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說：“有話就說，有屁就放，不讓人說話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同理，不讓人結婚不行，不讓人說話也不行，以讓人說話或不讓人說話來讓人結婚或不讓人結婚，更是萬萬不行。然而，一切不具備“放屁”之上述基本功能的“說話”，都是沒話找話，是表態，比放屁更不如。
如果說從前的政治表態是為了“人人過關”，而今之八卦表態，隻是因為怎麽也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除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集體心理陰影，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倒也不是生怕別人把自己當啞巴賣了，而是惟恐沒揀著“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這個大漏。
人雖然不是非結婚不可的動物，但人肯定是傳播的動物，“八卦”的動物。八卦本來也沒什麽，問題是被技術開發出來的人類八卦潛能，實在令人始料不及。不僅網絡上留有無數讓瀏覽者發表評論的埠，用手機發簡訊，更可以對媒體預設的任何問題進行非此即彼的表態——“立即發表評論”！就連從前要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的表態，也成了舉手之勞。原本種種可以按下不表的，現在因技術之便利而變得按捺不住，按下就表。
當滑鼠和手機按鍵都變成了一種偽“投票器”，“表決”和“表態”也失去了應有的界線。媒體多少發筆小財，網站無非賺個人氣，然而，若泛政治的“表態文化”使一切公共生活都成為純粹的利益考量，那麽泛八卦的“表態文化”則使一切私人生活都變成了公共議題。個人自由一旦被鎖定為全民投票的對象，無論是表決還是表態，支持或者反對，於人於己，都是一種暴力。
遺憾的是，在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上，迄今隻有廣州的一家報紙找過一位專家向讀者發表過類似“心理輔導”的談話，更加遺憾的是，這位專家來自廣東省性學會，而且“多年從事性心理、生理研究”，好像在這件事情上需要接受心理輔導的不是八卦的公眾，而是楊振寧教授和他的新娘。
問女人
烏爾姆大學的神經病學家裏佩主持過一係列關於“兩性認路差異”的科研。其中的一個主要成果是：兩性的左右腦裏盡管都有“海馬腦區”（ hippocampus，主記憶，呈海馬狀，故名 ），但是男性在辨向時會左右開弓，女性卻隻使用右邊的那匹，並以男性通常不會用到的額葉前部皮層作為補充，故女性的辨向能力普遍低於男性。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與人類在黑暗時代的分工有關，也就是說，男性之所以會同時驅動兩邊的“海馬”，有可能是因為需要經常性從事戶外狩獵活動而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不過男人也不必因此而高興，按照“形補”理論，中藥材裏的海馬原來並不能壯陽，如果有某個部分確實受到了滋補，那個部分的功能也僅限於認路記路。而女性就更無需因此而感到挫折，因為上述研究還發現，雖然有一點先天不足，不過一旦迷失方向，女人比男人更樂於並且勤於問路。其實這一點我早就看出來了，所以，在非問不可的情況下，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問道於女。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遂引為同道。
不過張愛玲說：“向女人猛然提出一個問句，她的第一個回答大約是正史，第二個就是小說了。”所以，為了在正史裏找到正確的方向不至於在野史或小說中迷失，我個人長期以來向女人問路的經驗顯示：道可問，但不宜多問。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問起，兩問止，謝了就走，不理解的留著自己慢慢消化，或者等等再去問另一個女人。
其實，道路和方向之外，對於男性向她們“猛然提出”的任何一個問句，女人有可能都是用右腦的海馬加上額葉前部皮層來聯合作答的。她們的回答，在風格上幾乎也就是薑夔說詩：“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一個有自知之明的男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所以，裏佩教授的同胞叔本華早就主張男人在棘手的事務上應多聽女人的意見：“女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與男人截然不同，因為女人為了達到目的，總是尋找快捷方式，把眼光盯在目前的事情上；男人相反，一般常把目光投向遠處，看不到或者也想不到事情可能就在我們眼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男人需要被帶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以重新獲得近在咫尺的簡單的觀點。”
很顯然，一個不喜歡問路而且不擅聽取女人意見的男性沙豬很容易犯上“路線正確，立場錯誤”的毛病。不過，男女之外，還有一種人的方位感及其表述甚為特異，這種人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這種人是詩人。在學校上法文課的時候，有一課是法國詩人普列維爾的一首詩，大略記得：那一天清晨在公園的長椅上你吻了我我吻了你長椅在公園公園在巴黎巴黎是地球上的一座城地球是天上的一顆星問路要是問到了這樣一個慣於以gps方式來表述方位的人，那才叫一個暈。
