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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青年的良師益友 李大釗的思想、學識、作風、品格，深受青年們的敬重和愛戴。他除在 北大教課外，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 等校講課。他經常被一些社團邀請進行講演。他是 《新潮》、《國民》等學 生團社的導師。 李大釗指引幫助青年迅速成長，使他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早一批 革命家。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從湖南到北京。他需要學習，也需要工作，但 無法解決。經章士釗向李大釗介紹(按：毛澤東是來投靠他的老師楊昌濟的， 但楊先生剛來北大不久，與李大釗不熟。楊先生為人又十分持重，故由他老 友章士釗介紹。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對章終身不忘)，李大釗安排毛澤東任 圖書館的助理員。毛澤東有了這一工作，就在北大得到了良好的學習機會。 他旁聽一些課程，參加新聞學、哲學等社團的活動，閱讀大量新的書刊。1918 年10月，李大釗親自介紹毛澤東參加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3月，毛澤東 離京南下，12月中旬，又再次來京，毛澤東有機會學習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 著作。毛澤東後來說： “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 很快地發展，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路上。” “五四”時期，周恩來在天津讀書。他與鄧穎超等人組織了覺悟社。在 成立會上，周恩來提議請大釗到天津講演，大釗答應了。1919年9月21日， 即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五天，李大釗便來到天津。他上午作國際形勢的報告， 下午與大家一起座談。返回時，由周恩來送到火車站。李大釗這次天津之行， 給周恩來等以很大的鼓舞和幫助。1920年8月，周恩來又來京請大釗幫助他 們與北京的進步社團建立聯繫。8月16日，在李大釗幫助下，覺悟社與北京 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等5個團體在陶然亭聚會，李大釗在講話中希望他們 到勞工中去，到農民中去，了解他們，啟發他們，依靠他們。會議最後的文 件，接受了大釗的意見，規定今後要做 “社會實況之調查”，做“農工組織 之運動”，起到了很重要的積極作用。 當時的好學進步青年，不少人家境困難，不能按時交納學雜費。有的人 常收到無名氏的匯款單，給予幫助。這 “無名氏”就是李大釗。有的人請求 緩交學雜費，學校要求需有人擔保，李大釗擔保也很多。現在北京大學的檔 案室，還保存有李大釗為哲學係學生劉仁靜寫的緩交學宿費的擔保條。在檔 案室裏，還有名叫新凱的學生1922年4月4日寫給大釗的信，為兩位同學患 病住院， “一文不名”，而請求大釗幫助。信中說：“先生屢次幫助我們， 在此火急之際，作再一次的請求。” 李大釗由於經常大量地幫助別人，致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時難以保證，每 月發的工資，剩下無幾。為此，蔡元培校長特地讓會計部門，每月發工資時 都要給李夫人先留下足夠的生活費。 在1919年 “五四”學生運動中，他得知有32名學生被軍閥政府逮捕的 消息後，作為北大教職員聯合會的代表，他千方百計地設法營救這些被捕學 生。在當時特定形勢壓力下，軍閥政府於5月7日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在 鬥爭最緊張的日子，他連星期天也守在他的辦公室裏。他一方麵派一些學生 聯合會的成員到外地一些重要城市尋求聲援，另一方麵又聽取外地來京學生 代表的情況介紹，並給予幫助指導。李大釗是 “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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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和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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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黨與堅持科學社會主義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他 都作出了最大貢獻。 共產黨的誕生，首先必須靠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並且使之與革命實踐結 合起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的功績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在李 大釗指導下，在長辛店、唐山以及北方重要鐵路沿線，還開展了中國最早最 有聲勢的工人運動。 遠在1917年4月，李大釗就明確指出，中國必須有一個新的中心勢力， 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才有希望。由於對其他政治勢力的失望，俄國十月革命後， 他終於找到了新希望。 1921年3月，李大釗在 《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中，明確提出建立 中國共產黨的迫切性。