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字禮卿，號節寰，河南歸德府睢州人，明朝忠臣，中國十大清官之一。初任南直隸蘇州府推官，升山西道監察禦史，因直諫而罰歲俸，遭罷官回籍。曆經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帝，為“四朝元老”之臣，誥“五世恩榮”之賞。為官剛正不阿，敢於為民請命，是明代後期清官廉吏和抗金名臣，策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
袁可立，出生於河南歸德府睢州，父親袁淮時年已四十二歲，父親對於祖父袁永康的早逝經常悲痛，一直侍奉著祖母李氏，雖然生活窘迫，也盡力讓李氏開心。並教導袁可立考取功名，盡忠報國，時年二十八歲的袁可立考中進士。
在任南直隸蘇州府推官，連審禦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蘇州，是當朝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故鄉，背景不是一般複雜，來此赴任的官員無一不是如履薄冰。座師陸樹聲諳熟江南官場，對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擔憂。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因依法按治宰輔申時行內親吳之禎，而得罪申時行，應天巡撫李淶巴結獻媚申時行，遂誣劾太守。中丞李淶劾其不職，得旨：下所司堪問。李淶迫害石昆玉的由頭是“擅動吳縣庫銀”，案情驚動皇帝，查了一兩個月，結果是子虛烏有，於是公論洶洶。南道禦史李用中指斥申時行和李淶挾私報複。申時行上疏自辯：“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撫臣李淶之參石昆玉以錢糧，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顯明其心跡”，說查處石昆玉有縣令和巡撫的舉報材料，我不過秉公執法而已。案件一時陷入僵局。因李淶與宰輔申時行、王錫爵交厚，有司懼其威，無敢問者。“事下四郡，司禮皆知誣陷，相顧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懼怕惹禍上身，推來推去沒人接案，最後把這個燙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裏。
袁可立“以鋤奸為己任”，百辯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李淶以升右僉都禦史巡撫應天，至去官，曆史記載是首輔申時行僅僅離職四天後準回籍。
以七品之卑鬥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權勢，不僅使他聲名遠揚，也成就他為中國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後，袁可立成為蘇州府名宦祠中與文天祥、況鍾、海瑞、於成龍、林則徐等並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兩代近二百位蘇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袁可立執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剛毅持正，不避權貴，問案釋疑，理雪冤獄。
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審結了一場轟動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這就是明代曆史上著名的“董範之變”，又稱“湖州案”。
董份，浙江烏程縣人，官終禮部尚書。歐陽一敬劾其黨嚴嵩，詔黜為民。董份在官攀附權貴，居鄉廣占良田。“富冠三吳，田連蘇湖諸邑，殆千百頃。有質舍百餘處，歲得利息數百萬。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餘艘”。董份之孫董嗣成本想讓貧苦小民低價贖回自己的田地，以為善舉，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眾聚眾哄搶鬧事。
又有烏程縣祭酒範應期稱霸一方，遮上訴狀者千人，浙江巡撫王汝訓和巡按禦史彭應參按臨湖州，倉促辦案，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將範應期拘捕，範不堪其辱自縊而死，子範汝訥服毒而亡。範妻吳氏赴京訴冤，上見疏大怒，命將彭應參、張應望下獄，王汝訓等俱削籍為民。連舉薦王汝訓、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都禦史衷貞吉等均受牽連，案件震驚朝野，處理官員級別之高舉國驚歎。從撫按到知府衙役，幾盡塌方式被問罪，所涉大小衙門官員無敢再有過問此案者，而百姓狀告不止，繼有釀成更大民變的風險。
董氏一案，讓當地主政官員大傷腦筋，召集浙江兩台商議，最後決定征召袁可立前往處置。又查得董家田產多以抵債或低價收購、接受投獻而來，但董、範兩家仗著萬歲爺開了金口勢不讓人，要求官府嚴懲參與打砸搶的亂民。袁可立頂住壓力，認為法不及眾，勸董、範兩家見好就收，竭力保護弱勢民眾，將少數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其餘均以民事分發各縣衙門從輕發落，使這一轟動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經過退還和平價贖回，董家田產所剩十不及三，而貧民獲益者頗多，董家從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長孫嗣成、次孫嗣昭三人“相繼下世”，轉眼間人財兩空。說來董份和陸樹聲是同年，而陸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師，算袁可立的師叔輩分，又是當朝正副宰相申時行和王錫爵的座師，新任撫按和兩台把這個震驚全國的棘手大案推給袁可立處理，其風險之高不言而喻，幾百年後觀之仍覺驚心動魄。
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辦涉倭案件時，發現被指為倭寇同黨處以極刑者一時竟多達千餘人，至殃及株連老幼無辜。於是，他不惜得罪急於邀功的高官權貴，對案件進行重審，先後使數百名無辜百姓漁民免遭屠戮而獲釋。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總邀袁可立共飲，席間出贈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審視之，見刀麵光潔如玉，精美異常，袁可立致謝後將刀奉還，但憑經驗發現這並不是倭刀，而是來源於屬國琉球。
明軍上報在崇明縣擒獲倭船一隻，軍方指稱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為之震動，南大司馬周世選上報至京師，並誇張戰報說打了勝仗，擊斃倭寇數百，還有大量物資船械。急於報功的軍方要求迅速坐實結案將人犯處決，推官袁可立在審驗時發現沒有戰俘的任何口供，堅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時，發現被指倭寇的實際人數隻有二十人，且兩人已斃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藥致啞，偶有能語者“皆鳥語不可辯”。
袁可立據理力爭，主張將人犯緩死暫係吳縣監獄，重新查驗所繳獲的物品，竟驚訝地發現三把“倭刀”很是麵熟，仔細勘驗後發現就是千總在數月前讓自己看過的那三把“倭刀”，又被當作“戰利品”上報其中。於是，頓覺案件大有蹊蹺，推翻前案進行重審，馬上找來李姓千總對質，但千總盛氣淩人，死不承認誣良為寇，並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說就是在海上俘獲的倭寇。
琉球貢使來中國轉至南都，袁可立請他們指認，‘倭寇’見貢使至大哭，貢使一眼就認出這些全都是琉球國良民，是一次在海上運輸糧食時因風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來的，貢使所述人數特征完全相合。後來這十八個琉球國民被無罪釋放回國與妻子團聚。為感謝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國建廟塑像奉祀，敬若神明。結果上報京城，禦批：“今後沿海地方獲有夷人船還要詳譯真偽，毋得希圖功賞枉害遠人。”
袁可立在任蘇州府推官，事起於日本關白豐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沒，吳中一帶實行“海禁”，一些勢家動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相互傾軋。
秦燈，無錫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歡聽曲唱戲。和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驌、雲間喬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說善論，喬善書能武，各有時名。”三人順應當時的形勢，招募鄉兵禦倭保家，年輕氣盛，有一個叫趙州平的惡少混跡進來，一來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戶結下梁子。鮮衣怒馬，瞠目語難，招搖都市，遂有告其謀叛者，仇家舉報說他們大肆招兵買馬，企圖聚眾謀反。指控說三人在一酒樓內指天劃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稱“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撫許敬庵接報後大驚，立即通報應天巡撫朱弘謨，朱弘謨本就對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戲文，立刻興大獄將三人做實。
事件驚到了身居九重的萬曆帝：“朕意此恐風聞，若擅發行必駭眾聽，惑亂人心”，三司大驚。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會勘。兵部尚書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實就不是三個人頭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實。吏科給事中耿隨龍曾上奏說“丹陽縣民趙州平等惡少酒狂，初非倡亂不得誤入”，但不知道什麽原因奏疏被壓了下來。巡撫朱弘謨擔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搶先定調判決，判秦燈斬、王士驌入監、喬一琦充軍南匯所。人犯被押赴刑場，大聲喊冤不止，袁可立覺得疑點重重，不顧巡撫阻擾，請以烏紗前程作保暫緩處決。
後經袁可立多方查證，發現他們的招供狀全是子虛烏有錯訛百出，最終洗清了冤屈。而所謂的稱‘朕’，不過是王的一個家丁好說書，給大家說講趙官家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燈口無遮攔學說對答即興稱“朕”，秦、王先後死於獄中。當喬一琦從死牢被解救提出時，天空無雲而雷，吳中傳為“雷鳴案”。最終活下來的喬一琦從軍報囯，在明金薩爾滸戰役中身陷重圍，壯烈殉國，從死者四十二人，祀忠義祠。
