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進化課有關八國聯軍與中國妓女的一點亂彈(2) 故事延伸下去,瓦賽交歡的黃色鏡頭不知怎麽就轉成了賽金花如何捨身為民請命的光輝事跡。說是賽金花不停地在瓦德西枕頭邊吹風,不僅製止了聯軍的大屠殺,而且保護了皇宮不受焚毀;甚至在議和的時候,在李鴻章都束手無策的時候,由賽金花出麵成功勸說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係義和團運動時的德國駐北京公使,在運動中被殺)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條件,從而免去了各國對西太後和光緒皇帝的追究。這類故事從八國聯軍還在北京的時候就開始編,一直編到賽金花人老珠黃,竟然還有人在津津樂道,不僅在一般的文人筆記裏,而且出現在小說和戲劇中。故事在開始的時候還有個別不利於賽金花的情節,比如說她為瓦德西出主意讓老瓦開科取士,老瓦還真的就在金台書院從四書裏出題考了一次。隻是這種情節的市場有限,大家愛聽的是說賽金花好話的東西,愛聽賽金花是怎樣捨出身子救了北京人的故事。於是京城內外,從販夫走卒到公子王孫,一傳十,十傳百,直把個賽金花傳成了捨身取義救國護民的“當代偉人”。在這期間,作為當事的主角賽金花則一直在知趣地順水推舟,作為市場和風月場上的雙料老手,她當然明白這種傳聞對她生意的價值。自然,賽金花的買賣還真的為此火了不知多少。 當然,這個世界到什麽時候都有不湊趣的人,在大家都在宣揚賽金花的救國事跡的時候,還真的有人出來煞風景。當時作為沒有跑掉的同文館的學生,後來因幫助梅蘭芳走出國門而聞名的戲劇理論家齊如山就告訴人們,賽金花的確跟德國人混過,但隻是些中下級軍官。他親眼所見,賽金花與一群德國下級軍官在一起時,看見瓦德西過來,嚇得連頭都不敢抬。身為當時北京城如鳳凰一般稀罕的懂外語而且敢跟洋人打交道、並因此與八國聯軍做了不少生意的人,齊如山的話自然不是空穴來風。其實用不著齊如山出頭指證,稍微細心一點的人隻要用腦子想一想,就會發現所有的瓦賽故事包括賽金花自己的敘述,都充斥著前後矛盾,隻要做一點考證功夫,西洋景就會不拆自穿。然而,從庚子以後的幾十年裏,想要了解真相的人並不多,不僅沒有人願意去考證事實,甚至連用腦袋想一想都不樂意,顯然大家寧願相信明擺著荒誕不經的瓦賽神話。不僅魯迅病重將死的時候,發現賽金花被我們的劇作家封為了“九天護國娘娘”,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一部描寫戊戌維新的小說,依然沿襲了當年的賽金花救國傳說。也許在今天,知道這段公案的人們中,還會有人相信賽金花真的與瓦德西有過那麽一腿。 自然,高張道德主義的大旗,譴責賽金花們喪失民族氣節似乎是沒有多少道理的,至少在今天看來不那麽理直氣壯。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操皮肉生涯的人都具有羊脂球的覺悟,就是羊脂球,最大的可能隻不過是作家為了譴責法國的正人君子而製造出來的一個虛幻的形象。二戰結束後,巴黎街頭那一群群因與德國人睡覺而被剃成光頭遊街的婦女,似乎說明法國女人的道德意識並不比落後的中國同類強多少。男人丟了城池,卻讓女人去堅守民族主義的陣地,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更何況,妓女皮肉交易是她們的生計所係,既然我們不可能要求在異族統治下的所有人一併殉國,或者一起上首陽山學伯夷叔齊,那麽就沒有理由譴責妓女與外國人做生意。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事情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預料中的譴責聲不知不覺地變成了頌揚的讚歌,而且唱得響遏行雲,未免讓人感到有些肉麻。仔細想想,其實譴責也罷,頌揚也罷,喜歡編故事和傳故事的男人的心態其實是一樣的,不過是將本該自己負擔的東西卸到女人肩頭去,開始是指望女人用莫須有的法術抵禦洋人,然後又指望女人用她們的身體來救國救民。 漢人的妓女,尤其是名妓們,仿佛一直都繫著特殊的民族情結。明末清初的時候,有李香君和柳如是們身體力行著民族大義,到了清朝快完的時候,又輪到了賽金花。雖然名妓們前後的行為似乎有些異樣,但男人們對她們的寄託卻差不太多,總是幻想自己擔不起來的事情可以由女人撐起來。隻是男人們的期望值隨著時代的前進愈發低落,在明末的時候還敢幻想著“自己”的女人通過抗爭不叫異族染指;在洋人剛剛打破大門的那會兒,跟洋人做生意的妓女還特別叫人看不起,被譏為“鹹水妹”;可是到了八國聯軍打上門來,跟洋人睡過的妓女,不僅身價百倍,而且還被賦予了救國救民的光環。也許,到了連國人最後的殺手鐧——義和團的“刀槍不入”都失靈的時候,男人們,尤其是某些號稱知書達理的男人,於是隻好指望女人的身體了。


