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末誰的意見最為悲觀?’東佐娃勉強微微一笑。
(她心裏希望不是他!)
奧列先科夫兩手一攤：
“持悲觀的看法是您的女兒們!瞧，您是怎麽培養她們的。而我對您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過這是一種充滿了善意的表情。
漢加爾特坐在那裏，麵色蒼白，仿佛在等候決定她自己命運的結論。
“好吧，那就謝謝了，”東佐娃覺得稍微輕鬆了些。“而現在…該怎麽辦呢?”
有多少次啊，病人們在稍事喘息之後等著聽她的結論，而這結論始終建立在理智、數據的基礎之上，這是按邏輯推斷出來。經過反覆驗證的結論。然而，這片刻的喘息實際上掩藏著多少恐懼啊!
“是啊，有什麽辦法呢，柳多奇卡，”奧列先科夫聲音渾厚地說，給人以安慰。“須知世界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毫無疑問，我們馬上會把您連同可供參考的診斷意見書轉給外科醫生去處理，他們就會把您身上某個地方切開，順便帶走點什麽。有那麽一些蠢才，他們不從腹腔裏帶走什麽紀念品是不肯罷休的。不過，切開以後，誰的意見正確倒也就清楚了。但您畢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愛克斯光放射學研究所裏有我們的連帶奇卡，還有謝廖沙。因此，我們才這樣決定：您去那裏一趟，怎麽樣?……嗯?讓他們看看我們所提供的書麵意見，他們自己再給您檢查一下。這樣也就可以集思廣益。如果需要開刀，在那裏開刀也比較好。總的來說，那裏的一切條件都比較好，您說呢?”
(他說的是：“如果需要開刀”。這意思是不是也許不必開刀…還是相反，更糟些……連開刀也…用不著了……)
“這麽說，”東佐娃明白了，“手術很複雜，你們不敢在這裏做，對嗎?”
“不，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奧列先科夫臉色沉了下來，一口否認。“請不要在我的話裏尋找別的意思。我們無非是想為您…該該怎麽說呢?…為您找找門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
“哎，”他向桌上一擺腦袋，“拿愛克斯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這是那麽簡單的事情!隻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過來進行分析。
“不，不，”東佐娃堅持不去接觸愛克斯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他們徵求了院長的意見。東佐娃到共和國衛生部去了一趟。不知為什麽那裏一點也沒有耽擱，馬上就批準了，給她開了介紹信。這樣一來，在她工作了20年的這個城市裏，事實上已不再有什麽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隱瞞自己的病痛時，東佐技明確知道：隻要向一個人說穿，事情就會再也控製不住，一切就會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紐帶，甚至不是在幾天之內，而是在幾小時之內就斷裂了。作為醫院裏和家裏的頂樑柱，她現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們是如此依戀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穩…
現在還有什麽好磨蹭的?就在那一個星期三，她跟即將代理放射科主任職務的漢加爾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後一次巡診。
她們這次巡診是從早晨開始的，一直持續到臨近吃午飯的時候。盡管東佐娃很信得過該羅奇卡·漢加爾特，漢加爾特對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況也像東佐娃一樣熟悉，但當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開始從一張張病床旁邊走的時候，盡管已意識到自己在一個月之內不可能回來看他們，說不定永遠也回不來了，但幾天來她第一次頭腦清醒，也變得堅強了些。她恢復了考慮問題的興趣和能力。早晨，她本來打算盡快移交工作，盡快簽署最後幾份材料，然後就回家去收拾行裝——這一設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習慣於以一個領導者的身份親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給每一個病人至少作出一個月的預測：看病情將會怎樣發展，治療過程中需要採用哪些新的方法，會不會出現採取異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則她是不會從那個病人的床前離開的。她幾乎跟先前一樣從這個病房巡診到那個病房——這是她最近幾天身處旋渦以來懷著輕鬆的心情所度過的最初幾個小時。