他說，國人“厭棄政黨已達極點，但是我們厭棄政黨 也要另有團體以為替代，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李大釗進而又明確： “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 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李大釗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者， “應 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並與各國共產黨相呼應。 事實上，1920年1月李大釗掩護陳獨秀出京的途中，兩人就曾商討過在 中國建黨問題。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 (化名吳廷康) 等人來華，李大釗又介紹他去上海與陳獨秀商量建黨問題。 1920年 10月，在李大釗辦公室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從自 己180元的薪金中，拿出80元作小組活動經費。 1921年6月，第三國際派馬林來中國，由李大釗接待並幫助他赴上海。 接著，黨正式成立。早期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幾乎都直接間接地受過李大 釗的教育和影響。北方的濟南、天津、太原、內蒙等地的最早黨組織，都是 在李大釗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李大釗特別重視根據中國的實際環境，應用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宣傳 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反對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和空想 社會主義。他和有的共產黨人片麵的理解和宣傳不同，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 般地反對個性，束縛個人自由，而是保障每個人享受極大量的平等、自由; 不是將整個社會建設於憤懣、仇怨之上，而是互助相愛;不是沒有競爭，而 是亦有相當競爭。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競爭，就會令人枯死，沒有進步。社 會主義不是要人貧窮，而是要人們富裕。如此等等。由此可見，李大釗對於 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是多麽力求準確、認真嚴肅，而決不是像有些人那樣隨 心所欲! 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為國民革命而奮鬥，必須幫助孫中山改組 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實境” 的第一次飛躍，李大釗在這方麵起著最傑出的作用。
十二、最勇敢的戰士 不朽的光輝 中國革命首先發生發展於南方。北方，無論是清末、民初還是北洋軍閥 時期，都受到封建勢力更嚴密的控製與統治。1919年 “五四”以後，新文化 運動的中心已逐漸南移。在南方一些城市地方，人們的思想、言論、集會、 結社已可以相當自由，而在北京卻受到更嚴的限製。當時，相當多的新人物 已紛紛南下，而李大釗仍依然地堅守在北方。 據李星華回憶： “1926年’三·一八”以後，段祺瑞下令通緝那些領導 學生愛國鬥爭的所謂 ‘暴徒’，‘名列第一’的就是李大釗。”從那以後， 李大釗轉入地下鬥爭。1926年6月，奉係軍閥張作霖進入北京，首先捕殺了 《京報》主筆邵飄萍，接著又殺了進步小報主編林白水，形勢十分險惡。1927 年春，蔣介石在南方不斷製造反共屠殺事件，李大釗的處境就更加險惡了。 一些同誌都勸李大釗轉移，他也安排別人轉移，而他自己就是要堅守戰鬥崗 位，決不離開北京。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突然派兵包圍蘇使館，逮捕了李大釗和他的戰 友。章士釗、楊度、北京學界及社會各界都積極設法營救，但都不能改變反 動當局對他加害的罪惡用心。在法庭上，李大釗 “著棉袍，青布馬褂，滿臉 髭鬚，精神極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為是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於 反動當局加給他 “擾亂治安，圖謀不軌”等罪名，則予以辯駁。在刑場上他 首登絞刑台，神色未變，從容就義。時為1927年4月28日，年僅38歲。 李大釗遇難，全國民眾莫不哀痛，紛紛舉行悼念活動，憤怒聲討帝國主 義及其軍閥走狗的反革命暴行。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 《嚮導》發表文章，稱李大釗是“最勇敢的革命 戰士”。 蘇浙滬黨部駐武漢辦事處發表宣言，稱李大釗是“誠實勇敢的革命戰士， 無產階級的先鋒。” 在西安召開的追悼會上，蘇聯代表稱李大釗的死， “非特中國革命之損 失，實全世界之損失。”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說： “黃河流域青年運動發展， 皆李所推動，即中國青年運動，亦受李之影響非淺。李大釗以全時間、全精 神獻給革命”， “吾儕唯時繼李大釗之誌而奮鬥”，“則李大釗精神不死”。 李大釗遇害時，馮玉祥正率師潼關， “哭之甚哀”，謂李大釗是“在北 方指導國民革命運動最忠實、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領袖”， “為中國‘五四’ 以來新思想的泰鬥”。還說：“李同誌因地域關係，與本軍在南口轉進以後， 發生最密切的關係”。 “我們必須繼死者革命精神而奮鬥”。令全軍上下舉 行大規模悼念活動。 1933年4月24日，在北京地下黨組織下，北京各界為李大釗舉行公祭， 在數百人護送下，靈柩由宣外淅寺發引，抬赴香山萬安公墓。在西單、西四 兩地舉行路祭，清華、燕京兩校師生，在西郊路祭。最前一幅輓聯是 “北平 青年恭送李大釗安葬”。李大釗的思想業績，真正紮根於中華大地，銘記於 億萬人民的心中。 在北京大學校園，1977、1978兩屆畢業生誌願捐款，為李大釗建立塑像。 1983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為李大釗陵園落成舉行隆重典禮，鄧小平 為墓碑題詞： “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 不朽!”
