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玄，字元功，號圭齋，湖南瀏陽人，是歐陽修後裔，元代文學家。歐陽玄任蕪湖縣尹三年，不畏權貴，清理積案，嚴正執法，注重發展農業，深得百姓擁戴，有“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境”之譽。在任內，對蕪湖名勝古跡，多加保護修葺，據傳“蕪湖八景”，是其在任時所形成。常遊“荊山寒壁”，因與家鄉荊州的荊山同名，所以其有“三年楚客江東寓，每見荊山憶故鄉”之句。離任時，對蕪湖依念綿綿。後人將荊山之水取名“歐陽湖”，簡稱“歐湖”，以誌紀念。
歐陽玄在元代後期文壇盟主地位的形成，政治地位和卓越的文才有關，當然，其學術背景也不容忽視，從政治地位和仕途經曆來說，歐陽玄在漢人中可謂罕有其匹。元廷恢複科舉，歐陽玄即中試，為進士第三名，即授嶽州路平江州同知，後調太平路蕪湖縣尹。不久後，召為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從此，歐陽玄便開始了近40年的大都達官顯宦的經曆。
元代分民眾為四等，南人居最末等，南士為官者頗受限製，但由科舉出身者，大都仕至高官，歐陽玄之後的黃浯，也是南士而由科舉出身，也曾官至侍講學士，但官位如歐陽玄這般顯赫的，卻是後無來者。
歐陽玄被擢為翰林待製，始進入翰林，歐陽玄首入翰林即任待製，為一般人所不及，袁桷初入翰林不過任國史院檢閱官，連擢兩次，才得任待製。相比之下，歐陽玄之官運不可不謂隆盛，歐陽玄在朝為官近40年，曆仕累朝，多蒙拔擢，由翰林待製官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的從一品高官，在南人中，這樣的仕途際遇實為罕見。
白蓮教徒劉福通、杜遵道等率眾以紅巾或紅旗為號的農民起義迅速蔓延全國，擔任翰林學士承旨的歐陽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全俸終其身”的榮譽結束了仕宦生活。歐陽玄麵對紅巾軍遍地的情形，仍向元廷提出“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從這一點來看，歐陽玄不單是一個文士，他還有很強的士大夫經世致用之心，竭力維護元朝廷的統治。
從歐陽玄的家庭來講，他出身於一個典型的世代崇奉儒學的下層官員之家，祖籍廬陵，與宋代大文豪歐陽修是同鄉，曾祖歐陽新在潭州做官時，愛好瀏陽秀美風景，遷居瀏陽馬渡，後遂定居於瀏陽。歐陽新學識淵雅，曾任嶽麓書院講書，被書院山長譽為：“昭文公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其祖父歐陽逢泰也是師表一方，父歐陽龍生也受理學熏陶很深，博通經史，歐陽玄的哥哥歐陽浩、歐陽貞孫、歐陽定孫也曾任過書院山長或學祿，而歐陽玄的母親也非無學之人，她“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玄八歲即能成誦”。從上可看出歐陽玄家族的學術傳統和脈絡，其深厚的理學傳統和經史修養，對於歐陽玄學術思想的形成勢必有決定性的影響。
故而，在歐陽玄治史習文的理念中，對程朱理學特別尊崇，他的文論也摻和著理學的思想。如，歐陽玄評價周敦頤：“子周子生乎有千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蘊，發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周敦頤作為理學的開山祖師，歐陽玄認為他打破了孔孟後道統斷絕的局麵，正是由於他才使日後二程、朱熹輩出，聖學大昌的局麵出現，“得孔孟不傳之緒，為百世道學之倡……二程，傳周子之道者也”。
歐陽玄在《趙忠簡公祠堂記》和《宋史》中反複表明這個觀點，如其言：“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他在《宋史》中評價王安石新學：“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認為神宗信用王安石是“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顯然歐陽玄繼承其父的觀點，並有所擴大而已。
歐陽玄在元代後期文壇盟主地位的形成，政治地位和卓越的文才有關，當然，其學術背景也不容忽視，從政治地位和仕途經曆來說，歐陽玄在漢人中可謂罕有其匹。元廷恢複科舉，歐陽玄即中試，為進士第三名，即授嶽州路平江州同知，後調太平路蕪湖縣尹。不久後，召為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從此，歐陽玄便開始了近40年的大都達官顯宦的經曆。
元代分民眾為四等，南人居最末等，南士為官者頗受限製，但由科舉出身者，大都仕至高官，歐陽玄之後的黃浯，也是南士而由科舉出身，也曾官至侍講學士，但官位如歐陽玄這般顯赫的，卻是後無來者。
歐陽玄被擢為翰林待製，始進入翰林，歐陽玄首入翰林即任待製，為一般人所不及，袁桷初入翰林不過任國史院檢閱官，連擢兩次，才得任待製。相比之下，歐陽玄之官運不可不謂隆盛，歐陽玄在朝為官近40年，曆仕累朝，多蒙拔擢，由翰林待製官仕至翰林學士承旨的從一品高官，在南人中，這樣的仕途際遇實為罕見。
白蓮教徒劉福通、杜遵道等率眾以紅巾或紅旗為號的農民起義迅速蔓延全國，擔任翰林學士承旨的歐陽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賜玉帶及鈔一百錠，給全俸終其身”的榮譽結束了仕宦生活。歐陽玄麵對紅巾軍遍地的情形，仍向元廷提出“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從這一點來看，歐陽玄不單是一個文士，他還有很強的士大夫經世致用之心，竭力維護元朝廷的統治。
從歐陽玄的家庭來講，他出身於一個典型的世代崇奉儒學的下層官員之家，祖籍廬陵，與宋代大文豪歐陽修是同鄉，曾祖歐陽新在潭州做官時，愛好瀏陽秀美風景，遷居瀏陽馬渡，後遂定居於瀏陽。歐陽新學識淵雅，曾任嶽麓書院講書，被書院山長譽為：“昭文公經術行業，師表一方。”其祖父歐陽逢泰也是師表一方，父歐陽龍生也受理學熏陶很深，博通經史，歐陽玄的哥哥歐陽浩、歐陽貞孫、歐陽定孫也曾任過書院山長或學祿，而歐陽玄的母親也非無學之人，她“讀書能文，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玄八歲即能成誦”。從上可看出歐陽玄家族的學術傳統和脈絡，其深厚的理學傳統和經史修養，對於歐陽玄學術思想的形成勢必有決定性的影響。
故而，在歐陽玄治史習文的理念中，對程朱理學特別尊崇，他的文論也摻和著理學的思想。如，歐陽玄評價周敦頤：“子周子生乎有千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蘊，發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周敦頤作為理學的開山祖師，歐陽玄認為他打破了孔孟後道統斷絕的局麵，正是由於他才使日後二程、朱熹輩出，聖學大昌的局麵出現，“得孔孟不傳之緒，為百世道學之倡……二程，傳周子之道者也”。
歐陽玄在《趙忠簡公祠堂記》和《宋史》中反複表明這個觀點，如其言：“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他在《宋史》中評價王安石新學：“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認為神宗信用王安石是“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顯然歐陽玄繼承其父的觀點，並有所擴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