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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四、接待的等級禮義
八十年代某地為了對外招商引資，派若幹行政官員出國考察一個有意來中國投資的大型企業。令中方官員大為不滿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資合作項目，對方竟然讓幾個熟悉該項目的專業人士接待陪同，並全權負責合資項目的談判。企業總經理自始至終未露麵，當地行政官員連影子也見不到一個。代表團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談判級別相差如此大的懸殊，不了解外國國情的官員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視。其實代表團誤解了對方，在西方發達國家，官員隻是人民的真正“公僕”，沒有任何特權，身價比專業人士要低得多，讓專業人士接待中國人正是重視代表團的表現。好在那時官員的責任心還比較強，國家利益戰勝了個人情感，沒有一氣之下和對方決裂，硬著頭皮把談判堅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後，參加談判的專業人士和代表團一道來中國回訪，中方派出最顯赫的人物來隆重地歡迎外國專家，當地黨政首腦全出席了接待儀式，豪華宴會和高級賓館讓外國人著實享受了一回(中國代表團在外國吃住全是自己買單，對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憐的四菜一湯)。正式談判時選定和外方合資的企業總裁竟然坐在末席，其餘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級別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計前嫌，一方麵是為了使來之不易的合資項目談判成功;另一方麵是為了間接的教導外國人“禮儀”，同時展示“禮儀之邦”的豐厚底蘊。此舉的最後結果是弄巧成拙，外國專業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後向企業總裁作了負麵報告，使已初步認定的投資項目功虧一簣。外方反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出席談判的中國人全是外行，沒一個懂技術的，和外行合作等於是拿錢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過於鋪張，看上去揮金如土，不具備創業者勤儉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資夥伴。
這種微妙的接待禮儀在以後還有所發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級去某地檢查或隨訪，無論對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對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麵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禮貌。在中國，“官”的價值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有時再多的錢也抵不上和某個大官合個影。
五、“知名度”背後的官影
在美國，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學生不知道這個國家的總統是誰，就更不用說“州長”等次一級的政務官了;可當地古往今來作出過特別貢獻的科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學生卻能如數家珍。由此可見，美國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務官，而是對科學和藝術有特殊貢獻的人。
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記者去一所鄉鎮初級中學採風，問了十個學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道屈原嗎?有九個學生回答說不知道;一個學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是誰?十個學生全給出了正確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習慣一人去鄉下遠足，在田畔村頭隨便扯上一個老農閑聊。傳統農民對自己的村莊總是很鍾愛的，總喜歡誇耀自己村莊的“名氣”，並列舉出一串從他們村走出的有影響的人物加以佐證，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學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紀差不多全是“官”，說明中國的“官本位”文化並沒有淡化的跡像。農民是中國負擔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階層，對“官”的反感比任何階層都要強烈;可他們仍希望自己的村莊多走出幾個“官”，並把這些官用於裝點村莊的門麵，可見“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總之，中國的“知名度”是靠“官”來支撐的。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貢獻，哪怕是個白癡，但隻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越大知名度越大;一個人貢獻再大，但隻要沒做官就難得有知名度，隻有極少數例外(“明星”和金牌運動員)。這種現像在今天尤為突出。
六、等級式厚葬和墓誌銘