裸跑為什麽
我一向認為“慢跑”並不是真的跑步，雖然究竟要跑多快才算是真的“跑步”並沒有一個通行的標準。在直接或間接地目睹了眾多“裸跑”事件之後，對於“慢跑”的上述偏見才略微得到了修正。鑑於裸跑的興起，我進而懷疑今後是不是有必要將包括“慢跑”在內的傳統跑步活動重新定義為“穿著衣服跑”。
如果說從前的政治表態是為了“人人過關”，而今之八卦表態，隻是因為怎麽也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除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集體心理陰影，過不了自己的那一關，倒也不是生怕別人把自己當啞巴賣了，而是惟恐沒揀著“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這個大漏。
人雖然不是非結婚不可的動物，但人肯定是傳播的動物，“八卦”的動物。八卦本來也沒什麽，問題是被技術開發出來的人類八卦潛能，實在令人始料不及。不僅網絡上留有無數讓瀏覽者發表評論的埠，用手機發簡訊，更可以對媒體預設的任何問題進行非此即彼的表態——“立即發表評論”！就連從前要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的表態，也成了舉手之勞。原本種種可以按下不表的，現在因技術之便利而變得按捺不住，按下就表。
當滑鼠和手機按鍵都變成了一種偽“投票器”，“表決”和“表態”也失去了應有的界線。媒體多少發筆小財，網站無非賺個人氣，然而，若泛政治的“表態文化”使一切公共生活都成為純粹的利益考量，那麽泛八卦的“表態文化”則使一切私人生活都變成了公共議題。個人自由一旦被鎖定為全民投票的對象，無論是表決還是表態，支持或者反對，於人於己，都是一種暴力。
遺憾的是，在楊振寧教授再婚一事上，迄今隻有廣州的一家報紙找過一位專家向讀者發表過類似“心理輔導”的談話，更加遺憾的是，這位專家來自廣東省性學會，而且“多年從事性心理、生理研究”，好像在這件事情上需要接受心理輔導的不是八卦的公眾，而是楊振寧教授和他的新娘。
問女人
烏爾姆大學的神經病學家裏佩主持過一係列關於“兩性認路差異”的科研。其中的一個主要成果是：兩性的左右腦裏盡管都有“海馬腦區”（ hippocampus，主記憶，呈海馬狀，故名 ），但是男性在辨向時會左右開弓，女性卻隻使用右邊的那匹，並以男性通常不會用到的額葉前部皮層作為補充，故女性的辨向能力普遍低於男性。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與人類在黑暗時代的分工有關，也就是說，男性之所以會同時驅動兩邊的“海馬”，有可能是因為需要經常性從事戶外狩獵活動而在黑暗中摸索出來的——不過男人也不必因此而高興，按照“形補”理論，中藥材裏的海馬原來並不能壯陽，如果有某個部分確實受到了滋補，那個部分的功能也僅限於認路記路。而女性就更無需因此而感到挫折，因為上述研究還發現，雖然有一點先天不足，不過一旦迷失方向，女人比男人更樂於並且勤於問路。其實這一點我早就看出來了，所以，在非問不可的情況下，我總是毫不猶豫地問道於女。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遂引為同道。
不過張愛玲說：“向女人猛然提出一個問句，她的第一個回答大約是正史，第二個就是小說了。”所以，為了在正史裏找到正確的方向不至於在野史或小說中迷失，我個人長期以來向女人問路的經驗顯示：道可問，但不宜多問。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問起，兩問止，謝了就走，不理解的留著自己慢慢消化，或者等等再去問另一個女人。
其實，道路和方向之外，對於男性向她們“猛然提出”的任何一個問句，女人有可能都是用右腦的海馬加上額葉前部皮層來聯合作答的。她們的回答，在風格上幾乎也就是薑夔說詩：“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一個有自知之明的男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所以，裏佩教授的同胞叔本華早就主張男人在棘手的事務上應多聽女人的意見：“女人看待事物的方法與男人截然不同，因為女人為了達到目的，總是尋找快捷方式，把眼光盯在目前的事情上；男人相反，一般常把目光投向遠處，看不到或者也想不到事情可能就在我們眼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男人需要被帶回到正確的立場上來以重新獲得近在咫尺的簡單的觀點。”
很顯然，一個不喜歡問路而且不擅聽取女人意見的男性沙豬很容易犯上“路線正確，立場錯誤”的毛病。不過，男女之外，還有一種人的方位感及其表述甚為特異，這種人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這種人是詩人。在學校上法文課的時候，有一課是法國詩人普列維爾的一首詩，大略記得：那一天清晨在公園的長椅上你吻了我我吻了你長椅在公園公園在巴黎巴黎是地球上的一座城地球是天上的一顆星問路要是問到了這樣一個慣於以gps方式來表述方位的人，那才叫一個暈。
裸跑為什麽
我一向認為“慢跑”並不是真的跑步，雖然究竟要跑多快才算是真的“跑步”並沒有一個通行的標準。在直接或間接地目睹了眾多“裸跑”事件之後，對於“慢跑”的上述偏見才略微得到了修正。鑑於裸跑的興起，我進而懷疑今後是不是有必要將包括“慢跑”在內的傳統跑步活動重新定義為“穿著衣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