袁可立治行報到吏部尚書孫丕揚那裏，以政績第一擬擢升給事中，受到萬曆帝特別召見，“內召當锝諫省”時有吏科都給事中林材者巡蘇州，官員們都畏懼他，行跪拜大禮，獨袁可立按法定禮節“長揖不拜”，林材就此懷恨，挾私報複阻遏，當地駐軍為袁可立鳴不平洶洶不已，袁可立作長揖平息事端，從容赴任山西道監察禦史。
奉命巡視京都西城，有皇帝寵幸的弄臣仗勢殺人，百官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將罪行張榜於五都衢，“重棰問抵”。這時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門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說者逐出門外，眾閹恨之切齒。然而，皇帝繞過內閣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不給皇帝留麵子，毅然抗旨將弄臣正法，京師稱“真禦史”。自袁可立巡城，無論皇親國戚或朝中大臣，凡貪縱不法，袁可立皆一並彈劾論處，萬民高呼“袁青天”
禦史袁可立請錄謫臣，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幹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複為皇上言之！”疏上，奪俸一年。
雷震景德門，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袁可立再次上疏：“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又尖銳指出時局之艱危：“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並直接把矛頭指向萬曆帝：“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敘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疏上，觸帝怒，繼忤次輔沈一貫，降三級調外任用，因吏部疏捄，奉降雜職邊方用，因輔臣疏捄，奉旨革職為民，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史稱“震門之冤”。
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二十六年間，三次即家征召“禦史”，並不赴，終萬曆一朝不複出。罷官期間，袁可立與文友結聯詩社，教化地方，禮賢父老，調停事務，代民請減賦稅徭役，與同裏大司農李汝華丈量厘清睢州田賦。力請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舊兩城屹立如金湯，賊不敢窺。睢陽衛戰敗而亡，其子袁樞賴此城破家募勇禦頑敵，完保睢城一郡生靈。“新舊二城，大司馬創修之，小司農保全之，袁氏世德其忍諼乎！’”
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協濟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衛輝何守。尋得減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罷官後從不出入公府，這次親自出麵去衛輝府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見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起尚寶司司丞，升本司少卿，奉旨遣祭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在河南睢州家裏就地晉升太仆寺少卿。泰昌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
封疆多事，遼沈、廣寧相繼失守，全遼淪陷，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啟皇帝大膽提出七項建議：“一收殘兵，以省調募。河西之兵雖敗，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納，必為虜用，是籍兵也。近複議調西兵，曠日持久，何資涸轍，宜數容其入，馭以威，稍汰老弱，收轉敗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圖製勝。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宜急勅登萊撫臣督兵過海，乘虛搗，絕其餉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勝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賞罰，以振法紀。若監軍道高出不致死，以帶甲數萬竄，不宜從熊廷弼之請複使監軍，令怠玩而忘其死。況廷弼曲怙，賀世賢何法紀之有？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威克厥愛，兵家所違。且論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職，國法謂何？所當急斬逃臣，還逐臣。則賞罰大明，而戡亂之策可次第舉也。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尋諸者言，敵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諸隘口，公奏宜守禦築墉。河西既失，則之門戶當嚴。本兵既出視師，當遂駐鎮，調集附近諸軍列營口外。又自抵都門，置重兵數處勢相聯絡，如常山率然以便策應，則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搖也。
一實京營，以固根本。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按籍而數之，營兵不可謂不多矣。然為役占為包攬，聚如烏合，散若魚驚，其精強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設法核其實數，分為上、中二，嚴加訓練。上者以戰，中者以守。餉以因之，庶緩急可賴也。
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城守之計，以食為本，則糧餉之儲不可不預目。今宜尋訪於忠肅公故事，通州之儲悉運入京師。而又諭令在京勳戚巨室之家各莊蓋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測，城守固矣！
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複建驃騎之功，以佐懸官之空乏。自東事屢敗，而文臣武臣相繼陷沒，主爵者苦於無人可用。臣□讀聖諭，以公侯懸賞，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聖謨，急於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況下僚伏，草莽如田疇、魏勝者更夫不少，若循資以求，則真才安得脫穎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賢文榜，令各陳所長，赴部實騐，果異贗鼎，列名上聞，群策並舉，無難滅矣。”疏上，帝一一嘉納允行。
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與首輔葉向高等二十人“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取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等三十六人為翰林院庶吉士。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孫承宗一道擔任殿試考官外，還以左通政代通政使身份成為天啟皇帝侍班帝師，“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這為日後袁可立出鎮登萊、晉位中樞奠定了基礎。
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沿海島嶼後，對明朝的威脅日趨嚴重，有識之士紛紛出謀獻策：“登萊惟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將，量提水陸兵駐紮。”此時的登萊，已成了與後金占領的遼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擔負起了光複遼東的重任，同時也是遼海前線的後勤轉輸和練兵基地，而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則剛剛因貪贓被免，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天啟帝日夜為邊事所憂，先後將孫承宗和袁可立兩位帝師忍痛推出赴邊，以“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禦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讚理征東軍務”。
袁可立拜命就道，從河南睢州出發路經金鄉就遇到白蓮亂軍，袁可立帶領家丁冠帶披甲直衝敵壘，連自己60歲的夫人都親上戰場擂鼓助陣。“公填撫登鎮，適蓮妖東奴交訌，而夫人從公戎馬，親抱桴鼓不以為懼。”“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袁可立傳檄發登兵七千餘名與山東巡撫趙彥調兵剿而撫之，嚴緝首者，脅從不問，令流民各自還鄉生產。
袁可立撫登三載，坐臨登萊，開創東江，厲兵秣馬，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師陸戰軍隊，與樞輔孫承宗、津撫李邦華、畢自嚴、總兵毛文龍、沈有容等戮力策應。“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自歸。”而兵戎之盛甚稱規模：“劃城一麵，出納戰艦，黃龍青雀，首尾相接，萬櫓千帆，簇簇其中。”
袁可立銳意規劃，整肅軍紀，操練水師，打造戰艦。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裏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海島基地，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製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
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難流民，屯兵各島間，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時白蓮妖人徐鴻儒猖獗於西，毛文龍跋扈於北，高麗亦不靖，征調繁興所在驚惶。可立籌劃鎮定之，民得安堵”。
袁可立撫登期間，市農工商安居樂業。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樂之聲，通宵達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時出現了“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有明一代，登萊巡撫計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萊巡撫，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時期。