她對自己的不幸已經習慣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種被剝奪了醫生權利的感覺，好像做了什麽不可原諒的錯事而被取消了資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給病人聽診，開藥方，發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種眼神觀察病人，其實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慄，因為她再沒有資格判斷別人的生死了，因為再過幾天她也將同樣可憐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儀容，一心等著聽資格更老而經驗更豐富的專家說些什麽，還會擔心疼痛發作，說不定還會懊悔住進了那所醫院，也有可能會懷疑對自己的治療不那麽對頭。而且，還會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嚮往那種脫去病號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權利。
這一切湧上了心頭，畢竟有礙於她像平時那樣有條不紊地思考問題。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憂心忡忡地接過這副擔子，她實在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是的，她根本不願意這樣。
對薇加來說，“媽媽”這個稱呼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薇加是3人當中對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觀診斷的一個，她預料這位“媽媽”將不得不接受一次大傷元氣的手術，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體力的東佐娃，可能禁不起這樣的手術。今天，薇加同她並肩而行的時候，心裏就想這也許是最後一次了，而她自己還得在這些病床之間巡診好多年，每天都會懷著沉痛的心情懷念那個把她培養成醫生的人。
這時，她用一個指頭把淚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明確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情況，盡量不要漏提任何一個重要問題，因為這50條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壓到了她的肩上，今後也就唯她是問了。
就這樣，她們的巡診在憂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況下持續了半天。她們先巡視女病房，隨後把樓梯平台上和走廊裏的病人—一看過。不用說，在西布加托夫床邊停留的時間比較長。
她們在這個安靜的按超人身上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隻贏得幾個月的拖延罷了，何況這幾個月也無非是在光線暗淡、空氣不好的穿堂角落裏苟延殘喘。能骨已支撐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兩隻有力的手從後麵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態;他惟一的活動就是到鄰近的病房去坐一會，聽聽人家談些什麽;他呼吸的空氣，都是從老遠的一扇通風小窗裏透過來的;頭頂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個天空。
除了接受規定的治療、聽女護理員們吵嘴、哈醫院裏的病號飯以及玩多米諾骨牌外，他生活中沒有其他的內容，然而，哪怕就因為能過上這樣一種可憐的生活，盡管背上還有癒合不起來的傷口，每次醫生來巡診時，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還是閃爍著感激的目光。
(她心裏希望不是他!)
奧列先科夫兩手一攤：
“持悲觀的看法是您的女兒們!瞧，您是怎麽培養她們的。而我對您的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他的嘴角略略扭曲了一下，不過這是一種充滿了善意的表情。
漢加爾特坐在那裏，麵色蒼白，仿佛在等候決定她自己命運的結論。
“好吧，那就謝謝了，”東佐娃覺得稍微輕鬆了些。“而現在…該怎麽辦呢?”
有多少次啊，病人們在稍事喘息之後等著聽她的結論，而這結論始終建立在理智、數據的基礎之上，這是按邏輯推斷出來。經過反覆驗證的結論。然而，這片刻的喘息實際上掩藏著多少恐懼啊!
“是啊，有什麽辦法呢，柳多奇卡，”奧列先科夫聲音渾厚地說，給人以安慰。“須知世界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不是自己人.毫無疑問，我們馬上會把您連同可供參考的診斷意見書轉給外科醫生去處理，他們就會把您身上某個地方切開，順便帶走點什麽。有那麽一些蠢才，他們不從腹腔裏帶走什麽紀念品是不肯罷休的。不過，切開以後，誰的意見正確倒也就清楚了。但您畢竟是自己人。在莫斯科，在愛克斯光放射學研究所裏有我們的連帶奇卡，還有謝廖沙。因此，我們才這樣決定：您去那裏一趟，怎麽樣?……嗯?讓他們看看我們所提供的書麵意見，他們自己再給您檢查一下。這樣也就可以集思廣益。如果需要開刀，在那裏開刀也比較好。總的來說，那裏的一切條件都比較好，您說呢?”
(他說的是：“如果需要開刀”。這意思是不是也許不必開刀…還是相反，更糟些……連開刀也…用不著了……)
“這麽說，”東佐娃明白了，“手術很複雜，你們不敢在這裏做，對嗎?”
