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三十多年前發生的這一段插曲，我不禁思考，一個平時沉默寡言、為人正直、是非分明、性格剛直、感情衝動的父親，在文革中麵對各種打擊時，他是如何承受和度過的？我真是不敢往下多想！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張符山回到了當年父親下放的海南省樂東黎族自治縣縣城抱由鎮。自1980年我離開樂東後，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闊別25年的縣城，已不是我孩童時代的那種貧窮和落後的景象。新建的樓宇拔地而起，剛開張的酒店，彩燈閃爍，夜色增輝，伴隨著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寧靜的山城畫麵出現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橋頭，獨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麵微風輕輕撲麵而來，愜意的心情中帶著點點的傷感。這兒，母親為父親這段歸國抗日的歷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淚水；我幼小的心靈，受到過多少的驚嚇！而正是這兒，又讓我領悟到了人間的關愛和同情。每當想起這些，心裏總是不由地感謝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能伸出雙手關心和幫助我們南僑機工家庭的符茂陪、吳亞合、張光輝、林明武、吳昌科和羊學明等同事和朋友。
這一趟，我拜訪了父母的幾位老同事和幫助過我們家的摯友。
符茂陪，文昌寶芳鎮文林村人，現樂東縣衛生局的幹部。他以一顆最善良的心，以一個文昌老鄉的情，在我父親受迫害的日子裏，幫助我母親寫信、寫材料向有關部門申訴父親的歷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並保持與國內親人的聯絡，一直到我父親“解放”。
“司機伯爹（在縣城裏人們都這樣稱呼父親）跟我講過抗戰時期滇緬公路上翻車的故事，死的華僑很多。他也翻車，是命大沒死。‘文革’中你父親因歷史問題受牽連，沒有人能公開保護他，隻有暗中幫助。當時我想，他從南洋回國抗日的貢獻最終是會被認可的。” 符茂陪回憶道。
是的，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們對曾經有“歷史問題”的人和家庭的態度，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記得1983年我在省城廣州進修，58歲的母親突然病危，身邊唯有七十多歲的父親。雖然情況危急，但縣委、衛生局和醫院等相關單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幫助照料母親，甚至幫助處理我母親的後事。當我從廣州趕回母親身邊時，她已離開了我們，她靜靜地離開這個生活了20年、讓她遭受磨難的縣城——抱由。
南僑機工多少往事可以追憶(7)
父親當時拄著拐杖，目送母親的靈柩由眾多同事抬上靈車，他沒有哭，隻聽到他對送行的人說：
“謝謝，謝謝！少琴（我母親）去天國看望她的綏和大哥了。”
二年後，我父親也因病去世了。我將父親和母親安葬在一起，並建成墓壙。後來，我在清理父母的遺物時才想起，我們這三口之家，六十年代開始跟隨父親下放，受到迫害，全家疲於奔命，不但沒有照過一張全家照，就連父母倆的合影都沒有，這是多麽大的遺憾啊！為了彌補這一遺憾，在父親去世二十年後的2005年，我特地將父親和母親的單人照片，交北京王府井大街180號“中國照相”老字號，用電腦合成了一張父母的合影照。在我的心中，父母是永遠不能分離的。
吳亞合，這位小個子黎族同胞，木匠出身，2005年已84歲高齡。他是我父親下放到樂東縣後認識的一位黎族同胞。這一次，偶然又在縣醫院新水塔旁路邊相遇，他一眼就認出了我，大聲地叫起我的小名：“阿明哥”，我趕緊伸出雙手抱著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司機伯爹，他是抗美援朝的功勳，老華僑會講英語、馬來話、廣東話、福建話、普通話和海南話，這在我們黎族地區是從來沒有的。他又是樂東縣工資最高的老同誌，開車修車技術高，很受人尊重。人正直而性子急，得罪領導。家裏三口人，阿明媽又有工資，在六十年代的縣城，生活好得讓別人家眼紅。”阿合繼續他的回憶，我和妻子、陪同的符茂陪，還有三位樂東的同學，都關注地聽著他的講述。
父親被監督勞動期間，他一個人就負責縣醫院全院一百多人的食堂蔬菜供應、抽水和全院用電維修，勞動強度超過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所能承擔的。但受苦受難出身的父親，對此沒有任何的怨言，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
父親有幸在吳亞合這位黎族同胞的幫助下，逃過多次的暗害。父親“解放”後，對阿合叔的救命之恩，還以報答，倆人成為摯友，縣城紅旗茶店裏，幾乎每天都有他倆的影子。阿合叔家人口多，經濟有困難，我們家也總是義不容辭地給予幫助。父親作為一個經歷多年戰場的軍人，知道生命的代價。直到1984年跟隨我回到海口生活的最後一年裏，他總是提起吳亞合。阿合叔永遠是父親後半生的摯友，心中牽掛的人，我們一家的恩人。