首輔孔貞運讚歎道：“讀大司馬節寰袁公撫登章奏，知老成禦侮，其綢繆定傾如此”。撫登數載，“海無傳烽，亭有息鼓”。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裏，文武為憲於萬邦。”樞輔孫承宗評價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裏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袁可立受命讚理東征軍務，備兵防海，“節製兩鎮，凡一應兵馬錢糧、征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他運籌帷幄，節製悍將毛文龍、指揮大將沈有容和張盤飛船往來攻襲於遼海各島間，戰線綿延至千餘裏，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
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再次向朝廷奏報，要求撥付足夠的費用修戰艦，備器械，預籌毛帥之接濟，更呼吸島帥毛文龍，駛千帆繼其糒。時後金“出沒於長山、旅順間，漕艘賈舶多為所梗。”袁可立在“去鼉磯島四百裏”的水域廣布水師，“逾鐵山聯廣鹿島”，又“於皇城島設參將、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為登萊外藪。又設遊兵兩營，飛檣往來策應於廣鹿諸島。製炮設墩，旌旗相望。”又設南遊、北遊兩營，各分訊地，偵邏於廣鹿諸島之間，時東時西，忽遠忽近，使敵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勞為逸，反客為主，布帆草筏於是絕跡。如遇運艘經過，便當撥兵防護，期保無虞，從此琉球、朝鮮海運得通，開創了中國軍隊國際護航的先河曆史。
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順和金、複一帶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萊水師大兵出海，“聯絡諸島，收複旅順”，以圖解救淪陷區內的離散百姓。袁可立奏報朝廷：“登萊之水師實榆關之犄角，臣與鎮道圖畫者數月。諸凡操練將士、修驗船隻、合並營伍、簡汰官兵稍有次第。”他親自挑選精兵“三千六百人，俾總兵沈有容領之先發”，“出海於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相機進剿”。而副將李性忠所領數千遼左健士，袁可立親自“於三月十二日餞而送之，囑以相機進止以固榆關，以聯毛帥。”為之餞行，大兵所到之處，“舳艫相接，奴酋膽寒。”後金放棄“金、複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這時袁可立的布局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大兵壓境震懾南四衛，暗中策應後金複州總兵劉愛塔反正歸明。
袁可立令兩鎮兵馬奇兵出襲，沈有容起兵策應於南，毛文龍抄襲於北，命總兵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賊見登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登兵與島帥布置相應。張盤率領軍隊和登萊招撫的遼民混編的隊伍一舉打下金州，乘勝收複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裏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總兵毛文龍自統八千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剿殺，至鎮江、湯站、鳳凰城等處安營下寨，以圖進剿，四麵出奇以躡其後，從昌城過滿浦以搗其巢。朱家龍從千家莊出擊，王輔從鳳凰城進軍，曲承恩出兵昌城，易承恩直搗滿浦。複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岫岩、蓋州……湯站、鳳凰城並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裏。
袁可立設計策反後金女婿劉愛塔，夜襲金州，收複旅順，連克金、複、蓋三衛及紅嘴、望海、永寧等多堡要地，收複遼南海島疆土千餘裏，膏腴之地失而複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裏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金州、旅順和複州、永寧等地的收複，在遼海開辟了遼東戰場的新局麵，使登萊、旅順、皮島、石城、寬靉等地連為一條弧線，對後金形成了一道大大向前延伸的屏障和包圍圈，不但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也令明朝千裏海疆重新得到整固，形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占領區內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後金軍再次大肆侵略旅順和金、複等地，掠奪搶收秋糧，駐守複州的李永芳部四麵出擊擄掠百姓。“當秋成熟，猶率眾至南衛收獲。公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將吏用命，乘風縱火，焚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憤怒的後金調集更多軍隊對明軍進行反撲，袁可立上言“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袁可立利用遼民對後金的痛恨，令明軍於複州、永寧和金州、旅順一帶兩路設伏，乘夜以火把襲城，於鬆山諸處，以火箭射焚敵營秋禾，徹夜透明，殺聲震天，後金大敗而去。大將張盤在登鎮沈有容的策應下，複於城外設伏，夜三更火攻大敗後金軍，並乘勢收複複州和永寧及相鄰數堡。
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為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袁可立“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的空前戰力擴大戰果，以圖實現“恢複之功”。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並王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袁可立催督，結縱連衡，相為犄角。袁可立檄令兩鎮兵力及標營互為策應。
後金利用海水結凍之機，以萬餘騎繞襲旅順，以報袁可立火攻夜戰的慘敗之仇。袁可立據諜待敵而動，他對登萊和東江兩鎮的水師進行了新的布局，令明軍在旅順城外險關設伏，而沈有容則率水師遊離於沿海各島間奇襲策應，明軍在張盤的帶領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無計可施，遣使議和，被張盤立斬於軍前，後金大敗，落荒而逃。
起用袁可立是天啟帝的一大亮點，遼南一盤棋，下活了整個遼東，由原來的節節敗退喪地失城轉為以攻代守收複遼南。
袁可立未出，金人陷沈陽陷遼陽又陷廣寧，京師戒嚴，朝野震動。袁可立出鎮，修戰艦練強兵聯諸島收遼南，策反降將，主動出擊，退敵於千裏之外。狡虜蜷伏一隅，三年不敢動。上兵伐謀，良將不戰。袁可立之戰，貴在主戰，貴在不戰養威，不戰而屈人之兵，善戰而以戰止戰，舳艫列陣，奴酋膽寒。
袁可立去職，張盤死柳河敗，閣老不能持遼局，金人無懼，勞師襲遠，掠覺華攻寧遠，玩“議和”斷邦交，弄明師於股掌之上。文龍死登萊潰朝鮮又殘，明國再無完甌。袁可立去留天壤有別，高下立見。
由於種種原因，孫閣老積數年之力打造的關寧大反攻未嚐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於後來的關寧軍在孫閣老離職後的數年間坐困耗資拖垮大明財政，總是在自己的防區內被動挨打且越打越殘，袁可立的登萊戰區竟成為了明清戰爭史上，屈指可數到敵占區內主動出擊叫戰收複失地的正麵戰場，隻是後來由於滿清對袁可立的封殺使那段曆史過於模糊，竟然形成了史家的弱項和空白，把袁可立離任後明軍被動挨打且越打越殘的悲情戰事當成了明清戰爭的主流和全部，實在是對明軍的莫大諷刺。
袁可立是明金交戰史上罕見的能向前推進防線並收複失地的傑出將領，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代軍事家的智謀和韜略。自後金與明交戰以來，攻城掠地，戰無不克，明將談金色變，能勉強守住陣地就稱“大捷”。袁可立出鎮登萊節製遼海，直接把戰線推進到後金既占遼南四衛北端腹地，而劉愛塔被策反更讓金人蒙羞，一反後金間明玩謀的既往戰史。甚至毛文龍部直逼其老巢，都給後金帶來了交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夢魘。可以說，袁可立是滿清碰到的真正對手和死敵。
袁可立逐步完善對東江和登萊兩鎮兵馬的布局，大兵出海，對後金呈步步進逼壓倒之勢，精心設奇策反收降了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複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
登州總兵沈有容不願意接納，但袁可立認為這是戰略良機，隨“給與免罪牌及加銜劄付，並許降後代請封官”袁可立命“沈總兵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但不久為後金死黨中軍王丙告密，“將愛塔並李永芳長子械去，殺其弟劉興仁及王丙。屠城，驅其餘民於永寧。”幾年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劉愛塔找了一個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斃後縱火燒之，金人勘驗竟信以為真。
袁可立蒞任登州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後金掠去18年的劉愛塔，這一未遂兵變對後金軍心打擊是空前的，一時漢官降將瓦解殆盡，後金的偽軍體係和情報係統被摧毀殆盡。奴”心腹潰而羽翼剪，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公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將被奴誅夷殆盡。虜因棄金、複諸城，而舉四百裏喪地複歸版圖焉。
盡管後來由於黨爭排擠導致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隻可惜劉愛塔歸順後沒有受到經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龍還謊稱為其陣前招降而否決了劉愛塔主動歸降的初衷，又引發劉愛塔死後一連串悲劇事件。但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並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劉愛塔以“狸貓換太子”的詐死手法瞞過後金，金人曾給予其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間計”使金人惱羞成怒倍感屈辱，成為金人一塊無法愈合的曆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在自己編修的《明史》中對曾經影響過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劉愛塔等一概削去不立傳，毛文龍也僅以寥寥數語附於他傳之後。陸時化的一部書畫著作《吳越所見書畫錄》竟然因為“《袁節寰墓碑》，犯時忌，禍幾不測，先生急取板稿盡毀之。”
