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醜陋的東西四處滋生蔓延。另一方麵，民族傳統文化裏頭有價值的東西，在那樣的年頭當中卻活不出來，甚至要走向毀滅。第3幕，評書名角兒鄒福遠、京劇演員衛福喜和飯莊名廚明師傅，各自述說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藝術和技藝，都是朝不飽夕，岌岌可危。明師傅是一個人能“辦一、二百桌滿漢全席的手兒”，到頭來，為生計所迫，變賣了所有的廚具家什，給監獄裏犯人蒸窩窩頭去了，因為“現而今就是獄裏的人多呀!”鄒福遠道出了這些藝人和手藝人的極度苦悶：“這年頭就是邪年頭，正經東西全得連根兒爛!”
人的精神危機是時代文化危機的一部分。《茶館》對舊社會民眾精神危機的刻畫，主要是藉助劇中三個關鍵人物——王利發、秦仲義和常四爺來完成的。
“裕泰大茶館”的掌櫃王利發貫穿全劇。他父親死得早，二十多歲就獨立應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麵上混飯吃，人緣頂要緊”，所以按著老輩兒留下來的老辦法，以為“多說好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就不會出岔子”。他每天滿臉堆笑逢迎來自官僚權貴、外國勢力、惡霸、地痞、特務、警察多方麵的敲詐滋擾，他心地不壞，卻因為地位比赤貧階層高出一截，對世間的苦難早已熟視無睹。他是個本分買賣人，希望社會安定，自個兒的生意也順心點兒，可社會總跟他擰著勁兒來，他不敢跟社會較勁，隻能俯首當“順民”，常勸茶客們“莫談國事”。世間兵荒馬亂，城區別的大茶館都破產歇業了，他還苦撐著，時不時第想出些個小招數，抵擋街頭商業全走背字兒的潮流，晚年，眼瞅著茶館撐不下去了，他不嫌丟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會的魔掌越來越緊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國民黨黨棍創辦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館，特務們也來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來的金條換老命，流氓們開辦新式妓院，在當局慫恿下要霸占他的鋪麵……王利發一籌莫展，走到了人生盡頭，這才明白，幾十年來的小心謹慎苦撐苦熬，全算白饒，麵對死的誘惑，他到底喊出了從來沒敢喊出口的話：“人總得活著吧?我變盡了方法，不過是為了活下去!是呀，該賄賂的，我就遞包袱。我可沒作過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王利發的這點兒心理危機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來順受、沒有過高的生活要求，是當時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態。身份地位稍稍高於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發，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後結局這樣淒涼，生活在那個世道下麵的貧苦市民，就更沒指望了。王利發走到人生最後一站喊出來的幾句話，也正是縈繞在社會底層小人物們心頭的一致的困惑和憤懣。
秦仲義是個民族資本家。第1幕登場的時候，隻有二十幾歲，戊戌變法失敗後國勢衰落，他憑著一顆報國之心，變賣祖業創建工廠，想實業救國。他耗盡40年的心血辦起不小的企業，覺得這樣就足可以“富國裕民”。他錯了，抗戰剛結束，他的產業就被政府沒收了，當局不但沒有接著好好辦廠，還把機器當成碎銅爛鐵給賣掉了。眼看著工廠的廢墟，秦二爺痛心疾首，怨氣衝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這樣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結論比王利發的還慘：“……應當勸告大家，有錢哪，就該吃喝嫖賭，胡作非為，可千萬別幹好事!”秦仲義有過比王利發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誌變革中國現實，可是，他的人生也沒能逃脫世道的鉗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製度，帝國主義、封建寡頭和官僚買辦共同控製的國家經濟形勢，沒給他留下一丁點兒施展的空間。何況，他自視高人一頭，跟大眾無法溝通感情。他在黑暗歲月裏單挑獨鬥了一輩子，終於慘敗下來，也是必然的。
常四爺，在《茶館》這齣戲裏，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個形象，這跟他特定的身份、經歷——由老北京旗人中間走出來的自食其力者——有相當的關係。滿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畢生寫了許多帶有滿人性格特徵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頭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氣壯地寫了一個正派、淳樸、剛直、勤懇的滿族人!作者寫常四爺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寫出旗人下層的確有一批忠肝義膽的愛國者，二是要寫出滿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極有價值的東西，三是要反映出從清末過來的滿族人，並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窩囊廢”。