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醫生的其他職責隻要求按部就班地執行:及時指定化驗,檢查化驗結果,並做好30份病歷的記錄。任何醫生都不願意填寫表格,但是激拉·科爾尼利耶夫娜願意接受,因為在這3個月的時間裏她有自己的病號——不是屏幕上那淡淡的明暗線條的交織,而是自己一直負責治療的活人。他們信任她,每每期待她那帶來慰藉的話語和目光。當她不得不移交主治醫生職責的時候,她總是捨不得離開她尚未治癒的那些病人。


    值班護士奧林皮阿達佛拉季斯拉沃夫娜,是個上了年紀。頭髮斑白、看起來比某些醫生還有風度的體態端莊的女人。她通知各個病房,讓做放射治療的病號不要走開。而那個大的女病房裏的人仿佛等的就是這個通知——身穿同一種灰色病號長衫的女人們立即一個接一個地到樓下去:看看賣奶油的老大爺來了沒有,送牛奶的那個老大娘來了沒有;從醫院台階上向手術室的窗子裏邊看上幾眼(窗子下半部分塗了白色,但透過上半部分看得見外科醫生和護士的帽子以及明亮的頂燈);在水池子那兒刷刷罐子;探望一下熟人什麽的。


    不僅僅是她們那註定要挨手術刀的命運,而且還有這些灰色的、穿舊了的、即使在相當幹淨的時候看起來也不整潔的絨布病號長衫,使這些女人與女人的本份和女性的魅力絕了緣。長衫談不上什麽款式,它們都是那麽肥肥大大,每一件都足以把任何程度的胖女人裹起來,袖子也是毫無式樣的肥筒子。還是男病號的那種白色與粉紅色相間的條紋上衣像樣些;女病號不發連衫裙,隻發這種沒有鈕絆和扣子的長衫。有的人從下麵縫短一些,有的人將它放長一些,大家一律束著絨布腰帶,為了不致露出襯衣,還都用手把兩邊衣襟往胸前拽。受到疾病折磨的這種女人,身穿如此寒沙的長衫,是不會喚起任何人的愉快眼神的,這她們自己也知道。


    而男病房裏,除魯薩諾夫以外,所有的病號都安靜地等候著醫生來巡診,很少走動。


    那個烏茲別克老頭兒,集體農莊的看門人穆爾薩裏莫夫,像往常一樣戴著自己那破舊不堪的小圓帽,直挺挺地仰臥在鋪好了的被子上麵。此時大概他已感到高興,因為咳嗽不再折磨他。他把兩手疊放在感到呼吸困難的胸口上,眼睛凝視著天花板。他那古銅色的皮膚包著的幾乎隻是一具骷髏:看得出鼻樑、顴骨以及山羊鬍子後麵的尖下巴骨。他的耳朵簿得隻剩兩片扁平的軟骨。他隻要再幹縮和變黑一點點,便會成為一具木乃伊。


    他旁邊的那個中年人,哈薩克牧民葉根別爾季耶夫,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盤著腿坐在那裏,就像坐在自己家裏的地氈上一樣。他那有力的大手托著大而圓的膝蓋。他那結實的身體如此巋然不動,即使在靜坐時偶爾微微搖晃,也無非像工廠的煙囪或水塔那樣有點微震而已。他的肩膀和脊背把上衣繃得緊緊的,肌肉發達的臂脫幾乎撐破了袖口。他住進這所醫院的時候,嘴唇上有一處不大的潰瘍,在這裏經過照射之後變成一個暗紅色的大癡,使他的嘴張不開,吃喝都受到阻礙。但他沒有坐立不安,既不焦躁,也不叫喊,而總是慢條斯理地把盤子裏的飯食吃光,而且就這樣安安靜靜地坐上幾個小時,眼睛不看任何地方。


    再過去,靠門的一張病床上,16歲的焦姆卡伸直了自己的那條病腿,不停地用手掌在撫摸和按摩小腿上使他不得安寧的地方。他像一隻小貓,蜷縮著另一條腿在看書,其他什麽都不在意。不是睡覺和接受治療的時間,他基本上都在看書。化驗室裏有一個擺滿了書的書櫃,女主任特許焦姆卡自己進去換書,不必等整個病房輪到換書的時候才換。現在他看的是一本淺藍色封麵的雜誌,但這本雜誌不是新的,而是被翻得很舊,封麵被太陽曬褪了色——化驗室的這個書櫃裏沒有新出版的書刊。


