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意外經驗露胳膊的女人與武人的風化 民國時期的軍閥，說起來淨是些粗人。雖然自清末以來，政府大力推行軍事教育，不僅在國內興辦軍事學校，而且花大錢往外送人留學，不過，經過幾番混戰之後，真正混出名堂的，大多是些識字不多的速成的講武堂畢業生，或者幹脆就是像張作霖、陸榮廷、張宗昌這樣大字不認得幾個的土匪流棍。曾經叱吒風雲的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大浪淘沙之後，大概隻剩下一個山西王閻錫山，其餘的不是折戟沉沙，進了租界做寓公，就是像劉文輝、劉存厚那樣守個偏遠的小地方，做小諸侯了。至於少數幾個美國西點和法國聖西爾軍校（那是戴高樂的母校）的畢業生，隻有給人做參謀的份，能混到校官就已經不錯了。 粗人當家，行事難免粗糙，或者說粗野。打仗的時候，會許諾攻下城，自由行動三天；統治地方，也往往以催科是務，打軍棍、殺人；有斷案喜好的，則言出法隨。胡帥張作霖有話，劉邦約法三章，我隻一章：犯錯就殺。全無前朝士大夫的繁文縟禮和多愁善感。不過，粗人也有不高興的時候，令他們最不高興的事，除了吃敗仗，就是世風的日下。所以，大多數軍閥，對維持風化都相當在意。 前朝的士大夫也留意維持風化，不過他們的重點多半放在興儒學，禁淫祀，甚至不許唱戲方麵。軍閥是粗人，心思沒有這麽細，他們的維持風化，眼睛隻盯住女人的胳膊。 民國是個女性服裝變革的轉折時期，一方麵是西俗東漸，西式的裙服傳入，一方麵是中國（應該說是滿人的）旗袍改良，兩者都在曲線和身體暴露方麵有所表現。當然，也僅限於袖子變短或者變無，露出或多或少的胳膊。大概當時中國的男人，多數都是魯迅說的那種，看見白胳膊就會想到裸體的聯想狂。所以，一時間，這些露出的白胳膊，很是刺激了國人特別是某些男人的神經，讓他們在吞咽口水的同時，認為有傷風化。 軍閥的眼光和心思，與當時多數的男人所見略同，但是他們手裏有槍，而且有權，因此他們的反應，往往變成嚴厲的禁查。於是，露出胳膊的女性晦氣了。從南到北，到處都有軍閥派的警察、憲兵和執法隊奉命禁查，滿大街找白胳膊。張作霖查，孫傳芳查，陳濟棠查，韓復榘查，甚至連那個狗肉將軍張宗昌也查。不僅命令部屬去查，而且在日理萬機之餘，親自上大街圍追堵截。韓復榘特別討厭穿短袖或者無袖旗袍的女人，隻要碰上，上去就是一頓耳光，然後關禁閉。一次，把一群穿半袖學生服的女中學生也打了一頓，關了起來，直到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告訴他，這些學生穿的是校服，是中央統一規定的，這些哭腫了眼睛的女孩子才給放出來。 熱衷於找女學生晦氣的軍漢們，也同樣喜歡找女學生當老婆或者小老婆。凡是有駐軍的城市，女中學生總有一些變成了軍官家眷，以至於有的女子中學校長感慨道，學生都進了兵營，學校沒法辦了。這種時候，女學生露出的胳膊，又沒有關係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很可能是這些露出的白胳膊，刺激了他們對女學生的興趣。 大凡轉型時期，人們，尤其是握有權力的人們，對女性服飾的變化都比較敏感，在擔心秩序失控的同時，對那些其實很讓他們賞心悅目的服飾變化，表示自己的痛心疾首。那些腦袋裏仁義道德和男盜女娼攪成糨糊的軍閥，當然也不例外。對這些人來說，維持世道人心的惟一法門，就是再一次把這些露出點什麽的女人包裹起來。
革命的意外經驗合法化的黑社會 立誌要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人，大多跟幫會關係密切。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成為紅棍，僅僅開了個頭，後麵就一發不可收拾。同盟會中，原來光復會的人和原來興中會的人鬧意見，陶成章和陳英士彼此視同水火，但在聯絡會黨方麵，卻異曲同工。在兩廣，則三合會，在兩湖，則三點會、洪江會，在西北，則哥老會，在四川，則袍哥，在江浙，則洪幫或者青幫。或者跟幫會頭目稱兄道弟，或者自己直接投身其中，甚至幹脆成為某個地方幫會的龍頭老大。幫會和革命黨人不分彼此，也不知道是革命黨加入了幫會，還是幫會同人加入了革命黨。 有研究者說，革命聯絡會黨，隻是革命黨初期的策略，到了後來，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爭取新軍上麵了。可惜，事實上沒這麽回事，跟聯絡會黨相比，爭取新軍隻占革命黨工作的一小部分。不少新軍將領雖然原來跟革命黨有過聯繫，但回國做官之後，能否帶他們的部下投身革命，本就是個未知數。不過，在新軍起義成功之後，各地幫會的起鬧也很重要，不然的話，不會有那麽多的地方宣布獨立。 如果說，檀香山的致公堂還不夠“黑”的話，國內的會黨，無論是洪幫係統，還是青幫係統，都是地道的黑社會，無論他們打還是不打什麽“反清復明”的招牌。當然，在那個時代，即使是黑社會，也屬於道亦有道，有組織，也有規矩，輕易不會打家劫舍，扯旗造反。但他們畢竟是遊離在正常社會之外的另一群人，一群跟犯罪活動有密切關係的人，一群令正常社會的老百姓感到害怕的人。 革命成功了，會黨和革命黨人一起成了革命的功臣。用袍哥的話來說，就是哥子做皇帝了。