袁可立多方呼籲，從內地大肆調兵籌餉，創建毛文龍的東江鎮，為向前推進防禦，竭力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陛應賞應恤之官兵相應敕部，行巡按禦史覆勘，再為議序。”甚至在地震時還在向朝廷上疏請求“預籌毛帥之接濟”，袁可立通過楊嗣昌向皇帝請餉道：“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幹。”
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一些輕沿海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的反對和非議。
袁可立早年含冤罷官二十六載，複出後出任天啟帝師經筵，此次東征受顧於上命，大有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之誌。縱觀明代巡撫節鎮登萊，袁可立是唯一從大局出發長時間有效支持毛文龍的登萊巡撫，他禦文龍多得牽製之功，毛文龍的主要戰績和榮譽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關於袁可立對毛文龍的節製，明朝廷有明確事權：“牽製奴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線就是“撫不能製鎮則易撫，鎮不能製夷則易鎮”。毛文龍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斷被加秩晉階，開始恃功自傲，而其時朝官對毛文龍的質疑聲浪日高。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戰報和軍餉，最後得出來一個既無奈又想維持局麵的兩難結論：“而不交一鋒致奴死二萬餘人馬三萬匹，其數終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設奇，舉火放炮，使奴東西奔馳，如弄於股掌之上當優敘以為用謀者之勸”。奉旨核其兵餉，由此為毛帥忌恨，嗾使言官彈劾袁可立。
這時忽然就冒出來一個由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進士同年組成的利益集團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間的矛盾，由閹黨分子宋禎漢苟合幾個東林黨同年方有度、宋師襄、龐尚廉、李喬侖等輪番惡意攻擊袁可立，以至於天啟帝看不過去公開打抱不平切責道：“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上不聽，旋以平蓮功加秩兵部侍郎。”
時朝中黨派相攻者無虛日，黨爭和激進言官的空談誤國已經影響到軍政秩序，袁可立維護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對毛文龍的支持，虛懷以待，勸毛“臣子勿欺”。他認為毛文龍的存在事關明金戰爭大局，不是隨便找個人就能替代的，為避免陷入無休止的內耗，選擇“功成身退”，但天啟帝十分眷顧袁可立，連上七疏辭官方得予告。
袁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禦，後被袁崇煥所殺，導致了後來一係列悲劇事件的發生，這可能也是毛文龍和當時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後來，己巳之變證明，袁可立離職對毛文龍、袁可立和大明遼東戰局是個三輸無一贏的局麵。袁可立在去職八個月後仍在為毛文龍上請功題本，已經說明袁可立對他苦心經營的登萊防務是心有不甘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複台灣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經他招募和訓練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應毛文龍。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間調和無果，以至於後來毛文龍有頭大不掉之勢，於是才有“登撫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
大批清流相繼遭罷，袁可立也被迫卷入黨爭旋渦而去職。沈有容無有所依，決然隨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龍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節製，一年後，邊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與閹黨終日周旋，後因反對“吊孝議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龍被矯詔殺害，三個月後發生了明金交戰以來後金首次兵臨北京城下的“己巳之變”。
登州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燈酒會，期間忽然接到兵部令，說是山東巡撫趙彥應濰縣縣令的請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發大兵平叛，濰縣縣令說駐防濰縣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要發動兵變，將官大驚失色，一時不知如何應對，而濰縣一帶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亂作一團。且登萊水師向以遼兵為多，此事處理不好恐擾軍心。
接報後的袁可立並沒有應兵部和山東巡撫之請馬上發兵，他私下派人找到總兵沈有容了解核實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況，因為二人都是經沈有容召練過來的遼將，對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擔保說二人對大明忠心可嘉，隻是軍中和地方上因為物資供應問題存在一些矛盾，至於叛亂之事還望斟酌核實。為確保無虞，袁可立令書飛騎以犒酒的名義暫時解除了二將的兵權，並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對二將予以安撫，告諭濰營兵士，合營將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寬厚赦免之恩，從此更加聽命。而時已至午夜，酒會正酣，一場驚動大明兵部和山東、登萊兩地巡撫的未遂事變被平息於帷幄之中。
明末陸路為後金所阻，朝鮮軍政歸登撫節製，屬國朝鮮弑君篡權，國王李琿為其侄李倧所篡，違背明朝一貫主張的普世價值，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態度：“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上疏明政府：“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於茲矣，倧即係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朝鮮派出328人的龐大使團來登州拜見袁可立，以求獲得明政府的冊封，口呼“老爺”，盡顯大明國威。
迫於明與後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實，袁可立又疏請“奴方欲西寇，當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掃，以蓋前衍。”袁可立從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發不得已退而求其次。關於“仁祖反正”屬於“篡權”這一嚴正主張一直攪動著數百年後朝鮮曆史的神經線，朝鮮君臣認為這一切麻煩全部是“當初因袁可立題本”造成的，說“袁可立之構誣，至於來査”。
於是，對袁可立切齒忌恨，直到五十年後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朝鮮多次派出使團來中國在清朝皇帝麵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禦狀，甚至“結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財物賄賂”等手段斡旋滿清官員以圖改寫和銷毀前史，《永憲錄》和《池北偶談》等史亦有記載。凡此種種，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滿清“文字獄”中遭受毀劫和封殺。
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他對滿清顛覆大明政權的終極目的認識得異乎尋常深刻，堅決反對議和。“經略（袁崇煥）遣人為（老酋）吊祭，公恨其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歎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聞之逆璫，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毛文龍被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漸趨瓦解，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
三殿大工正興，兵部左侍郎有閱視之責，“逆璫魏忠賢與崔司馬柄肆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麵媚顏，公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本來魏忠賢也有意依賴袁可立的才望來支撐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出於全麵奪權的目的，閹黨已經無法隱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下決心將袁可立排擠出朝。袁可立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乎？”遂被迫致仕歸裏。
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自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閹黨一手握定。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被魏忠賢迫害致死。
皇帝念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準馳驛乘傳歸，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誥封三世，父如子官。