十、青年的良師益友 李大釗的思想、學識、作風、品格，深受青年們的敬重和愛戴。他除在 北大教課外，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 等校講課。他經常被一些社團邀請進行講演。他是 《新潮》、《國民》等學 生團社的導師。 李大釗指引幫助青年迅速成長，使他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最早一批 革命家。 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從湖南到北京。他需要學習，也需要工作，但 無法解決。經章士釗向李大釗介紹(按：毛澤東是來投靠他的老師楊昌濟的， 但楊先生剛來北大不久，與李大釗不熟。楊先生為人又十分持重，故由他老 友章士釗介紹。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對章終身不忘)，李大釗安排毛澤東任 圖書館的助理員。毛澤東有了這一工作，就在北大得到了良好的學習機會。 他旁聽一些課程，參加新聞學、哲學等社團的活動，閱讀大量新的書刊。1918 年10月，李大釗親自介紹毛澤東參加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3月，毛澤東 離京南下，12月中旬，又再次來京，毛澤東有機會學習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 著作。毛澤東後來說： “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的時候，在李大釗手下， 很快地發展，走到了馬克思主義的路上。” “五四”時期，周恩來在天津讀書。他與鄧穎超等人組織了覺悟社。在 成立會上，周恩來提議請大釗到天津講演，大釗答應了。1919年9月21日， 即覺悟社成立後的第五天，李大釗便來到天津。他上午作國際形勢的報告， 下午與大家一起座談。返回時，由周恩來送到火車站。李大釗這次天津之行， 給周恩來等以很大的鼓舞和幫助。1920年8月，周恩來又來京請大釗幫助他 們與北京的進步社團建立聯繫。8月16日，在李大釗幫助下，覺悟社與北京 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等5個團體在陶然亭聚會，李大釗在講話中希望他們 到勞工中去，到農民中去，了解他們，啟發他們，依靠他們。會議最後的文 件，接受了大釗的意見，規定今後要做 “社會實況之調查”，做“農工組織 之運動”，起到了很重要的積極作用。 當時的好學進步青年，不少人家境困難，不能按時交納學雜費。有的人 常收到無名氏的匯款單，給予幫助。這 “無名氏”就是李大釗。有的人請求 緩交學雜費，學校要求需有人擔保，李大釗擔保也很多。現在北京大學的檔 案室，還保存有李大釗為哲學係學生劉仁靜寫的緩交學宿費的擔保條。在檔 案室裏，還有名叫新凱的學生1922年4月4日寫給大釗的信，為兩位同學患 病住院， “一文不名”，而請求大釗幫助。信中說：“先生屢次幫助我們， 在此火急之際，作再一次的請求。” 李大釗由於經常大量地幫助別人，致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時難以保證，每 月發的工資，剩下無幾。為此，蔡元培校長特地讓會計部門，每月發工資時 都要給李夫人先留下足夠的生活費。 在1919年 “五四”學生運動中，他得知有32名學生被軍閥政府逮捕的 消息後，作為北大教職員聯合會的代表，他千方百計地設法營救這些被捕學 生。在當時特定形勢壓力下，軍閥政府於5月7日釋放了全部被捕學生。在 鬥爭最緊張的日子，他連星期天也守在他的辦公室裏。他一方麵派一些學生 聯合會的成員到外地一些重要城市尋求聲援，另一方麵又聽取外地來京學生 代表的情況介紹，並給予幫助指導。李大釗是 “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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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和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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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建黨與堅持科學社會主義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無論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他 都作出了最大貢獻。 共產黨的誕生，首先必須靠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並且使之與革命實踐結 合起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的功績是任何人都比不了的。在李 大釗指導下，在長辛店、唐山以及北方重要鐵路沿線，還開展了中國最早最 有聲勢的工人運動。 遠在1917年4月，李大釗就明確指出，中國必須有一個新的中心勢力， 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才有希望。由於對其他政治勢力的失望，俄國十月革命後， 他終於找到了新希望。 1921年3月，李大釗在 《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中，明確提出建立 中國共產黨的迫切性。他說，國人“厭棄政黨已達極點，但是我們厭棄政黨 也要另有團體以為替代，否則，不能實行改革事業。”