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契爾首相在其第二任期間,經常提醒美國政府,讓裏根知道西歐在想什麽,特別是英國在想什麽。


    1986年1月1日,裏根總統和戈巴契夫第一書記互相通過電視向對方人民致新年賀詞,表明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有了改善的跡象。同年10月11—12日,裏根與戈巴契夫在冰島的雷克雅未克舉行會談。這次會談是美蘇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這次會談中美蘇雙方都作了重大讓步,表現了不少的和平姿態:蘇方在原則上接受美方關於消除在歐洲中導的“零點方案”的同時,第一次同意不把英法核力量包括在美蘇中程核裁軍談判之內,第一次同意美蘇雙方按相等的數量,而不是按百分比削減雙方一半的戰略武器;蘇方還提出重大建議,不再堅持把中程飛彈問題同美國“戰略防禦倡議”(sdi)問題聯繫起來討論的立場,甚至說可以在解決中導問題之後就削減短程飛彈問題與美方談判,這也就構成了後來著名的“雙零點方案”;與此相對應的是,裏根也出人意料地提出重大建議,美蘇的整個核武器(戰略轟炸機、遠程巡航飛彈和彈道飛彈)將在5年內削減一半,而它們中的威力最大的部分(即戰略彈道飛彈),將在10年內予以消除,即建立一個裏根一廂情願的“無核世界”。


    美蘇冰島會談在西歐引起了微妙的反應。柴契爾首相表示支持5年內美蘇雙方各自削減50%戰略彈道飛彈的設想,但認為裏根10年之後將全部消除核武器的建議(即建立“無核世界”的倡議)會把西歐置於危險的境地。果真如此,其必然邏輯就該是美國從西歐撤出其彈道飛彈,屆時將出現西歐所不願意看到的美國和西歐在戰略上的“脫鉤”,西歐勢必將暴露在蘇聯具有巨大優勢的常規軍備、化學武器和短程飛彈的威脅麵前。對英國來說最要緊的是,柴契爾首相無論如何也得保持住自己的核威懾力量。如果在10年內銷毀彈道飛彈,則10年後的1996年,正好是英國首次用美國的“三叉戟”式飛彈替代老式的“北極星”式飛彈的一年,柴契爾夫人決心不讓美蘇的“和平競賽”影響英國的核防務力量。她和西歐其他國家領導人一樣,對裏根事先未跟歐洲盟國磋商就與蘇聯討論完全消除中導和彈道飛彈等重大問題深感失望,她隱隱感到美蘇兩家正在背著她決定英國和西歐的命運。她認為美國在保護西歐時能否動用核武器已讓人產生了疑竇,而正是核威懾維繫了戰後西歐的和平。這位“鐵娘子”覺得她必須為英國、也為西歐重新找回美國對核威懾戰略的堅定承諾。她必須再去麵晤那個似被戈巴契夫弄得“鬼迷心竅”的裏根總統。


    1986年11月14日,柴契爾夫人又僕僕風塵,肩負著英國和西歐的重大使命飛赴華盛頓。來美之前,“鐵娘子”為了能說服裏根總統,做了一番異乎尋常的精心準備。她和助手們一遍又一遍地討論並修改打算與裏根討論的提綱。此外,到達華盛頓的當天晚上,柴契爾夫人先與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和國防部長溫伯格舉行了會談。翌晨,她又與副總統布希共進早餐,協調彼此的立場。這以後,她才飛往戴維營會晤裏根總統。這一次又是裏根總統接受了這位“鐵娘子”的觀點,柴契爾夫人再次如願以償,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東西。會談結束後,又是這位“鐵娘子”代表英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


    “我們同意最優先予以考慮的是:一個包括更短射程的中導協議;一項在今後5年內美蘇削減50%進攻性戰略武器的協議和對化學武器的禁止。在這三個領域中,有效的核查是核心因素。我們還同意必須事先申明,‘戰略防禦倡議’的研究項目是《反彈道飛彈條約》(abm)所允許的。我們堅決認為北約的前沿防禦和靈活反應戰略繼續要求建立在一個混合基礎上的有效的核威懾。同時,核武器的削減應增加消除常規軍備差異的重要性。考慮到一個穩定的全麵平衡戰略形勢的需要,核武器問題不能單獨處理。我們也一致同意所有這些問題都應在聯盟內部密切磋商。總統再次確認美國將繼續推進其戰略武器現代化項目,包括三叉戟飛彈。他同時肯定他完全支持以三叉戟式飛彈使不列顛獨立的核威懾現代化的安排。”


    柴契爾夫人和裏根在戴維營的會談,使雙方都得到了該得到的東西,而不光是柴契爾夫人先“裏(根)”著鞭。因為這次會談的結果,實際上是裏根收回了許多他在雷克雅未克說過的話,並同意在軍控談判中更多地考慮英國首相和西歐各國領導人的願望和立場;也無妨作如是說,即“鐵娘子”為美國提出了對蘇裁軍談判的目標和立場。這是柴契爾夫人在外交上的一大勝利,是她兩手牽挽三方的巨大成果。不僅如此,這恰恰也是美國政府內許多人所樂意看到的,特別是那些反對裏根建立無核世界的設想,但又無力說服裏根的人。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在談到柴契爾夫人此行的意義時說:“我們中間許多人都認為,她提供了一個冷靜理智的聲音,尤其是在關於建設無核武器世界(一派危險的夢囈)問題上提供了一個非常必要的聲音。”


    柴契爾夫人對她與裏根的第二次戴維營會談和《聯合聲明》深表滿意和自豪。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不無得意地寫道:“不難想像到戴維營聲明會在莫斯科產生什麽樣的效果了。它意味著蘇聯人利用‘戰略防禦倡議’和裏根總統無核武器世界的一廂情願的想法,來推行其解除歐洲核武裝,把我們置於麵臨軍事勒索的脆弱境地並削弱以北約為核心的美國與歐洲紐帶的戰略企圖的失敗。它同時也表明,不管他們喜不喜歡,在聯盟政策的一些根本問題上,我是能夠對裏根總統施加某些影響的。所以戈巴契夫先生具有相當多的原因來與我打交道,就像我也有同樣多的原因要和他打交道一樣。加之蘇聯人經常偏重於和右翼政府打交道,因為他們認為右翼政治家作為精明而實際的談判對象更樂意在討價還價中達成妥協,何況我與戈巴契夫先生在契克斯已建立起了良好的個人關係。毫不奇怪,我很快就被邀請訪問莫斯科。”


    英國《泰晤士報》1986年11月17日的社論也說:“首相在回味她在戴維營度過的周末時,會感到幾分滿意。她的東道主在這方麵也會如此。唐寧街10號和白宮之間的關係看來比自1/4世紀前麥克米倫和約·甘迺迪時代結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密切。”


    這是因為,柴契爾首相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美國的“星球大戰”研究計劃,裏根對此是十分讚賞的。柴契爾夫人十分明白,“星球大戰”計劃幾乎是裏根對蘇鬥爭的最後一張王牌,而蘇聯在談判桌上千方百計要打掉的,也正是這張牌。當然,裏根也不讓這位“鐵娘子”虛行一場,給了她堅定的承諾:裏根保證在美蘇裁減核武庫的同時,堅持要蘇聯相應削減短程飛彈和常規兵力;而更為重要的是,裏根總統保證如約向英國提供“三叉戟”潛射彈道飛彈。難怪同是這家《泰晤士報》會說,裏根和柴契爾的會談公報充滿了“相互之間的支持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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