魏忠賢專權，東林黨人遭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本意排除黨爭取中立，終日忙遼務，但思想傾向東林，與高攀龍、馮從吾為同年，黃道周、倪元璐為其門生，魏忠賢由是恨他，同時一些激進的東林人士甚至聯合閹黨宋禎漢尋釁攻擊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東林黨領袖高攀龍致書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走向了與閹黨鬥爭的前台，每議事“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閹黨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軋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但終因袁可立素享清望而無可乘借。
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盡量遠離黨爭多做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黨爭紛擾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查實“讚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臣工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曆曆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崇禎即位後，戰事日急，“己巳，虜薄都城。公條上方略，密致當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議，袁可立皆謝絕不出，雖有輔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剛直成性，再削再廢，於遼戰最急之時棄置於家，所用未盡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
袁可立即將離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
登萊兵變結束，袁可立嘔心瀝血開創的登萊防線海線徹底崩潰，心力交瘁的袁可立薨逝於睢州，與徐光啟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幾乎囊括了那一時代最著名的書畫大家董其昌、王鐸、黃道周、倪元璐、陳繼儒等為其題碑作讚，可見其人格魅力之一斑。
袁可立，出生於河南歸德府睢州，父親袁淮時年已四十二歲，父親對於祖父袁永康的早逝經常悲痛，一直侍奉著祖母李氏，雖然生活窘迫，也盡力讓李氏開心。並教導袁可立考取功名，盡忠報國，時年二十八歲的袁可立考中進士。
在任南直隸蘇州府推官，連審禦批大案，而立之年的袁可立血氣方剛，初生之犢不畏虎。蘇州，是當朝首輔申時行和王錫爵的故鄉，背景不是一般複雜，來此赴任的官員無一不是如履薄冰。座師陸樹聲諳熟江南官場，對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擔憂。
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稱，因依法按治宰輔申時行內親吳之禎，而得罪申時行，應天巡撫李淶巴結獻媚申時行，遂誣劾太守。中丞李淶劾其不職，得旨：下所司堪問。李淶迫害石昆玉的由頭是“擅動吳縣庫銀”，案情驚動皇帝，查了一兩個月，結果是子虛烏有，於是公論洶洶。南道禦史李用中指斥申時行和李淶挾私報複。申時行上疏自辯：“臣何能私臣家人申炳？……若撫臣李淶之參石昆玉以錢糧，而臣之行勘昆玉正以顯明其心跡”，說查處石昆玉有縣令和巡撫的舉報材料，我不過秉公執法而已。案件一時陷入僵局。因李淶與宰輔申時行、王錫爵交厚，有司懼其威，無敢問者。“事下四郡，司禮皆知誣陷，相顧愕盱。”江南四郡的大僚懼怕惹禍上身，推來推去沒人接案，最後把這個燙手山芋推到袁可立手裏。
袁可立“以鋤奸為己任”，百辯雪其冤，“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李淶以升右僉都禦史巡撫應天，至去官，曆史記載是首輔申時行僅僅離職四天後準回籍。
以七品之卑鬥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權勢，不僅使他聲名遠揚，也成就他為中國曆史上的‘推官’楷模。此後，袁可立成為蘇州府名宦祠中與文天祥、況鍾、海瑞、於成龍、林則徐等並列的清官廉吏，更是明清兩代近二百位蘇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祭名宦祠的。袁可立執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剛毅持正，不避權貴，問案釋疑，理雪冤獄。
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審結了一場轟動大明朝野的江南重案，這就是明代曆史上著名的“董範之變”，又稱“湖州案”。
董份，浙江烏程縣人，官終禮部尚書。歐陽一敬劾其黨嚴嵩，詔黜為民。董份在官攀附權貴，居鄉廣占良田。“富冠三吳，田連蘇湖諸邑，殆千百頃。有質舍百餘處，歲得利息數百萬。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餘艘”。董份之孫董嗣成本想讓貧苦小民低價贖回自己的田地，以為善舉，未曾想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眾聚眾哄搶鬧事。
又有烏程縣祭酒範應期稱霸一方，遮上訴狀者千人，浙江巡撫王汝訓和巡按禦史彭應參按臨湖州，倉促辦案，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將範應期拘捕，範不堪其辱自縊而死，子範汝訥服毒而亡。範妻吳氏赴京訴冤，上見疏大怒，命將彭應參、張應望下獄，王汝訓等俱削籍為民。連舉薦王汝訓、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都禦史衷貞吉等均受牽連，案件震驚朝野，處理官員級別之高舉國驚歎。從撫按到知府衙役，幾盡塌方式被問罪，所涉大小衙門官員無敢再有過問此案者，而百姓狀告不止，繼有釀成更大民變的風險。
董氏一案，讓當地主政官員大傷腦筋，召集浙江兩台商議，最後決定征召袁可立前往處置。又查得董家田產多以抵債或低價收購、接受投獻而來，但董、範兩家仗著萬歲爺開了金口勢不讓人，要求官府嚴懲參與打砸搶的亂民。袁可立頂住壓力，認為法不及眾，勸董、範兩家見好就收，竭力保護弱勢民眾，將少數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其餘均以民事分發各縣衙門從輕發落，使這一轟動朝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經過退還和平價贖回，董家田產所剩十不及三，而貧民獲益者頗多，董家從此一蹶不振。不久，董份及長孫嗣成、次孫嗣昭三人“相繼下世”，轉眼間人財兩空。說來董份和陸樹聲是同年，而陸為袁可立同年董其昌恩師，算袁可立的師叔輩分，又是當朝正副宰相申時行和王錫爵的座師，新任撫按和兩台把這個震驚全國的棘手大案推給袁可立處理，其風險之高不言而喻，幾百年後觀之仍覺驚心動魄。
蘇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辦涉倭案件時，發現被指為倭寇同黨處以極刑者一時竟多達千餘人，至殃及株連老幼無辜。於是，他不惜得罪急於邀功的高官權貴，對案件進行重審，先後使數百名無辜百姓漁民免遭屠戮而獲釋。上半年，袁可立奉命汛期巡海，一李姓千總邀袁可立共飲，席間出贈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審視之，見刀麵光潔如玉，精美異常，袁可立致謝後將刀奉還，但憑經驗發現這並不是倭刀，而是來源於屬國琉球。
明軍上報在崇明縣擒獲倭船一隻，軍方指稱上有倭寇三十四名，南京為之震動，南大司馬周世選上報至京師，並誇張戰報說打了勝仗，擊斃倭寇數百，還有大量物資船械。急於報功的軍方要求迅速坐實結案將人犯處決，推官袁可立在審驗時發現沒有戰俘的任何口供，堅持不可草菅人命。袁可立接手時，發現被指倭寇的實際人數隻有二十人，且兩人已斃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藥致啞，偶有能語者“皆鳥語不可辯”。
袁可立據理力爭，主張將人犯緩死暫係吳縣監獄，重新查驗所繳獲的物品，竟驚訝地發現三把“倭刀”很是麵熟，仔細勘驗後發現就是千總在數月前讓自己看過的那三把“倭刀”，又被當作“戰利品”上報其中。於是，頓覺案件大有蹊蹺，推翻前案進行重審，馬上找來李姓千總對質，但千總盛氣淩人，死不承認誣良為寇，並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說就是在海上俘獲的倭寇。
琉球貢使來中國轉至南都，袁可立請他們指認，‘倭寇’見貢使至大哭，貢使一眼就認出這些全都是琉球國良民，是一次在海上運輸糧食時因風漂落才不幸被官兵捕來的，貢使所述人數特征完全相合。後來這十八個琉球國民被無罪釋放回國與妻子團聚。為感謝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國建廟塑像奉祀，敬若神明。結果上報京城，禦批：“今後沿海地方獲有夷人船還要詳譯真偽，毋得希圖功賞枉害遠人。”
袁可立在任蘇州府推官，事起於日本關白豐臣秀吉侵朝，倭寇出沒，吳中一帶實行“海禁”，一些勢家動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相互傾軋。
秦燈，無錫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喜歡聽曲唱戲。和太倉王弇州次子王士驌、雲間喬一琦三人甚相投。“王能文章，秦能說善論，喬善書能武，各有時名。”三人順應當時的形勢，招募鄉兵禦倭保家，年輕氣盛，有一個叫趙州平的惡少混跡進來，一來二去和地方富豪大戶結下梁子。鮮衣怒馬，瞠目語難，招搖都市，遂有告其謀叛者，仇家舉報說他們大肆招兵買馬，企圖聚眾謀反。指控說三人在一酒樓內指天劃地拜把子起誓，竟口稱“朕”大逆不道。福建巡撫許敬庵接報後大驚，立即通報應天巡撫朱弘謨，朱弘謨本就對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不懂戲文，立刻興大獄將三人做實。
事件驚到了身居九重的萬曆帝：“朕意此恐風聞，若擅發行必駭眾聽，惑亂人心”，三司大驚。錯愕不知所出，第擬旨：撫按會勘。兵部尚書石星感到事情重大，一旦坐實就不是三個人頭落地的事，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實。吏科給事中耿隨龍曾上奏說“丹陽縣民趙州平等惡少酒狂，初非倡亂不得誤入”，但不知道什麽原因奏疏被壓了下來。巡撫朱弘謨擔心自己官帽不保便搶先定調判決，判秦燈斬、王士驌入監、喬一琦充軍南匯所。人犯被押赴刑場，大聲喊冤不止，袁可立覺得疑點重重，不顧巡撫阻擾，請以烏紗前程作保暫緩處決。
後經袁可立多方查證，發現他們的招供狀全是子虛烏有錯訛百出，最終洗清了冤屈。而所謂的稱‘朕’，不過是王的一個家丁好說書，給大家說講趙官家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哄堂大笑，秦燈口無遮攔學說對答即興稱“朕”，秦、王先後死於獄中。當喬一琦從死牢被解救提出時，天空無雲而雷，吳中傳為“雷鳴案”。最終活下來的喬一琦從軍報囯，在明金薩爾滸戰役中身陷重圍，壯烈殉國，從死者四十二人，祀忠義祠。
