讓江青和梁效們受用，被樹為法家的典型，著作還被印成大字本，廣為發行，但在李贄活著的時候，給他帶來的卻是災禍。——被捉進官裏，斷送了老頭皮。 歷朝歷代，論起來，還是清朝文字獄最紅火，康雍幹盛世百多年，就鬧了百多年的文字獄。不僅傳統的政治不正確的話題依然，而且又新添了許多敏感領域，不僅狄夷這種字眼犯忌諱，連明、清、朱、紅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說出了一個以前看起來是常見的詞組：濁清，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怒，說你把“濁”字加於國號之上，是何心腸？甚至如果你在詩文裏多用了幾個日月，也可能被人告發，說是別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不過，要我說，文人最倒黴的，還不是在文字上遭災，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觸犯了忌諱，盡管斷送了老頭皮或者不老的頭皮，在後人，還多少能贏得幾分讚譽，被誇成有勇氣，甚至有見識。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種名義修理的文人，不僅當時很慘，過後也得不到後人的好評，在今天看來，屬於晦氣到家了。 清初的吳兆騫就是這樣一個倒黴蛋。吳兆騫是明末清初之季，江南有名的才子，這樣的才子，在明社為屋之際，盡管沒有顧炎武、傅山、張煌言、夏完淳那樣的恢復之誌，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國之慨。雖然很快就出來應試，做了順民，但對於清朝皇帝來說，這種人還是有欠修理的地方，至少為了懲罰江南地區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點名堂殺一殺這些人的傲氣。於是，科場案出來了，凡是被舉報的考官考生，統統丟了吃飯的傢夥，而取中的舉子，則被押到北京，倆兵丁拿著大刀看一個，讓他們在皇帝麵前當場考試。江南才子吳兆騫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殺氣騰騰的考場上考試的一個倒黴鬼。 一種說法是，從來都嬌生慣養的吳兆騫哪裏見過這樣的陣勢，不免渾身顫抖，握不成筆，結果交了白卷。還有一種說法是，吳兆騫被押進考場之後，傲氣陡起，說我吳兆騫考個舉人還用受這種氣，一字不寫，交了白卷。不管哪種說法是對的，反正吳兆騫交了白卷，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極邊之地，到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給披甲人為奴了，再重一點，就是絞刑了。盡管吳的文名早已上達天聽，皇帝應該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隻能靠走後門才能考上，但處分依然是這麽重。 吳兆騫在寧古塔的冰天雪地裏，背著考試作弊的罪名，一待就是23年。最後還是一班兒老朋友看不下去，托關係托到當時的權相明珠的兒子納蘭性德頭上，納蘭惺惺相惜，伸以援手，這才讓吳兆騫在暮年回到了家鄉。
好歹都是讀書種大學者的“呆氣” 但凡有成就的學者，多少都有幾分呆氣，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問題的日常小事上，他們恰恰顯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說是弱智。比如出門不辨起碼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會接電話等等，若讓補白大王鄭逸梅說起來，可以有一本厚厚的書。 在中國，這類呆氣表現最為嚴重的，據我所知有兩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嶽霖。因為他們兩個，一個出門忘了自己家住哪裏，一個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賣字為生，平時輕易不出門，出門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麽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時候，叫了輛黃包車，車夫問他去哪裏，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麽地方，於是對車夫說，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車夫說，我不認識你。章太炎急了，說，連我你都不認識？你拉上走好了。 金嶽霖某天早上起來，突然忘了自己叫什麽名字，怎麽想也想不起來。沒辦法，隻好去問他的車夫。車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風，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說，那你知道別人都怎麽稱呼我嗎？車夫說，他們叫你金博士。金嶽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來叫金嶽霖。 過去，國人看待學者的“呆”，大抵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覺得可笑，常常以嘲諷的態度麵對學者們鬧出的笑話。孔夫子率弟子周遊列國，淒悽惶惶，有人嘲笑他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實際上就是這種態度的鼻祖。這種態度如果機緣湊巧，跟文人的反智主義傾向結合起來，後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後期，白卷英雄張鐵生冒出來的時候，當權者有一段時間作興考專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務來考那些大教授、大專家，結果還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話。據說，由此證實了偉大領袖讀書越多越愚蠢的論斷。 另一種態度是羨慕。因為他們把這種“呆”的表現，當成了有成就學者的象徵，是一種值得驕傲的名人逸事。