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變戲法騙術與禪讓 禪讓是中國古代傳說中，隻有聖賢之君才能操練的一種繼承之法。不過傳說畢竟是傳說，按顧頡剛的說法，古史是累層堆積起來的，傳說中實行禪讓的堯舜，這兩個人事實上有沒有還是個問題，更何況禪讓？即便是有，按另一些人的說法，也不過是因為這些賢君，其實不過是部落酋長，或者部落聯盟的領袖，工作操勞有餘，實惠不足，所以樂於讓出來。不過，雖然禪讓的事實，在歷史上很可能沒有那麽回事，但禪讓之名卻很有市場。很多篡權奪位的傢夥，最後讓那個倒黴的前朝君主讓位的時候，都喜歡排演一場禪讓的大戲，臭腳和捧臭腳的一起搭台子上竄下跳，最終的結果是，那個野心家羞答答喜滋滋地坐在了龍床上。 所以說，所謂的禪讓，實際上不過是搶劫，搶了人家，還要讓人家說是自己樂意給的。當然，也有所謂的內禪，就是老皇帝還活著的時候，把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內禪也有兩種，一種是老皇帝自己情願的，一種是被逼無奈。被逼無奈其實跟被別人搶了差不多，隻不過搶的人是自己的骨肉，聽起來感覺好一點。自己情願的內禪，多半是名讓暗不讓，所以等於沒讓。所以，事實上，禪讓基本上都是有文化修飾的搶劫。 不過，世界上總會有白烏鴉存在，中國這麽大，歷史又這麽長，例外偶爾也會有那麽一兩個。戰國時期的燕國，就發生過這麽一個例外。那時的燕王叫噲，此公誌向高遠，但就是才能不那麽相配。當然，從內心深處說，他跟當時的戰國七雄一樣，都有超出國境的願望，不僅期望有更大的地盤，而且還想有更大的名聲。他的相是子之，也是王族的嫡係，雖然沒有很大的本事，上任以來政績平平，但此人卻跟燕王噲一樣，野心不小。隻是，比較起來，燕王噲對名聲的追求，有時近乎癡迷，而子之在這方麵，卻有相當清醒的頭腦。於是，一件荒唐事發生了。一天，一位說客（那個時代盛產這種人）來到了王宮裏，對燕王噲說：當年堯曾經要把天下禪讓給許由，許由不答應，結果堯得了禪讓之名，又占了天下之實。大王何不效法堯，禪讓給子之，如是，大王之實無損，大王之名將會如日中天。 現在已經無法考證，到底這名說客是自己發神經一逞三寸不爛之舌，還是受人指使有意為之。反正燕王噲接受了說客的建議，真的將王位讓給了子之。可惜，子之沒有像傳說中的許由那樣清高，他接受了王位而且真實地占有了它。好在，燕王噲還有一個好兒子，燕太子平不像他父親那樣糊塗，而且手裏還有一定實力。於是子之和燕太子之間一通混戰，齊國又趁火打劫，於是燕國大亂，在大亂中，噲和子之都去見了他們的祖先。最後，燕人擁戴燕太子平即位，是為鼎鼎大名的燕昭王。麵對殘破的國家，燕昭王用千金買馬骨的絕招，招來了樂毅，南下伐齊，連下七十餘城，差點沒有把偌大的齊國給滅了，狠狠報了當年的一箭之仇。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現在我們知道了，禪讓不僅有搶的含義，還有騙的內容。搶的時候比較好理解，對方實力雄厚，想不交出來根本行不通，乖一點說不定還能保住小命。騙的時候，占有者一方其實沒到山窮水盡之時，甚至實力上的優勢尚存，之所以吃人騙了，關鍵是自家太貪，沒有自己搬塊鏡子照照，就妄學古人。 禪讓在本質上跟天上掉餡餅一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有誰告訴你有了，不是騙局就是鬧劇。可是，世界上就是總有那麽一些人，硬是喜歡把頭望著天或者低頭看著地，指望有意外的驚喜。怎麽辦呢？隨他去吧，要不騙子吃什麽。
朝堂上的變戲法傀儡的本分和儒學的癡迷 三國時，魏國倒數第二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死後，全沒了創作的激情，基本上照著史書在抄，所以演義的後半，基本上等於《三國誌》，曹髦跟司馬昭拚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這樣的皇帝，本屬一介標準的傀儡，他所能做的，隻能是老老實實按照牽線人的意思，擺擺樣子，最後等時機成熟了，識趣地把皇冠交出來。碰上牽線人興致好，也許後半生可以落個富家兒的生活，在這方麵，前朝的漢獻帝已經做出了樣子，作為後來者，依樣畫葫蘆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憤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廢，於是挺劍而起，率領百十個僕從搞自殺性襲擊。結果還沒有見到司馬昭的影子，就被司馬家養的——什麽呢？隻能算家丁吧，當街一槍穿了個透心涼（“刃出於背”）。 說起來，悲劇的發生，儒學多少也有點責任。雖然沒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確是個對儒學有造詣的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夙成”，其言不虛。做了皇帝後，曹髦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臣子們論經說道，周易說罷講尚書，尚書講畢論禮記。