袁可立治行報到吏部尚書孫丕揚那裏，以政績第一擬擢升給事中，受到萬曆帝特別召見，“內召當锝諫省”時有吏科都給事中林材者巡蘇州，官員們都畏懼他，行跪拜大禮，獨袁可立按法定禮節“長揖不拜”，林材就此懷恨，挾私報複阻遏，當地駐軍為袁可立鳴不平洶洶不已，袁可立作長揖平息事端，從容赴任山西道監察禦史。
奉命巡視京都西城，有皇帝寵幸的弄臣仗勢殺人，百官不敢問，可立重捶抵罪，將罪行張榜於五都衢，“重棰問抵”。這時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門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殺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顧可脫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將說者逐出門外，眾閹恨之切齒。然而，皇帝繞過內閣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袁可立不給皇帝留麵子，毅然抗旨將弄臣正法，京師稱“真禦史”。自袁可立巡城，無論皇親國戚或朝中大臣，凡貪縱不法，袁可立皆一並彈劾論處，萬民高呼“袁青天”
禦史袁可立請錄謫臣，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幹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複為皇上言之！”疏上，奪俸一年。
雷震景德門，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袁可立再次上疏：“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又尖銳指出時局之艱危：“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並直接把矛頭指向萬曆帝：“郊視不親，朝講久廢。章奏之批答不時，宮府之賞罰互異，敘遷有轉石之艱，征斂有竭澤之怨。是非倒置，賢奸混淆。使忠者含冤，直者抱憤，豈應天之實乎？”疏上，觸帝怒，繼忤次輔沈一貫，降三級調外任用，因吏部疏捄，奉降雜職邊方用，因輔臣疏捄，奉旨革職為民，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史稱“震門之冤”。
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二十六年間，三次即家征召“禦史”，並不赴，終萬曆一朝不複出。罷官期間，袁可立與文友結聯詩社，教化地方，禮賢父老，調停事務，代民請減賦稅徭役，與同裏大司農李汝華丈量厘清睢州田賦。力請大修睢郡城池，自此新舊兩城屹立如金湯，賊不敢窺。睢陽衛戰敗而亡，其子袁樞賴此城破家募勇禦頑敵，完保睢城一郡生靈。“新舊二城，大司馬創修之，小司農保全之，袁氏世德其忍諼乎！’”
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協濟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衛輝何守。尋得減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罷官後從不出入公府，這次親自出麵去衛輝府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見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袁可立沉冤得以昭雪，起尚寶司司丞，升本司少卿，奉旨遣祭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在河南睢州家裏就地晉升太仆寺少卿。泰昌帝嘉獎道：“一朝抗疏，二紀歸田。口不言事，恥漢人部黨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毀家之風”。
封疆多事，遼沈、廣寧相繼失守，全遼淪陷，人人視關門為死地，百官噤口以圖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向天啟皇帝大膽提出七項建議：“一收殘兵，以省調募。河西之兵雖敗，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納，必為虜用，是籍兵也。近複議調西兵，曠日持久，何資涸轍，宜數容其入，馭以威，稍汰老弱，收轉敗為功之效。
一出奇兵，以圖製勝。聞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以犯我，宜會兵搗之，踏其虛，可夾擊也。宜急勅登萊撫臣督兵過海，乘虛搗，絕其餉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勝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
一明賞罰，以振法紀。若監軍道高出不致死，以帶甲數萬竄，不宜從熊廷弼之請複使監軍，令怠玩而忘其死。況廷弼曲怙，賀世賢何法紀之有？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威克厥愛，兵家所違。且論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職，國法謂何？所當急斬逃臣，還逐臣。則賞罰大明，而戡亂之策可次第舉也。
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尋諸者言，敵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諸隘口，公奏宜守禦築墉。河西既失，則之門戶當嚴。本兵既出視師，當遂駐鎮，調集附近諸軍列營口外。又自抵都門，置重兵數處勢相聯絡，如常山率然以便策應，則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搖也。
一實京營，以固根本。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於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綜。按籍而數之，營兵不可謂不多矣。然為役占為包攬，聚如烏合，散若魚驚，其精強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設法核其實數，分為上、中二，嚴加訓練。上者以戰，中者以守。餉以因之，庶緩急可賴也。
一多儲資糧，以防未然。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逴行無絕餉，而中國可高枕矣。城守之計，以食為本，則糧餉之儲不可不預目。今宜尋訪於忠肅公故事，通州之儲悉運入京師。而又諭令在京勳戚巨室之家各莊蓋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測，城守固矣！
一破格用人，以期實用。圖複建驃騎之功，以佐懸官之空乏。自東事屢敗，而文臣武臣相繼陷沒，主爵者苦於無人可用。臣□讀聖諭，以公侯懸賞，欲得出奇建功之人，洋洋聖謨，急於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況下僚伏，草莽如田疇、魏勝者更夫不少，若循資以求，則真才安得脫穎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賢文榜，令各陳所長，赴部實騐，果異贗鼎，列名上聞，群策並舉，無難滅矣。”疏上，帝一一嘉納允行。
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與首輔葉向高等二十人“充廷試讀卷官，侍經筵。”取倪元璐、黃道周、王鐸等三十六人為翰林院庶吉士。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孫承宗一道擔任殿試考官外，還以左通政代通政使身份成為天啟皇帝侍班帝師，“君臣之間有聚會精神之美，有意諭色授之益”，這為日後袁可立出鎮登萊、晉位中樞奠定了基礎。
後金占領遼東半島及沿海島嶼後，對明朝的威脅日趨嚴重，有識之士紛紛出謀獻策：“登萊惟北岸旅順口，實咽喉總區，誠宜得一大將，量提水陸兵駐紮。”此時的登萊，已成了與後金占領的遼南一水相隔的前沿，擔負起了光複遼東的重任，同時也是遼海前線的後勤轉輸和練兵基地，而首任登萊巡撫陶郎先則剛剛因貪贓被免，遼東經略袁應泰自殺，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遭逮捕論死。朝野震動，京師戒嚴。天啟帝日夜為邊事所憂，先後將孫承宗和袁可立兩位帝師忍痛推出赴邊，以“彈壓登萊非公不可，於是以節鉞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僉都禦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讚理征東軍務”。
袁可立拜命就道，從河南睢州出發路經金鄉就遇到白蓮亂軍，袁可立帶領家丁冠帶披甲直衝敵壘，連自己60歲的夫人都親上戰場擂鼓助陣。“公填撫登鎮，適蓮妖東奴交訌，而夫人從公戎馬，親抱桴鼓不以為懼。”“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袁可立傳檄發登兵七千餘名與山東巡撫趙彥調兵剿而撫之，嚴緝首者，脅從不問，令流民各自還鄉生產。
袁可立撫登三載，坐臨登萊，開創東江，厲兵秣馬，練兵用戚繼光“水軍先習陸戰”之法，積有戰船四千艘，組成了一支五萬餘人的水師陸戰軍隊，與樞輔孫承宗、津撫李邦華、畢自嚴、總兵毛文龍、沈有容等戮力策應。“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自歸。”而兵戎之盛甚稱規模：“劃城一麵，出納戰艦，黃龍青雀，首尾相接，萬櫓千帆，簇簇其中。”
袁可立銳意規劃，整肅軍紀，操練水師，打造戰艦。沿海增置炮台，形成“百裏棋布，鼎足傳烽”的犄角之勢，使登萊武備大為增強，成為遼東前線的海島基地，確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帶的平安，並大大牽製削弱了後金對明山海關一帶的戰鬥力。
袁可立拓地築城，招集安置大量逃難流民，屯兵各島間，步步向前推進海上防禦，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爾哈赤就地蜷縮無以西窺。“時白蓮妖人徐鴻儒猖獗於西，毛文龍跋扈於北，高麗亦不靖，征調繁興所在驚惶。可立籌劃鎮定之，民得安堵”。
袁可立撫登期間，市農工商安居樂業。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樂之聲，通宵達旦。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時出現了“峰頂通望處，逐設煙墩，屯田農幕，處處相望，商船戰艦之拋泊近岸者不知其數”的繁榮整飭景象。有明一代，登萊巡撫計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萊巡撫，造就了登州水城的兵戎最盛時期。
首輔孔貞運讚歎道：“讀大司馬節寰袁公撫登章奏，知老成禦侮，其綢繆定傾如此”。撫登數載，“海無傳烽，亭有息鼓”。皇帝嘉獎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衝於千裏，文武為憲於萬邦。”樞輔孫承宗評價道：“讀後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裏洞徹，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體，仰酬國恩。”