於是開山堂，散海底，招搖過市。軍隊裏，旅團營連排的序列，跟幫會老大、老二、老三的等級重疊，衙門大堂，變了幫會的山堂、公口。從此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社會合法化的時代，原來處在秘密狀態的幫會，紛紛翻上地麵。上海的青幫，在清朝統治時，隻能在租界的庇護下，靠給洋人做巡捕，尋點機會，可是進入民國之後，居然搖身一變，成了大亨，甚至聞人。政界的大人物，蔣介石、戴季陶等人跟青幫攪在一起；商界的頭麵人士，像阿德哥虞洽卿、王曉籟，同時也是幫中的兄弟；文化界的名流，也跟幫會夾雜不清。在四川，嗨袍哥的人下至販夫走卒，上至達官貴人，無論在城在鄉，想找到一個不在幫的人，竟然是件很難的事。但是，幫會並沒有因合法化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生存之道，無論是青幫、哥老會還是袍哥，都依舊包娼包賭，走私販毒，甚至跟土匪勾結，幹些不要本錢的買賣。以至於為了跟那些依然殺人打劫的袍哥有所區別，袍哥在這個時候分成了清濁兩係，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彼此間有時也很難截然撇清幹係。 黑社會合法化，雖然不見得意味著沒有秩序，但是這個秩序，卻是參照黑社會的規則建立的秩序。這樣的秩序，無論百姓還是政府，是不會感到舒服的。為了從這個秩序中解脫出來，先前跟幫會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人，開始撇清跟老朋友的關係。抗戰之後的青幫聞人杜月笙十分困惑，感到盡管對蔣介石有從前的恩惠，一直也十分順從，但蔣對他依然打壓有加。他不明白，其實不是老朋友不夠朋友，而是形勢比人強。
革命的意外經驗合法化的黑社會 立誌要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人，大多跟幫會關係密切。孫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成為紅棍，僅僅開了個頭，後麵就一發不可收拾。同盟會中，原來光復會的人和原來興中會的人鬧意見，陶成章和陳英士彼此視同水火，但在聯絡會黨方麵，卻異曲同工。在兩廣，則三合會，在兩湖，則三點會、洪江會，在西北，則哥老會，在四川，則袍哥，在江浙，則洪幫或者青幫。或者跟幫會頭目稱兄道弟，或者自己直接投身其中，甚至幹脆成為某個地方幫會的龍頭老大。幫會和革命黨人不分彼此，也不知道是革命黨加入了幫會，還是幫會同人加入了革命黨。 有研究者說，革命聯絡會黨，隻是革命黨初期的策略，到了後來，就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爭取新軍上麵了。可惜，事實上沒這麽回事，跟聯絡會黨相比，爭取新軍隻占革命黨工作的一小部分。不少新軍將領雖然原來跟革命黨有過聯繫，但回國做官之後，能否帶他們的部下投身革命，本就是個未知數。不過，在新軍起義成功之後，各地幫會的起鬧也很重要，不然的話，不會有那麽多的地方宣布獨立。 如果說，檀香山的致公堂還不夠“黑”的話，國內的會黨，無論是洪幫係統，還是青幫係統，都是地道的黑社會，無論他們打還是不打什麽“反清復明”的招牌。當然，在那個時代，即使是黑社會，也屬於道亦有道，有組織，也有規矩，輕易不會打家劫舍，扯旗造反。但他們畢竟是遊離在正常社會之外的另一群人，一群跟犯罪活動有密切關係的人，一群令正常社會的老百姓感到害怕的人。 革命成功了，會黨和革命黨人一起成了革命的功臣。用袍哥的話來說，就是哥子做皇帝了。於是開山堂，散海底，招搖過市。軍隊裏，旅團營連排的序列，跟幫會老大、老二、老三的等級重疊，衙門大堂，變了幫會的山堂、公口。從此以後，中國進入了一個黑社會合法化的時代，原來處在秘密狀態的幫會，紛紛翻上地麵。上海的青幫，在清朝統治時，隻能在租界的庇護下，靠給洋人做巡捕，尋點機會，可是進入民國之後，居然搖身一變，成了大亨，甚至聞人。政界的大人物，蔣介石、戴季陶等人跟青幫攪在一起；商界的頭麵人士，像阿德哥虞洽卿、王曉籟，同時也是幫中的兄弟；文化界的名流，也跟幫會夾雜不清。在四川，嗨袍哥的人下至販夫走卒，上至達官貴人，無論在城在鄉，想找到一個不在幫的人，竟然是件很難的事。但是，幫會並沒有因合法化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生存之道，無論是青幫、哥老會還是袍哥，都依舊包娼包賭，走私販毒，甚至跟土匪勾結，幹些不要本錢的買賣。以至於為了跟那些依然殺人打劫的袍哥有所區別，袍哥在這個時候分成了清濁兩係，當然在實際生活中，彼此間有時也很難截然撇清幹係。 黑社會合法化，雖然不見得意味著沒有秩序，但是這個秩序，卻是參照黑社會的規則建立的秩序。這樣的秩序，無論百姓還是政府，是不會感到舒服的。為了從這個秩序中解脫出來，先前跟幫會關係密切的國民黨要人，開始撇清跟老朋友的關係。抗戰之後的青幫聞人杜月笙十分困惑，感到盡管對蔣介石有從前的恩惠，一直也十分順從，但蔣對他依然打壓有加。他不明白，其實不是老朋友不夠朋友，而是形勢比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