    普羅什卡則十分認真地輔好了自己的床,沒有一道皺摺,沒有一個小坑。他把兩腿垂到地上,規規矩矩地坐在那裏,很有耐心,像完全健康的人。他也的確完全健康——在病房裏對什麽也不抱怨,外表也沒有任何疾患,黝黑的臉頰呈現出健康的麵色,額發梳得光溜齊整。小夥子去哪兒都稱得上一表人才,哪怕去參加舞會。


    他旁邊的艾哈邁占,由於找不到對手,就把棋盤斜放在被麵上,自己跟自己下跳棋。


    脖子上纏著硬殼似的繃帶、腦袋不能轉動的葉夫列姆,沒有在通道上走來走去惹人心煩,而是用兩個枕頭把背後墊高,一直在看昨天科斯托格洛托夫硬塞給他的那本書。誠然,他很少翻動書頁,別人還會以為他拿著書在打瞌睡呢。


    而阿佐夫金,還是那麽痛苦難熬,像昨天一樣。他也許一夜沒合眼。窗台上和床頭櫃上散扭著他的東西,被褥也亂七八糟。他的額頭和兩鬢沁出了汗珠,體內的陣陣疼痛全部反映在蠟黃的臉上。有時,他彎著腰站在地板上,胳膊肘支著床,就那麽呆著。有時,他兩手捂住肚子,身體彎成兩截。在病房裏他已有好多天不搭話了,關於自己他什麽也不說。隻是在央求護士和醫生多給點鼓的時候他才肯於開口。一旦有家屬來看他,他就要他們再去買一些在這裏看到的那種藥。


    窗外是陰沉沉的天,沒有風,灰漾澇。科斯托格絡托夫早晨做過照射治療回來之後,問也不問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就把自己上方的通風富打開了。一股濕潤但並不寒冷的空氣從那裏擠了進來。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擔心腫瘤著涼,就把脖子裹了起來,坐到牆邊。這些聽天由命的人是多麽麻木不仁,簡直跟木頭一樣!看來,這裏除了阿佐夫金,誰也沒有真正的病痛。好像是高爾基說過,隻有為自由而鬥爭的人,才有資格享有自由。恢復健康這件事也是如此。至於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早晨他就採取了決定性的步驟。掛號處剛剛開門,他便往家裏打電話,把夜裏的決定告訴了妻子:通過一切渠道設法轉到莫斯科去,而不能在這裏甘冒風險,害了自己。卡色很會走門路,想必正在活動。不消說,這是一種怯懦的表現:被一個腫瘤嚇慌了神,還到這裏來住院。說起來這簡直讓人不敢相信,從昨天下午三點到現在,甚至連一個人也沒有來摸一摸,看看他的腫瘤是否正在擴大。誰也沒送藥來。床頭上掛一張體溫卡也就了事了,這隻能安慰傻瓜。不行,我們的醫療機構還需要整頓再整頓。


    醫生們終於露麵了,但她們還是沒有走進病房,而停在門外,在西市加托夫那兒站了很久。西布加托夫把後背的衣服擦了起來,讓醫生們看。(與此同時,科斯托格格托夫把自己的書藏到了褥墊底下。)


    不過後來她們還是走進了病房,有東佐娃醫生,漢加爾特醫生和一位手拿記事本、臂肘上搭著一條毛巾的體態端莊、頭髮花白的護士。幾個穿白大褂的人一齊進來,總是會引起一陣緊張。恐懼和希望的浪潮。來者的長衫和帽子愈白,表情愈嚴肅,病號的那三種感受就愈強烈。其中表現最嚴肅、最莊重的是護士奧林皮阿達佛拉基斯拉沃夫娜,對她來說,巡診就跟祈禱儀式之對於助祭是一樣的。她是這樣一個護士,認為醫生高於普通人,認為醫生什麽都懂,從來不犯錯誤,其囑咐也無不正確。所以,任何醫矚她都懷著一種近乎幸福的感覺記在自己的記事本裏。現在的年輕護士已經不像她那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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