袁可立受命讚理東征軍務，備兵防海，“節製兩鎮，凡一應兵馬錢糧、征收調遣、防剿功罪盡歸經理”。當其之時，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他運籌帷幄，節製悍將毛文龍、指揮大將沈有容和張盤飛船往來攻襲於遼海各島間，戰線綿延至千餘裏，多次挫敗後金對明朝沿海一帶的侵擾。
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再次向朝廷奏報，要求撥付足夠的費用修戰艦，備器械，預籌毛帥之接濟，更呼吸島帥毛文龍，駛千帆繼其糒。時後金“出沒於長山、旅順間，漕艘賈舶多為所梗。”袁可立在“去鼉磯島四百裏”的水域廣布水師，“逾鐵山聯廣鹿島”，又“於皇城島設參將、守備各一員，練兵三千，以為登萊外藪。又設遊兵兩營，飛檣往來策應於廣鹿諸島。製炮設墩，旌旗相望。”又設南遊、北遊兩營，各分訊地，偵邏於廣鹿諸島之間，時東時西，忽遠忽近，使敵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勞為逸，反客為主，布帆草筏於是絕跡。如遇運艘經過，便當撥兵防護，期保無虞，從此琉球、朝鮮海運得通，開創了中國軍隊國際護航的先河曆史。
努爾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順和金、複一帶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萊水師大兵出海，“聯絡諸島，收複旅順”，以圖解救淪陷區內的離散百姓。袁可立奏報朝廷：“登萊之水師實榆關之犄角，臣與鎮道圖畫者數月。諸凡操練將士、修驗船隻、合並營伍、簡汰官兵稍有次第。”他親自挑選精兵“三千六百人，俾總兵沈有容領之先發”，“出海於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相機進剿”。而副將李性忠所領數千遼左健士，袁可立親自“於三月十二日餞而送之，囑以相機進止以固榆關，以聯毛帥。”為之餞行，大兵所到之處，“舳艫相接，奴酋膽寒。”後金放棄“金、複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這時袁可立的布局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大兵壓境震懾南四衛，暗中策應後金複州總兵劉愛塔反正歸明。
袁可立令兩鎮兵馬奇兵出襲，沈有容起兵策應於南，毛文龍抄襲於北，命總兵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賊見登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登兵與島帥布置相應。張盤率領軍隊和登萊招撫的遼民混編的隊伍一舉打下金州，乘勝收複要塞旅順、望海堡和紅嘴堡等戰略要地，使遼南數百裏土地重新收歸於明朝。
總兵毛文龍自統八千馬步精銳，從鎮江、湯站一路進擊剿殺，至鎮江、湯站、鳳凰城等處安營下寨，以圖進剿，四麵出奇以躡其後，從昌城過滿浦以搗其巢。朱家龍從千家莊出擊，王輔從鳳凰城進軍，曲承恩出兵昌城，易承恩直搗滿浦。複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岫岩、蓋州……湯站、鳳凰城並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裏。
袁可立設計策反後金女婿劉愛塔，夜襲金州，收複旅順，連克金、複、蓋三衛及紅嘴、望海、永寧等多堡要地，收複遼南海島疆土千餘裏，膏腴之地失而複得，後金“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裏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所餘者酉虜千人而已。”金州、旅順和複州、永寧等地的收複，在遼海開辟了遼東戰場的新局麵，使登萊、旅順、皮島、石城、寬靉等地連為一條弧線，對後金形成了一道大大向前延伸的屏障和包圍圈，不但解除了後金對山東半島的軍事威脅，也令明朝千裏海疆重新得到整固，形成了對後金的海上軍事封鎖，加重了後金占領區內戰略物資的緊張狀況。
後金軍再次大肆侵略旅順和金、複等地，掠奪搶收秋糧，駐守複州的李永芳部四麵出擊擄掠百姓。“當秋成熟，猶率眾至南衛收獲。公移書沈帥，乘其收割蘊崇之時，用火攻，將吏用命，乘風縱火，焚其積聚，舉兩月之捆載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憤怒的後金調集更多軍隊對明軍進行反撲，袁可立上言“謀貴萬全，兵須審勢，知彼知己，能為可勝。”袁可立利用遼民對後金的痛恨，令明軍於複州、永寧和金州、旅順一帶兩路設伏，乘夜以火把襲城，於鬆山諸處，以火箭射焚敵營秋禾，徹夜透明，殺聲震天，後金大敗而去。大將張盤在登鎮沈有容的策應下，複於城外設伏，夜三更火攻大敗後金軍，並乘勢收複複州和永寧及相鄰數堡。
後金器械、銃炮俱擲棄而奔，明朝野相慶，以為設鎮以來自未有此捷也。袁可立“乘寧前駐防之眾，朝鮮助兵之初”“大兵出關東下，旅順犄角夾攻”的空前戰力擴大戰果，以圖實現“恢複之功”。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並王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袁可立催督，結縱連衡，相為犄角。袁可立檄令兩鎮兵力及標營互為策應。
後金利用海水結凍之機，以萬餘騎繞襲旅順，以報袁可立火攻夜戰的慘敗之仇。袁可立據諜待敵而動，他對登萊和東江兩鎮的水師進行了新的布局，令明軍在旅順城外險關設伏，而沈有容則率水師遊離於沿海各島間奇襲策應，明軍在張盤的帶領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藥用盡，猶堅守不降。後金無計可施，遣使議和，被張盤立斬於軍前，後金大敗，落荒而逃。
起用袁可立是天啟帝的一大亮點，遼南一盤棋，下活了整個遼東，由原來的節節敗退喪地失城轉為以攻代守收複遼南。
袁可立未出，金人陷沈陽陷遼陽又陷廣寧，京師戒嚴，朝野震動。袁可立出鎮，修戰艦練強兵聯諸島收遼南，策反降將，主動出擊，退敵於千裏之外。狡虜蜷伏一隅，三年不敢動。上兵伐謀，良將不戰。袁可立之戰，貴在主戰，貴在不戰養威，不戰而屈人之兵，善戰而以戰止戰，舳艫列陣，奴酋膽寒。
袁可立去職，張盤死柳河敗，閣老不能持遼局，金人無懼，勞師襲遠，掠覺華攻寧遠，玩“議和”斷邦交，弄明師於股掌之上。文龍死登萊潰朝鮮又殘，明國再無完甌。袁可立去留天壤有別，高下立見。
由於種種原因，孫閣老積數年之力打造的關寧大反攻未嚐一用就胎死腹中，以至於後來的關寧軍在孫閣老離職後的數年間坐困耗資拖垮大明財政，總是在自己的防區內被動挨打且越打越殘，袁可立的登萊戰區竟成為了明清戰爭史上，屈指可數到敵占區內主動出擊叫戰收複失地的正麵戰場，隻是後來由於滿清對袁可立的封殺使那段曆史過於模糊，竟然形成了史家的弱項和空白，把袁可立離任後明軍被動挨打且越打越殘的悲情戰事當成了明清戰爭的主流和全部，實在是對明軍的莫大諷刺。
袁可立是明金交戰史上罕見的能向前推進防線並收複失地的傑出將領，充分展示了他作為一代軍事家的智謀和韜略。自後金與明交戰以來，攻城掠地，戰無不克，明將談金色變，能勉強守住陣地就稱“大捷”。袁可立出鎮登萊節製遼海，直接把戰線推進到後金既占遼南四衛北端腹地，而劉愛塔被策反更讓金人蒙羞，一反後金間明玩謀的既往戰史。甚至毛文龍部直逼其老巢，都給後金帶來了交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夢魘。可以說，袁可立是滿清碰到的真正對手和死敵。
袁可立逐步完善對東江和登萊兩鎮兵馬的布局，大兵出海，對後金呈步步進逼壓倒之勢，精心設奇策反收降了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袁可立上疏道：“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奴酋偽授世襲總兵駐複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票。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判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
登州總兵沈有容不願意接納，但袁可立認為這是戰略良機，隨“給與免罪牌及加銜劄付，並許降後代請封官”袁可立命“沈總兵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但不久為後金死黨中軍王丙告密，“將愛塔並李永芳長子械去，殺其弟劉興仁及王丙。屠城，驅其餘民於永寧。”幾年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裏，劉愛塔找了一個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斃後縱火燒之，金人勘驗竟信以為真。
袁可立蒞任登州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後金掠去18年的劉愛塔，這一未遂兵變對後金軍心打擊是空前的，一時漢官降將瓦解殆盡，後金的偽軍體係和情報係統被摧毀殆盡。奴”心腹潰而羽翼剪，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公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將被奴誅夷殆盡。虜因棄金、複諸城，而舉四百裏喪地複歸版圖焉。
盡管後來由於黨爭排擠導致袁可立離任而使這一誘降計劃受阻，但劉愛塔還是在崇禎初年歸順明朝。隻可惜劉愛塔歸順後沒有受到經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龍還謊稱為其陣前招降而否決了劉愛塔主動歸降的初衷，又引發劉愛塔死後一連串悲劇事件。但劉愛塔一心報效國家並最終戰死疆場，有大宋李顯忠之風，這是明清戰爭史上明朝誘降滿清級別最高的將領，為遼東間諜戰之著名戰例，至今為研究明清戰爭史者所稱道。
劉愛塔以“狸貓換太子”的詐死手法瞞過後金，金人曾給予其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間計”使金人惱羞成怒倍感屈辱，成為金人一塊無法愈合的曆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在自己編修的《明史》中對曾經影響過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劉愛塔等一概削去不立傳，毛文龍也僅以寥寥數語附於他傳之後。陸時化的一部書畫著作《吳越所見書畫錄》竟然因為“《袁節寰墓碑》，犯時忌，禍幾不測，先生急取板稿盡毀之。”
袁可立多方呼籲，從內地大肆調兵籌餉，創建毛文龍的東江鎮，為向前推進防禦，竭力替毛文龍向朝廷募兵請餉，他說：“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陛應賞應恤之官兵相應敕部，行巡按禦史覆勘，再為議序。”甚至在地震時還在向朝廷上疏請求“預籌毛帥之接濟”，袁可立通過楊嗣昌向皇帝請餉道：“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幹。”
由於袁可立對武將的重視，遭到一些輕沿海保守派官員“登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的反對和非議。
袁可立早年含冤罷官二十六載，複出後出任天啟帝師經筵，此次東征受顧於上命，大有老驥伏櫪，誌在千裏之誌。縱觀明代巡撫節鎮登萊，袁可立是唯一從大局出發長時間有效支持毛文龍的登萊巡撫，他禦文龍多得牽製之功，毛文龍的主要戰績和榮譽都是在這一時期取得的。