這一次，阿合叔又帶著我，去尋找父親曾經在縣醫院監督勞動、負責抽水的醫院舊水塔遺址。雖然，遺址僅存一片水泥空地，周圍也長滿雜草，但當我雙腳踏在這塊水泥地上、舉頭仰望天空時，仿佛瞬間時光倒流，父親在雲霧中看著我和阿合叔……
在七十年代，因電力供應不足，父親經常要半夜三更一人去抽水，不管風吹雨打，寒夜孤寂，都要耐心地等待，等待著將昌化江的水灌滿水塔，然後才能回家！
2005年12月29日，我和妻子張符山回到了當年父親下放的海南省樂東黎族自治縣縣城抱由鎮。自1980年我離開樂東後，這是第一次回到我的出生地。闊別25年的縣城，已不是我孩童時代的那種貧窮和落後的景象。新建的樓宇拔地而起，剛開張的酒店，彩燈閃爍，夜色增輝，伴隨著昌化江清澈的江水，一幅寧靜的山城畫麵出現在眼前。我站在永明橋頭，獨自一人沐浴在星空之下。江麵微風輕輕撲麵而來，愜意的心情中帶著點點的傷感。這兒，母親為父親這段歸國抗日的歷史，不知流下多少辛酸的淚水；我幼小的心靈，受到過多少的驚嚇！而正是這兒，又讓我領悟到了人間的關愛和同情。每當想起這些，心裏總是不由地感謝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能伸出雙手關心和幫助我們南僑機工家庭的符茂陪、吳亞合、張光輝、林明武、吳昌科和羊學明等同事和朋友。
這一趟，我拜訪了父母的幾位老同事和幫助過我們家的摯友。
符茂陪，文昌寶芳鎮文林村人，現樂東縣衛生局的幹部。他以一顆最善良的心，以一個文昌老鄉的情，在我父親受迫害的日子裏，幫助我母親寫信、寫材料向有關部門申訴父親的歷史，以求得到公正的生存待遇，並保持與國內親人的聯絡，一直到我父親“解放”。
“司機伯爹（在縣城裏人們都這樣稱呼父親）跟我講過抗戰時期滇緬公路上翻車的故事，死的華僑很多。他也翻車，是命大沒死。‘文革’中你父親因歷史問題受牽連，沒有人能公開保護他，隻有暗中幫助。當時我想，他從南洋回國抗日的貢獻最終是會被認可的。” 符茂陪回憶道。
是的，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人們對曾經有“歷史問題”的人和家庭的態度，從根本上發生了改變。記得1983年我在省城廣州進修，58歲的母親突然病危，身邊唯有七十多歲的父親。雖然情況危急，但縣委、衛生局和醫院等相關單位的同事、朋友都在幫助照料母親，甚至幫助處理我母親的後事。當我從廣州趕回母親身邊時，她已離開了我們，她靜靜地離開這個生活了20年、讓她遭受磨難的縣城——抱由。
南僑機工多少往事可以追憶(7)
父親當時拄著拐杖，目送母親的靈柩由眾多同事抬上靈車，他沒有哭，隻聽到他對送行的人說：
“謝謝，謝謝！少琴（我母親）去天國看望她的綏和大哥了。”
二年後，我父親也因病去世了。我將父親和母親安葬在一起，並建成墓壙。後來，我在清理父母的遺物時才想起，我們這三口之家，六十年代開始跟隨父親下放，受到迫害，全家疲於奔命，不但沒有照過一張全家照，就連父母倆的合影都沒有，這是多麽大的遺憾啊！為了彌補這一遺憾，在父親去世二十年後的2005年，我特地將父親和母親的單人照片，交北京王府井大街180號“中國照相”老字號，用電腦合成了一張父母的合影照。在我的心中，父母是永遠不能分離的。
吳亞合，這位小個子黎族同胞，木匠出身，2005年已84歲高齡。他是我父親下放到樂東縣後認識的一位黎族同胞。這一次，偶然又在縣醫院新水塔旁路邊相遇，他一眼就認出了我，大聲地叫起我的小名：“阿明哥”，我趕緊伸出雙手抱著他，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司機伯爹，他是抗美援朝的功勳，老華僑會講英語、馬來話、廣東話、福建話、普通話和海南話，這在我們黎族地區是從來沒有的。他又是樂東縣工資最高的老同誌，開車修車技術高，很受人尊重。人正直而性子急，得罪領導。家裏三口人，阿明媽又有工資，在六十年代的縣城，生活好得讓別人家眼紅。”阿合繼續他的回憶，我和妻子、陪同的符茂陪，還有三位樂東的同學，都關注地聽著他的講述。
父親被監督勞動期間，他一個人就負責縣醫院全院一百多人的食堂蔬菜供應、抽水和全院用電維修，勞動強度超過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所能承擔的。但受苦受難出身的父親，對此沒有任何的怨言，默默地做好每一件事。
父親有幸在吳亞合這位黎族同胞的幫助下，逃過多次的暗害。父親“解放”後，對阿合叔的救命之恩，還以報答，倆人成為摯友，縣城紅旗茶店裏，幾乎每天都有他倆的影子。阿合叔家人口多，經濟有困難，我們家也總是義不容辭地給予幫助。父親作為一個經歷多年戰場的軍人，知道生命的代價。直到1984年跟隨我回到海口生活的最後一年裏，他總是提起吳亞合。阿合叔永遠是父親後半生的摯友，心中牽掛的人，我們一家的恩人。
這一次，阿合叔又帶著我，去尋找父親曾經在縣醫院監督勞動、負責抽水的醫院舊水塔遺址。雖然，遺址僅存一片水泥空地，周圍也長滿雜草，但當我雙腳踏在這塊水泥地上、舉頭仰望天空時，仿佛瞬間時光倒流，父親在雲霧中看著我和阿合叔……
在七十年代，因電力供應不足，父親經常要半夜三更一人去抽水，不管風吹雨打，寒夜孤寂，都要耐心地等待，等待著將昌化江的水灌滿水塔，然後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