“不，完全不是這個意思!”奧列先科夫臉色沉了下來，一口否認。“請不要在我的話裏尋找別的意思。我們無非是想為您…該該怎麽說呢?…為您找找門路。如果您不相信，那就……”
“哎，”他向桌上一擺腦袋，“拿愛克斯光片自己看看好了。”
是啊，這是那麽簡單的事情!隻要一伸手，就可以把片子拿過來進行分析。
“不，不，”東佐娃堅持不去接觸愛克斯光片。“我不想看。”
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他們徵求了院長的意見。東佐娃到共和國衛生部去了一趟。不知為什麽那裏一點也沒有耽擱，馬上就批準了，給她開了介紹信。這樣一來，在她工作了20年的這個城市裏，事實上已不再有什麽事情拖住她了。
在向所有的人隱瞞自己的病痛時，東佐技明確知道：隻要向一個人說穿，事情就會再也控製不住，一切就會再也由不得自己了。日常生活中那些如此牢固、如此持久的紐帶，甚至不是在幾天之內，而是在幾小時之內就斷裂了。作為醫院裏和家裏的頂樑柱，她現在可是要被取代了。
我們是如此依戀大地，竟不能在大地上完全站穩…
現在還有什麽好磨蹭的?就在那一個星期三，她跟即將代理放射科主任職務的漢加爾特一起到各病房作了最後一次巡診。
她們這次巡診是從早晨開始的，一直持續到臨近吃午飯的時候。盡管東佐娃很信得過該羅奇卡·漢加爾特，漢加爾特對所有的住院病人的情況也像東佐娃一樣熟悉，但當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開始從一張張病床旁邊走的時候，盡管已意識到自己在一個月之內不可能回來看他們，說不定永遠也回不來了，但幾天來她第一次頭腦清醒，也變得堅強了些。她恢復了考慮問題的興趣和能力。早晨，她本來打算盡快移交工作，盡快簽署最後幾份材料，然後就回家去收拾行裝——這一設想不知怎的一下子都落空了。她已如此習慣於以一個領導者的身份親自安排一切工作，因此今天她要給每一個病人至少作出一個月的預測：看病情將會怎樣發展，治療過程中需要採用哪些新的方法，會不會出現採取異常措施的可能等等，否則她是不會從那個病人的床前離開的。她幾乎跟先前一樣從這個病房巡診到那個病房——這是她最近幾天身處旋渦以來懷著輕鬆的心情所度過的最初幾個小時。
她對自己的不幸已經習慣了。
然而，她出入病房又好像有一種被剝奪了醫生權利的感覺，好像做了什麽不可原諒的錯事而被取消了資格似的，所幸的是事情尚未向病人宣布。她給病人聽診，開藥方，發指示，用想像中的先知那種眼神觀察病人，其實她自己就感到不寒而慄，因為她再沒有資格判斷別人的生死了，因為再過幾天她也將同樣可憐巴巴、合乎乎地躺在病床上，很少注意自己的儀容，一心等著聽資格更老而經驗更豐富的專家說些什麽，還會擔心疼痛發作，說不定還會懊悔住進了那所醫院，也有可能會懷疑對自己的治療不那麽對頭。而且，還會像渴望崇高的幸福似地嚮往那種脫去病號衣裳晚上回自己家去的日常生活的權利。
這一切湧上了心頭，畢竟有礙於她像平時那樣有條不紊地思考問題。
薇拉·科爾尼利耶夫娜憂心忡忡地接過這副擔子，她實在不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是的，她根本不願意這樣。
對薇加來說，“媽媽”這個稱呼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薇加是3人當中對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作出最悲觀診斷的一個，她預料這位“媽媽”將不得不接受一次大傷元氣的手術，而被慢性放射病耗竭了體力的東佐娃，可能禁不起這樣的手術。今天，薇加同她並肩而行的時候，心裏就想這也許是最後一次了，而她自己還得在這些病床之間巡診好多年，每天都會懷著沉痛的心情懷念那個把她培養成醫生的人。
這時，她用一個指頭把淚珠悄然抹去。
而今天，薇加恰恰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明確地預見到可能出現的情況，盡量不要漏提任何一個重要問題，因為這50條性命第一次以其全部重量壓到了她的肩上，今後也就唯她是問了。
就這樣，她們的巡診在憂心忡忡和注意力分散的情況下持續了半天。她們先巡視女病房，隨後把樓梯平台上和走廊裏的病人—一看過。不用說，在西布加托夫床邊停留的時間比較長。
她們在這個安靜的按超人身上傾注了多少心血啊!可是隻贏得幾個月的拖延罷了，何況這幾個月也無非是在光線暗淡、空氣不好的穿堂角落裏苟延殘喘。能骨已支撐不住西布加托夫了，他全靠兩隻有力的手從後麵托住背脊，才能保持垂直的姿態;他惟一的活動就是到鄰近的病房去坐一會，聽聽人家談些什麽;他呼吸的空氣，都是從老遠的一扇通風小窗裏透過來的;頭頂上方的天花板乃是他的整個天空。
除了接受規定的治療、聽女護理員們吵嘴、哈醫院裏的病號飯以及玩多米諾骨牌外，他生活中沒有其他的內容，然而，哪怕就因為能過上這樣一種可憐的生活，盡管背上還有癒合不起來的傷口，每次醫生來巡診時，他那痛苦不堪的眼睛還是閃爍著感激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