關於袁可立對毛文龍的節製，明朝廷有明確事權：“牽製奴酋者，朝鮮也；聯屬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線就是“撫不能製鎮則易撫，鎮不能製夷則易鎮”。毛文龍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斷被加秩晉階，開始恃功自傲，而其時朝官對毛文龍的質疑聲浪日高。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戰報和軍餉，最後得出來一個既無奈又想維持局麵的兩難結論：“而不交一鋒致奴死二萬餘人馬三萬匹，其數終有不可考。然其分兵設奇，舉火放炮，使奴東西奔馳，如弄於股掌之上當優敘以為用謀者之勸”。奉旨核其兵餉，由此為毛帥忌恨，嗾使言官彈劾袁可立。
這時忽然就冒出來一個由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科的進士同年組成的利益集團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間的矛盾，由閹黨分子宋禎漢苟合幾個東林黨同年方有度、宋師襄、龐尚廉、李喬侖等輪番惡意攻擊袁可立，以至於天啟帝看不過去公開打抱不平切責道：“大臣去留悉聽上裁，言官論人當存大體，不必連章摶擊。”“上不聽，旋以平蓮功加秩兵部侍郎。”
時朝中黨派相攻者無虛日，黨爭和激進言官的空談誤國已經影響到軍政秩序，袁可立維護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對毛文龍的支持，虛懷以待，勸毛“臣子勿欺”。他認為毛文龍的存在事關明金戰爭大局，不是隨便找個人就能替代的，為避免陷入無休止的內耗，選擇“功成身退”，但天啟帝十分眷顧袁可立，連上七疏辭官方得予告。
袁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禦，後被袁崇煥所殺，導致了後來一係列悲劇事件的發生，這可能也是毛文龍和當時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後來，己巳之變證明，袁可立離職對毛文龍、袁可立和大明遼東戰局是個三輸無一贏的局麵。袁可立在去職八個月後仍在為毛文龍上請功題本，已經說明袁可立對他苦心經營的登萊防務是心有不甘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鎮總兵，曾在平倭和收複台灣戰爭中立下過赫赫戰功，經他招募和訓練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增援策應毛文龍。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間調和無果，以至於後來毛文龍有頭大不掉之勢，於是才有“登撫倚重沈帥而與毛帥相左”。
大批清流相繼遭罷，袁可立也被迫卷入黨爭旋渦而去職。沈有容無有所依，決然隨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龍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和節製，一年後，邊事告急，袁可立以“廷推”再入兵部，與閹黨終日周旋，後因反對“吊孝議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龍被矯詔殺害，三個月後發生了明金交戰以來後金首次兵臨北京城下的“己巳之變”。
登州迎來了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燈酒會，期間忽然接到兵部令，說是山東巡撫趙彥應濰縣縣令的請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發大兵平叛，濰縣縣令說駐防濰縣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要發動兵變，將官大驚失色，一時不知如何應對，而濰縣一帶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亂作一團。且登萊水師向以遼兵為多，此事處理不好恐擾軍心。
接報後的袁可立並沒有應兵部和山東巡撫之請馬上發兵，他私下派人找到總兵沈有容了解核實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況，因為二人都是經沈有容召練過來的遼將，對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擔保說二人對大明忠心可嘉，隻是軍中和地方上因為物資供應問題存在一些矛盾，至於叛亂之事還望斟酌核實。為確保無虞，袁可立令書飛騎以犒酒的名義暫時解除了二將的兵權，並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對二將予以安撫，告諭濰營兵士，合營將士皆感泣袁可立睿智和寬厚赦免之恩，從此更加聽命。而時已至午夜，酒會正酣，一場驚動大明兵部和山東、登萊兩地巡撫的未遂事變被平息於帷幄之中。
明末陸路為後金所阻，朝鮮軍政歸登撫節製，屬國朝鮮弑君篡權，國王李琿為其侄李倧所篡，違背明朝一貫主張的普世價值，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態度：“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上疏明政府：“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於茲矣，倧即係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朝鮮派出328人的龐大使團來登州拜見袁可立，以求獲得明政府的冊封，口呼“老爺”，盡顯大明國威。
迫於明與後金正用兵的危急情實，袁可立又疏請“奴方欲西寇，當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掃，以蓋前衍。”袁可立從全局和明方的利益出發不得已退而求其次。關於“仁祖反正”屬於“篡權”這一嚴正主張一直攪動著數百年後朝鮮曆史的神經線，朝鮮君臣認為這一切麻煩全部是“當初因袁可立題本”造成的，說“袁可立之構誣，至於來査”。
於是，對袁可立切齒忌恨，直到五十年後清廷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朝鮮多次派出使團來中國在清朝皇帝麵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禦狀，甚至“結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財物賄賂”等手段斡旋滿清官員以圖改寫和銷毀前史，《永憲錄》和《池北偶談》等史亦有記載。凡此種種，更是加重了袁可立在滿清“文字獄”中遭受毀劫和封殺。
袁可立主張武力抗清和積極防禦，尤重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他對滿清顛覆大明政權的終極目的認識得異乎尋常深刻，堅決反對議和。“經略（袁崇煥）遣人為（老酋）吊祭，公恨其辱國非計，颺言於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舉矣。’公歎曰：‘以此封拜，不慮貽笑後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馬聞之逆璫，璫大恨之。令偵事者日伺公門，卒無可中者。會南戶部尚書缺，廷推公，逆璫傳票致仕。”毛文龍被擅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漸趨瓦解，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
三殿大工正興，兵部左侍郎有閱視之責，“逆璫魏忠賢與崔司馬柄肆虐，有事大會無不呈麵媚顏，公獨屏居人後，不假辭色。”“至是殿工興，忠賢借督工無日不與呈秀相見，屏人密語移時，呈秀授黨人姓名。”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本來魏忠賢也有意依賴袁可立的才望來支撐和平衡多事之秋的明兵部，但出於全麵奪權的目的，閹黨已經無法隱忍袁可立的忤逆持正，下決心將袁可立排擠出朝。袁可立當堂抗疏道：“此非掛冠神武門時乎？”遂被迫致仕歸裏。
魏忠賢以心腹劉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時北則崔呈秀為本兵，自袁可立去職，天下兵馬大權閹黨一手握定。袁可立歸而魏焰益肆，吏部考功郎蘇繼歐上疏為袁可立鳴不平，被魏忠賢迫害致死。
皇帝念登萊功，特授兵部尚書，準馳驛乘傳歸，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累加太子太保，誥封三世，父如子官。
魏忠賢專權，東林黨人遭受打擊，朝中黨派紛爭，袁可立深為國事所憂，本意排除黨爭取中立，終日忙遼務，但思想傾向東林，與高攀龍、馮從吾為同年，黃道周、倪元璐為其門生，魏忠賢由是恨他，同時一些激進的東林人士甚至聯合閹黨宋禎漢尋釁攻擊他。然黨禍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東林黨領袖高攀龍致書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從此袁可立走向了與閹黨鬥爭的前台，每議事“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閹黨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軋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環伺公門，思坐以不法”，但終因袁可立素享清望而無可乘借。
袁可立做事幹練果斷，是晚明少見的既清廉又能幹的官員，盡量遠離黨爭多做事，為清流官員在晚明黨爭紛擾的朝堂上爭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閹環伺的情況下主持遼務多年，成效頗豐，十分難能可貴。董其昌說：“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其時朝野為魏忠賢頌功建祠者不可勝數，後來烈皇帝欽定逆案，查實“讚導、詞訟”過魏忠賢的大小臣工數以千計，獨可立不與。黃道周說：“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曆曆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崇禎即位後，戰事日急，“己巳，虜薄都城。公條上方略，密致當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議，袁可立皆謝絕不出，雖有輔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剛直成性，再削再廢，於遼戰最急之時棄置於家，所用未盡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
袁可立即將離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數年難得一遇的海市蜃樓，遂詩興大發，在蓬萊閣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觀海市詩，成為中國古代罕見的“海市”實錄。字由董其昌書寫，溫如玉刻石，成珠聯壁合之珍品。
登萊兵變結束，袁可立嘔心瀝血開創的登萊防線海線徹底崩潰，心力交瘁的袁可立薨逝於睢州，與徐光啟同年生死。大宗伯董其昌言於帝，帝譴使至睢州祭葬，首輔孔貞運親為墓銘，幾乎囊括了那一時代最著名的書畫大家董其昌、王鐸、黃道周、倪元璐、陳繼儒等為其題碑作讚，可見其人格魅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