入太學，每事問，經常把那些博士們問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張開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個不論忠孝的實用主義者，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到了重孫子輩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當儒生也就罷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義之類的說教聽多了，無論如何都是個刺激。現實的卑微，與道理上的尊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於一個年紀不到20歲的年輕人來說，能刺激出什麽衝動來，真是不好說。況且，曹髦對自己的挺劍而起，還是有點自信的，以為真到了真刀真槍衝突的當口，司馬昭會礙於道義，未必敢殺他。所以他說，“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 顯然，血氣方剛的曹髦已經忘了（至少在衝動的時候忘了），其實不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之勢也路人皆知。經過父子兩代人的經營，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馬。人們本是由於屈從司馬家的勢，才故意裝作看不見司馬家的狼子野心，因為這種屈從，小可以換來合家平安，大可以換來富貴尊榮。那些不屈從的，則一個又一個地丟了性命，從舉兵造反的諸葛誕，到放浪形骸隻會彈廣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義，在政治領域，本來就是勝利者秩序穩固時的精緻講究，一旦時局轉換，就當不得真。當曹髦準備跟司馬家玩命，找來商議的近臣中，隻有尚書王經勸了幾句，其他的人一言不發，會一開完，就趕緊溜出去給司馬昭報信，好讓司馬昭有足夠的時間，找來一個肯當街“弒君”的傻子，從根上了結此事。就是這個王經，雖然並沒有跟著曹髦去搞自殺性襲擊，隻因為沒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後名義出的詔令，給的罪名是“凶逆無狀”。 自然，那個結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濟，也得被犧牲掉。因為不管怎麽說，儒學的麵子還是要給點的，表麵文章必須做，因為以後司馬家坐了天下，總不能讓人說曾經公然容忍當街弒君者。雖然成濟得到的命令明確來自於“司馬公”，但最後結帳的時候，一切都算在了這個可憐的家丁頭上。這個頭腦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時非常憤怒，公然拒捕不說，還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謠言，進行反革命宣傳，以至於不得不將之亂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殺性襲擊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後工作的過於粗糙，還是給司馬家後來的統治帶來了一些麻煩，整個事件成了晉朝的一個瘡疤，提都提不得。兩漢除了西漢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經學的天下，在那個經學氛圍極濃的情況下，士大夫為了表現自己的孝義忠節，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那個時代，當然也有弒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裏偷偷幹的。魏晉時期雖然經學已經式微，但在公開場合，大家依然在裝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個皇帝公開殺掉，無論如何都是件非常尷尬的事情。晉室南渡之後，王導給東晉的司馬睿講起這段往事，居然令這個偏安的小皇帝掩麵而泣，進而懷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來。 看來，作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話，麻煩也是相當大的。作為一貫的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倫理，在曹髦被穿了個透明窟窿的同時，也出現了窟窿，而且繼位者又沒有及時修補，大家都裝作沒事似的。晉朝政治，過於迷信物質收買，迷信自家宗親血緣關係，開歷史倒車地把宗室分封為有實權的藩王，跟意識形態的這個窟窿不無關係。自秦漢以來，隻有作為社會普遍道德的儒家倫理岌岌可危的時刻，人們才會特別迷戀於血親，把自己龜縮在自己血親關係的小圈子裏，信不著親人之外的任何人。顯然，對於一個官僚帝國來說，這種龜縮無疑等於自殺。西晉王朝其興也勃，聲勢浩大，然而卻二世而亡，箇中道理，也許就在這裏。