常四爺的身上體現了直到晚清時節八旗將士的多數人仍在堅守的愛國情操，打清朝末年他還吃著錢糧、坐得起茶館的時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馬五爺，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國人“一個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兒”，看到鼻煙壺也從外洋進口，他心疼“這得往外流多少銀子啊!”尤其是感覺到了國不國民不民的慘狀，他能衝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國要完!”當局的偵探以他說這話為理由要逮捕他，他據實相告：“我愛大清國，怕它完了!”還是沒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獄就趕上了義和團運動，為護衛國權，他跟洋人刀槍相對地打了幾仗。後來大清國到底亡了，他也並不意外，認準了這是歷史的懲罰：“該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說句公道話!”他一生保持著滿族人耿忠、倔強的脾氣，不向惡人低頭，不向命運讓步，在民國初期到處排斥滿人的時候，就像鬆二爺說的：“誰願意瞪著眼挨餓呢!可是，誰又要咱們旗人呢!”哪怕是靠擔筐販菜、挎籃子賣花生米，照樣活得腰板挺直。那麽，像常四爺這麽一條硬漢子，是不是能有好一點的命運呢，不是，他也照樣逃不掉人生悲劇。七十多了，他還是一貧如洗，這才弄清楚：“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他預感到，這麽下去，“不是餓死，就是叫人家殺了”，他“就是有眼淚也流不出來嘍”。常四爺，一個多麽希望依靠奮鬥來換取國家和個人好前途的中國人，他的悲劇不是來自膽怯、懶惰，而是來自他的落伍了的觀念，屬於舊時代也屬於滿族傳統的人生觀，叫他總以為憑著一身正氣和不服輸的精神，就可以在鋪天蓋地的社會黑暗間闖開一條生路，這樣天真的願望根本沒法實現，邪惡社會永遠張著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著貧寒的個體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橫再不肯屈服也罷。常四爺的失敗，除了社會的責任之外，也因為他的人生哲學已然不合時宜。就這一點說來，他與終於跌進厄運的王利發、秦仲義，是殊途同歸。
《茶館》作品剛發表，就有劇評家批評過：“這個戲……對舊時代的某些舊人卻有過多的低回憑弔之情。”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當程度的“低回憑弔之情”，應當說是事實，問題是，這種情感是否就是多餘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劇作家“憑弔”了不為醜惡時代所容的優秀文化，“憑弔”了苦苦掙紮而終於落敗的善良人物，我們隻要尊重歷史，是不難體會老舍對這些憑弔對象的價值認定的。優秀的民族傳統被惡劣文化環境無情地剿殺，當然是需要憑弔和鳴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發、秦仲義、常四爺這類舊人物，他們體現的我們民族的善良、質樸、奮發、隱忍、剛強、正直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難道不值得珍惜和愛憐麽。老舍歷來靠攏和理解舊時代被侮辱被損害者，也最肯於把他們心靈掙紮過程中真、善、美毀滅的一麵如實地寫出來，這沒有什麽不正確的。
人的精神危機是時代文化危機的一部分。《茶館》對舊社會民眾精神危機的刻畫，主要是藉助劇中三個關鍵人物——王利發、秦仲義和常四爺來完成的。
“裕泰大茶館”的掌櫃王利發貫穿全劇。他父親死得早，二十多歲就獨立應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麵上混飯吃，人緣頂要緊”，所以按著老輩兒留下來的老辦法，以為“多說好話，多請安，討人人的喜歡，就不會出岔子”。他每天滿臉堆笑逢迎來自官僚權貴、外國勢力、惡霸、地痞、特務、警察多方麵的敲詐滋擾，他心地不壞，卻因為地位比赤貧階層高出一截，對世間的苦難早已熟視無睹。他是個本分買賣人，希望社會安定，自個兒的生意也順心點兒，可社會總跟他擰著勁兒來，他不敢跟社會較勁，隻能俯首當“順民”，常勸茶客們“莫談國事”。世間兵荒馬亂，城區別的大茶館都破產歇業了，他還苦撐著，時不時第想出些個小招數，抵擋街頭商業全走背字兒的潮流，晚年，眼瞅著茶館撐不下去了，他不嫌丟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會的魔掌越來越緊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國民黨黨棍創辦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館，特務們也來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來的金條換老命，流氓們開辦新式妓院，在當局慫恿下要霸占他的鋪麵……王利發一籌莫展，走到了人生盡頭，這才明白，幾十年來的小心謹慎苦撐苦熬，全算白饒，麵對死的誘惑，他到底喊出了從來沒敢喊出口的話：“人總得活著吧?我變盡了方法，不過是為了活下去!是呀，該賄賂的，我就遞包袱。我可沒作過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單不許我吃窩窩頭，誰出的主意?”王利發的這點兒心理危機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來順受、沒有過高的生活要求，是當時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態。身份地位稍稍高於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發，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後結局這樣淒涼，生活在那個世道下麵的貧苦市民，就更沒指望了。王利發走到人生最後一站喊出來的幾句話，也正是縈繞在社會底層小人物們心頭的一致的困惑和憤懣。