李大釗進而又明確： “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 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李大釗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者， “應 趕快組織一個大團體”，並與各國共產黨相呼應。 事實上，1920年1月李大釗掩護陳獨秀出京的途中，兩人就曾商討過在 中國建黨問題。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 (化名吳廷康) 等人來華，李大釗又介紹他去上海與陳獨秀商量建黨問題。 1920年 10月，在李大釗辦公室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從自 己180元的薪金中，拿出80元作小組活動經費。 1921年6月，第三國際派馬林來中國，由李大釗接待並幫助他赴上海。 接著，黨正式成立。早期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幾乎都直接間接地受過李大 釗的教育和影響。北方的濟南、天津、太原、內蒙等地的最早黨組織，都是 在李大釗幫助下建立起來的。 李大釗特別重視根據中國的實際環境，應用馬克思主義，特別重視宣傳 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反對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和空想 社會主義。他和有的共產黨人片麵的理解和宣傳不同，認為社會主義不是一 般地反對個性，束縛個人自由，而是保障每個人享受極大量的平等、自由; 不是將整個社會建設於憤懣、仇怨之上，而是互助相愛;不是沒有競爭，而 是亦有相當競爭。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競爭，就會令人枯死，沒有進步。社 會主義不是要人貧窮，而是要人們富裕。如此等等。由此可見，李大釗對於 科學社會主義的宣傳是多麽力求準確、認真嚴肅，而決不是像有些人那樣隨 心所欲! 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為國民革命而奮鬥，必須幫助孫中山改組 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實境” 的第一次飛躍，李大釗在這方麵起著最傑出的作用。
十二、最勇敢的戰士 不朽的光輝 中國革命首先發生發展於南方。北方，無論是清末、民初還是北洋軍閥 時期，都受到封建勢力更嚴密的控製與統治。1919年 “五四”以後，新文化 運動的中心已逐漸南移。在南方一些城市地方，人們的思想、言論、集會、 結社已可以相當自由，而在北京卻受到更嚴的限製。當時，相當多的新人物 已紛紛南下，而李大釗仍依然地堅守在北方。 據李星華回憶： “1926年’三·一八”以後，段祺瑞下令通緝那些領導 學生愛國鬥爭的所謂 ‘暴徒’，‘名列第一’的就是李大釗。”從那以後， 李大釗轉入地下鬥爭。1926年6月，奉係軍閥張作霖進入北京，首先捕殺了 《京報》主筆邵飄萍，接著又殺了進步小報主編林白水，形勢十分險惡。1927 年春，蔣介石在南方不斷製造反共屠殺事件，李大釗的處境就更加險惡了。 一些同誌都勸李大釗轉移，他也安排別人轉移，而他自己就是要堅守戰鬥崗 位，決不離開北京。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突然派兵包圍蘇使館，逮捕了李大釗和他的戰 友。章士釗、楊度、北京學界及社會各界都積極設法營救，但都不能改變反 動當局對他加害的罪惡用心。在法庭上，李大釗 “著棉袍，青布馬褂，滿臉 髭鬚，精神極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自稱為是馬克思學說崇信者。”對於 反動當局加給他 “擾亂治安，圖謀不軌”等罪名，則予以辯駁。在刑場上他 首登絞刑台，神色未變，從容就義。時為1927年4月28日，年僅38歲。 李大釗遇難，全國民眾莫不哀痛，紛紛舉行悼念活動，憤怒聲討帝國主 義及其軍閥走狗的反革命暴行。 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刊物 《嚮導》發表文章，稱李大釗是“最勇敢的革命 戰士”。 蘇浙滬黨部駐武漢辦事處發表宣言，稱李大釗是“誠實勇敢的革命戰士， 無產階級的先鋒。” 在西安召開的追悼會上，蘇聯代表稱李大釗的死， “非特中國革命之損 失，實全世界之損失。”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說： “黃河流域青年運動發展， 皆李所推動，即中國青年運動，亦受李之影響非淺。李大釗以全時間、全精 神獻給革命”， “吾儕唯時繼李大釗之誌而奮鬥”，“則李大釗精神不死”。 李大釗遇害時，馮玉祥正率師潼關， “哭之甚哀”，謂李大釗是“在北 方指導國民革命運動最忠實、最努力和最有力之領袖”， “為中國‘五四’ 以來新思想的泰鬥”。還說：“李同誌因地域關係，與本軍在南口轉進以後， 發生最密切的關係”。 “我們必須繼死者革命精神而奮鬥”。令全軍上下舉 行大規模悼念活動。 1933年4月24日，在北京地下黨組織下，北京各界為李大釗舉行公祭， 在數百人護送下，靈柩由宣外淅寺發引，抬赴香山萬安公墓。在西單、西四 兩地舉行路祭，清華、燕京兩校師生，在西郊路祭。最前一幅輓聯是 “北平 青年恭送李大釗安葬”。李大釗的思想業績，真正紮根於中華大地，銘記於 億萬人民的心中。 在北京大學校園，1977、1978兩屆畢業生誌願捐款，為李大釗建立塑像。 1983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為李大釗陵園落成舉行隆重典禮，鄧小平 為墓碑題詞： “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 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