甚至還有人刻意效法，故意製造出一些逸事來，表明自己也屬於名學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們忘了，這些大學者的呆事之所以變成了逸事，關鍵在於他們有成就，而且因為這成就變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沒有成就，那麽隻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謂美，而東施效顰則不僅是醜，而且是呆了。 其實，這些有名的學者，都是平常人，跟我們大家沒有太多的區別，可能智商要稍微高點，但也有限。他們的特別之處，在於精神比較集中，總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個或幾個點上，也就是集中在他們所從事的學術事業上麵。顯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一個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麵的時候，其他的方麵尤其他們所不在乎的日常瑣事，心思投放過少，就未免顯得“弱智”了。俄國作家高爾基說過，所謂的才能，其實就是一種對事物的愛好。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隻是當愛好變得專注，才真的變成才能。那些名學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對某些方麵的學問有興趣，而且能把這種興趣固化專注起來。當然，也因為這種專注，犧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們看學者逸事的時候，哈哈一笑之餘，應該有點平常心。
好歹都是讀書種大學者的“呆氣” 但凡有成就的學者，多少都有幾分呆氣，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問題的日常小事上，他們恰恰顯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說是弱智。比如出門不辨起碼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會接電話等等，若讓補白大王鄭逸梅說起來，可以有一本厚厚的書。 在中國，這類呆氣表現最為嚴重的，據我所知有兩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嶽霖。因為他們兩個，一個出門忘了自己家住哪裏，一個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賣字為生，平時輕易不出門，出門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麽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時候，叫了輛黃包車，車夫問他去哪裏，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麽地方，於是對車夫說，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車夫說，我不認識你。章太炎急了，說，連我你都不認識？你拉上走好了。 金嶽霖某天早上起來，突然忘了自己叫什麽名字，怎麽想也想不起來。沒辦法，隻好去問他的車夫。車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風，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說，那你知道別人都怎麽稱呼我嗎？車夫說，他們叫你金博士。金嶽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來叫金嶽霖。 過去，國人看待學者的“呆”，大抵有兩種態度。一種是覺得可笑，常常以嘲諷的態度麵對學者們鬧出的笑話。孔夫子率弟子周遊列國，淒悽惶惶，有人嘲笑他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實際上就是這種態度的鼻祖。這種態度如果機緣湊巧，跟文人的反智主義傾向結合起來，後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後期，白卷英雄張鐵生冒出來的時候，當權者有一段時間作興考專家考教授，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務來考那些大教授、大專家，結果還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話。據說，由此證實了偉大領袖讀書越多越愚蠢的論斷。 另一種態度是羨慕。因為他們把這種“呆”的表現，當成了有成就學者的象徵，是一種值得驕傲的名人逸事。甚至還有人刻意效法，故意製造出一些逸事來，表明自己也屬於名學者或者是名人之列。他們忘了，這些大學者的呆事之所以變成了逸事，關鍵在於他們有成就，而且因為這成就變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沒有成就，那麽隻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謂美，而東施效顰則不僅是醜，而且是呆了。 其實，這些有名的學者，都是平常人，跟我們大家沒有太多的區別，可能智商要稍微高點，但也有限。他們的特別之處，在於精神比較集中，總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個或幾個點上，也就是集中在他們所從事的學術事業上麵。顯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當一個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投放到某些方麵的時候，其他的方麵尤其他們所不在乎的日常瑣事，心思投放過少，就未免顯得“弱智”了。俄國作家高爾基說過，所謂的才能，其實就是一種對事物的愛好。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隻是當愛好變得專注，才真的變成才能。那些名學者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他們對某些方麵的學問有興趣，而且能把這種興趣固化專注起來。當然，也因為這種專注，犧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們看學者逸事的時候，哈哈一笑之餘，應該有點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