秦仲義是個民族資本家。第1幕登場的時候，隻有二十幾歲，戊戌變法失敗後國勢衰落，他憑著一顆報國之心，變賣祖業創建工廠，想實業救國。他耗盡40年的心血辦起不小的企業，覺得這樣就足可以“富國裕民”。他錯了，抗戰剛結束，他的產業就被政府沒收了，當局不但沒有接著好好辦廠，還把機器當成碎銅爛鐵給賣掉了。眼看著工廠的廢墟，秦二爺痛心疾首，怨氣衝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這樣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結論比王利發的還慘：“……應當勸告大家，有錢哪，就該吃喝嫖賭，胡作非為，可千萬別幹好事!”秦仲義有過比王利發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誌變革中國現實，可是，他的人生也沒能逃脫世道的鉗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製度，帝國主義、封建寡頭和官僚買辦共同控製的國家經濟形勢，沒給他留下一丁點兒施展的空間。何況，他自視高人一頭，跟大眾無法溝通感情。他在黑暗歲月裏單挑獨鬥了一輩子，終於慘敗下來，也是必然的。
常四爺，在《茶館》這齣戲裏，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個形象，這跟他特定的身份、經歷——由老北京旗人中間走出來的自食其力者——有相當的關係。滿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畢生寫了許多帶有滿人性格特徵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頭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氣壯地寫了一個正派、淳樸、剛直、勤懇的滿族人!作者寫常四爺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寫出旗人下層的確有一批忠肝義膽的愛國者，二是要寫出滿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極有價值的東西，三是要反映出從清末過來的滿族人，並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窩囊廢”。常四爺的身上體現了直到晚清時節八旗將士的多數人仍在堅守的愛國情操，打清朝末年他還吃著錢糧、坐得起茶館的時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馬五爺，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國人“一個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兒”，看到鼻煙壺也從外洋進口，他心疼“這得往外流多少銀子啊!”尤其是感覺到了國不國民不民的慘狀，他能衝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國要完!”當局的偵探以他說這話為理由要逮捕他，他據實相告：“我愛大清國，怕它完了!”還是沒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獄就趕上了義和團運動，為護衛國權，他跟洋人刀槍相對地打了幾仗。後來大清國到底亡了，他也並不意外，認準了這是歷史的懲罰：“該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說句公道話!”他一生保持著滿族人耿忠、倔強的脾氣，不向惡人低頭，不向命運讓步，在民國初期到處排斥滿人的時候，就像鬆二爺說的：“誰願意瞪著眼挨餓呢!可是，誰又要咱們旗人呢!”哪怕是靠擔筐販菜、挎籃子賣花生米，照樣活得腰板挺直。那麽，像常四爺這麽一條硬漢子，是不是能有好一點的命運呢，不是，他也照樣逃不掉人生悲劇。七十多了，他還是一貧如洗，這才弄清楚：“我愛我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他預感到，這麽下去，“不是餓死，就是叫人家殺了”，他“就是有眼淚也流不出來嘍”。常四爺，一個多麽希望依靠奮鬥來換取國家和個人好前途的中國人，他的悲劇不是來自膽怯、懶惰，而是來自他的落伍了的觀念，屬於舊時代也屬於滿族傳統的人生觀，叫他總以為憑著一身正氣和不服輸的精神，就可以在鋪天蓋地的社會黑暗間闖開一條生路，這樣天真的願望根本沒法實現，邪惡社會永遠張著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著貧寒的個體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橫再不肯屈服也罷。常四爺的失敗，除了社會的責任之外，也因為他的人生哲學已然不合時宜。就這一點說來，他與終於跌進厄運的王利發、秦仲義，是殊途同歸。
《茶館》作品剛發表，就有劇評家批評過：“這個戲……對舊時代的某些舊人卻有過多的低回憑弔之情。”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當程度的“低回憑弔之情”，應當說是事實，問題是，這種情感是否就是多餘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劇作家“憑弔”了不為醜惡時代所容的優秀文化，“憑弔”了苦苦掙紮而終於落敗的善良人物，我們隻要尊重歷史，是不難體會老舍對這些憑弔對象的價值認定的。優秀的民族傳統被惡劣文化環境無情地剿殺，當然是需要憑弔和鳴不平的;即便是像王利發、秦仲義、常四爺這類舊人物，他們體現的我們民族的善良、質樸、奮發、隱忍、剛強、正直等美好的性情和德行，難道不值得珍惜和愛憐麽。老舍歷來靠攏和理解舊時代被侮辱被損害者，也最肯於把他們心靈掙紮過程中真、善、美毀滅的一麵如實地寫出來，這沒有什麽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