    歷史的進化課“吃大菜”及其他 19世紀後半葉的上海,是中國變化最快的城市,這變化,多半來自於西方人對中國經濟地理看法的改變,和太平天國在長江三角洲的鬧騰。打了鴉片戰爭,占了香港,並且堅持要進廣州城的英國人,後來發現真正能扼住中國脖子、獲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其實是位於長江三角洲中心的小縣城上海。他們發現並開始經營上海的時候,運氣非常好的是正好趕上了太平軍進軍蘇南和浙北。在上海的西方人雖然當時還不夠多,但卻成功地將太平軍擋在了城外,使得遭受太平軍掃蕩的江南富戶,有了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中國最富裕地方的最富裕的一群人,湧入上海,託庇於西方人的門下,不僅使西方在上海本來沒有根基的租界就此壯大起來,而且給了西方在上海的存在以堅實的物質基礎。 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租界是當時中國的一種“特區”,中國的富人,當他們從逃難的驚魂中醒過來時,發現這塊土地其實是塊最適宜養生金蛋雞的所在。於是,大規模的經營活動開始了,租界從此財源滾滾。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人實際上是藉助於中國人和他們的資金,在上海建築了自己的殖民事業。如果西方不是恰好在關鍵的時刻選擇了關鍵的地方,這種便宜事,也許未必會有(中國其他地方的租界,沒有一個能抵得上上海的)。 上海租界雖然讓西方人獲利最大(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盡管租界的中國人養活了租界,但他們連一丁點權力都沒有),但它的存在,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意義,還是非常的巨大,這從一點小事上就可以看出。在19世紀70年代以後,凡是到上海的人,有兩件事是他們必做的,一是吃大菜,二是坐馬車。大菜就是西餐,馬車是西式的四輪馬車。如果到了上海而沒有嚐試過這兩樣東西,就等於白去了,會被人笑話老土。當時上海西餐的一餐值費,比中餐的魚翅席尚要貴上數倍,而且吃了之後,幾乎人人都會叫苦,說是難以下咽,味同嚼蠟,但來上海的人,依然前赴後繼,競相把錢扔在西餐館裏。當時人們對此的說法是:中餐吃個味,西餐吃個派。 無論從形式到內容,西餐何“大”之有?又何“派”之有?即使飲食專家,恐怕也找不出來。事實上,這種“大”和“派”,背後是人們對西方的崇拜。19世紀60年代,是中國人折服於西方的年代,這種折服,也許在北方和內地,盡管洋人占了北京,燒了圓明園,還多少有點心氣難平,但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一帶,則表現得相當徹底。《點石齋畫報》以吳友如為首的畫匠們,比著租界的洋樓、洋人和洋玩意,把傳聞中的西方介紹給中國人,一時洛陽紙貴。隻要聽說是來自於西方的東西,不管是多麽離奇,大家總是在嘖嘖稱奇之餘按捺不住艷羨。洋,不僅意味著大、新,而且還意味著好。那時的上海,是中國人看西方的窗口,吃大菜、坐馬車(後來還有一段時間可以坐吳淞鐵路的小火車),就意味著爬上窗台往外看了一眼。當然,看的多了,模仿加摻和也就出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文化——海派文化冒頭了,它意味著創新,也意味模仿;意味著時髦,也意味著亂來;意味著西化,也意味著洋涇浜。總之,近代中國的進步,總免不了跟上海有關,晚清的混亂,也能在上海找到根源。 自從西方人選定了上海,自從西餐變成了“大菜”,中國就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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