朝堂上的變戲法傀儡的本分和儒學的癡迷 三國時，魏國倒數第二個皇帝高貴鄉公曹髦的事，差不多地球人都知道。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寫到諸葛亮死後，全沒了創作的激情，基本上照著史書在抄，所以演義的後半，基本上等於《三國誌》，曹髦跟司馬昭拚命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按道理，像曹髦這樣的皇帝，本屬一介標準的傀儡，他所能做的，隻能是老老實實按照牽線人的意思，擺擺樣子，最後等時機成熟了，識趣地把皇冠交出來。碰上牽線人興致好，也許後半生可以落個富家兒的生活，在這方麵，前朝的漢獻帝已經做出了樣子，作為後來者，依樣畫葫蘆便是。可是，曹髦不肯，他憤憤了，說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能坐以待廢，於是挺劍而起，率領百十個僕從搞自殺性襲擊。結果還沒有見到司馬昭的影子，就被司馬家養的——什麽呢？隻能算家丁吧，當街一槍穿了個透心涼（“刃出於背”）。 說起來，悲劇的發生，儒學多少也有點責任。雖然沒有留下著述，但曹髦的確是個對儒學有造詣的人，史書上說他“少好學，夙成”，其言不虛。做了皇帝後，曹髦最喜歡的事情，就是跟臣子們論經說道，周易說罷講尚書，尚書講畢論禮記。入太學，每事問，經常把那些博士們問得一愣一愣的，嘴巴張開了合不上。乃祖曹操，是個不論忠孝的實用主義者，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到了重孫子輩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儒生。當儒生也就罷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坐而論道就是，偏是有皇帝身份的人，是做不成儒生的，君臣大義之類的說教聽多了，無論如何都是個刺激。現實的卑微，與道理上的尊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對於一個年紀不到20歲的年輕人來說，能刺激出什麽衝動來，真是不好說。況且，曹髦對自己的挺劍而起，還是有點自信的，以為真到了真刀真槍衝突的當口，司馬昭會礙於道義，未必敢殺他。所以他說，“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 顯然，血氣方剛的曹髦已經忘了（至少在衝動的時候忘了），其實不僅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之勢也路人皆知。經過父子兩代人的經營，曹家的天下，早就姓了司馬。人們本是由於屈從司馬家的勢，才故意裝作看不見司馬家的狼子野心，因為這種屈從，小可以換來合家平安，大可以換來富貴尊榮。那些不屈從的，則一個又一個地丟了性命，從舉兵造反的諸葛誕，到放浪形骸隻會彈廣陵散的嵇康。儒家的君臣大義，在政治領域，本來就是勝利者秩序穩固時的精緻講究，一旦時局轉換，就當不得真。當曹髦準備跟司馬家玩命，找來商議的近臣中，隻有尚書王經勸了幾句，其他的人一言不發，會一開完，就趕緊溜出去給司馬昭報信，好讓司馬昭有足夠的時間，找來一個肯當街“弒君”的傻子，從根上了結此事。就是這個王經，雖然並沒有跟著曹髦去搞自殺性襲擊，隻因為沒有首告，居然被夷了三族，以曹家太後名義出的詔令，給的罪名是“凶逆無狀”。 自然，那個結果了曹髦性命的家丁成濟，也得被犧牲掉。因為不管怎麽說，儒學的麵子還是要給點的，表麵文章必須做，因為以後司馬家坐了天下，總不能讓人說曾經公然容忍當街弒君者。雖然成濟得到的命令明確來自於“司馬公”，但最後結帳的時候，一切都算在了這個可憐的家丁頭上。這個頭腦不清的武夫在被抓捕時非常憤怒，公然拒捕不說，還跳到房上，大肆散布政治謠言，進行反革命宣傳，以至於不得不將之亂箭射死。 可惜的是，曹髦的自殺性襲擊事件，尤其是收尾善後工作的過於粗糙，還是給司馬家後來的統治帶來了一些麻煩，整個事件成了晉朝的一個瘡疤，提都提不得。兩漢除了西漢前期之外，基本上是經學的天下，在那個經學氛圍極濃的情況下，士大夫為了表現自己的孝義忠節，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那個時代，當然也有弒君的事情，但都是密室裏偷偷幹的。魏晉時期雖然經學已經式微，但在公開場合，大家依然在裝忠臣孝子，所以，在大街上把個皇帝公開殺掉，無論如何都是件非常尷尬的事情。晉室南渡之後，王導給東晉的司馬睿講起這段往事，居然令這個偏安的小皇帝掩麵而泣，進而懷疑起自己王朝的前途來。 看來，作為皇帝，即使是傀儡皇帝，如果非要不守本分玩命的話，麻煩也是相當大的。作為一貫的統治意識形態的儒家倫理，在曹髦被穿了個透明窟窿的同時，也出現了窟窿，而且繼位者又沒有及時修補，大家都裝作沒事似的。晉朝政治，過於迷信物質收買，迷信自家宗親血緣關係，開歷史倒車地把宗室分封為有實權的藩王，跟意識形態的這個窟窿不無關係。自秦漢以來，隻有作為社會普遍道德的儒家倫理岌岌可危的時刻，人們才會特別迷戀於血親，把自己龜縮在自己血親關係的小圈子裏，信不著親人之外的任何人。顯然，對於一個官僚帝國來說，這種龜縮無疑等於自殺。西晉王朝其興也勃，聲勢浩大，然而卻二世而亡，箇中道理，也許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