中國人的墓葬在規模上有很大的懸殊，規模的大小與“官”有極為密切的聯繫。“秦始皇兵馬俑”舉世聞名，號稱“世界八大奇觀”，但秦始皇兵馬俑隻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個始皇陵的規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絕後的，工程的浩大將使“世界第一大奇觀”“埃及金字塔”大為遜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們的後輩在這個星球上永遠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從中東遷入的阿拉伯人)並沒有繼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習;可秦始皇的後輩則一直延續到今天，並把“等級式厚葬”的“傳統文化”不同程度的發揚光大。
等級式厚葬的古風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澤東時代一度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時的官是不允許占據大麵積墓地的，且不允許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錢，不論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價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隻在追悼會的規模上體現出來。遺憾的是：老人家創製的這一善政後來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級官吏開始占據遠遠超出棺木麵積的墓地，並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錢，花上十萬百萬的絕不是個別現像。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裝飾華麗。火葬雖仍嚴格地執行，但骨灰盒的檔次開始體現官吏的等級，平民的骨灰盒一般隻花幾十元，官的骨灰盒則要花大錢，從幾千元一萬元到幾十萬元。有些官光有昂貴骨灰盒還不夠，還要在外麵套上一個價格更高的稀有棺木……
八十年代某地為了對外招商引資，派若幹行政官員出國考察一個有意來中國投資的大型企業。令中方官員大為不滿的是：如此重大的投資合作項目，對方竟然讓幾個熟悉該項目的專業人士接待陪同，並全權負責合資項目的談判。企業總經理自始至終未露麵，當地行政官員連影子也見不到一個。代表團的委屈是可以理解的，談判級別相差如此大的懸殊，不了解外國國情的官員自然感到受了侮辱，至少是不受重視。其實代表團誤解了對方，在西方發達國家，官員隻是人民的真正“公僕”，沒有任何特權，身價比專業人士要低得多，讓專業人士接待中國人正是重視代表團的表現。好在那時官員的責任心還比較強，國家利益戰勝了個人情感，沒有一氣之下和對方決裂，硬著頭皮把談判堅持到底。合作意向初步敲定後，參加談判的專業人士和代表團一道來中國回訪，中方派出最顯赫的人物來隆重地歡迎外國專家，當地黨政首腦全出席了接待儀式，豪華宴會和高級賓館讓外國人著實享受了一回(中國代表團在外國吃住全是自己買單，對方招待的一餐也是可憐的四菜一湯)。正式談判時選定和外方合資的企業總裁竟然坐在末席，其餘的出席者全是比他級別高得多的“官”。中方之所以不計前嫌，一方麵是為了使來之不易的合資項目談判成功;另一方麵是為了間接的教導外國人“禮儀”，同時展示“禮儀之邦”的豐厚底蘊。此舉的最後結果是弄巧成拙，外國專業人士竟然不知好歹，回去後向企業總裁作了負麵報告，使已初步認定的投資項目功虧一簣。外方反對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出席談判的中國人全是外行，沒一個懂技術的，和外行合作等於是拿錢打水漂;二是中方的接待過於鋪張，看上去揮金如土，不具備創業者勤儉自律的基本品格，因此也不是理想的合資夥伴。
這種微妙的接待禮儀在以後還有所發展，今天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上級去某地檢查或隨訪，無論對方的招待如何慷慨，可對方的一把手若不出麵陪同就被看成是最大的不禮貌。在中國，“官”的價值不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有時再多的錢也抵不上和某個大官合個影。
五、“知名度”背後的官影
在美國，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學生不知道這個國家的總統是誰，就更不用說“州長”等次一級的政務官了;可當地古往今來作出過特別貢獻的科學家、藝術家的名字，學生卻能如數家珍。由此可見，美國的知名人士不是政務官，而是對科學和藝術有特殊貢獻的人。
中國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一天一位記者去一所鄉鎮初級中學採風，問了十個學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知道屈原嗎?有九個學生回答說不知道;一個學生的回答是：屈原是解放前的人。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是誰?十個學生全給出了正確地答案。
每逢周末，我習慣一人去鄉下遠足，在田畔村頭隨便扯上一個老農閑聊。傳統農民對自己的村莊總是很鍾愛的，總喜歡誇耀自己村莊的“名氣”，並列舉出一串從他們村走出的有影響的人物加以佐證，這些人物在八十年代多半是大學生，九十年代主要是“官”，到了新世紀差不多全是“官”，說明中國的“官本位”文化並沒有淡化的跡像。農民是中國負擔最重、待遇最不公正的階層，對“官”的反感比任何階層都要強烈;可他們仍希望自己的村莊多走出幾個“官”，並把這些官用於裝點村莊的門麵，可見“官本位”文化在中國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
總之，中國的“知名度”是靠“官”來支撐的。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貢獻，哪怕是個白癡，但隻要作了“官”就有知名度，官越大知名度越大;一個人貢獻再大，但隻要沒做官就難得有知名度，隻有極少數例外(“明星”和金牌運動員)。這種現像在今天尤為突出。
六、等級式厚葬和墓誌銘
中國人的墓葬在規模上有很大的懸殊，規模的大小與“官”有極為密切的聯繫。“秦始皇兵馬俑”舉世聞名，號稱“世界八大奇觀”，但秦始皇兵馬俑隻是“始皇陵”的一小部分，整個始皇陵的規模在已知世界上一定是空前絕後的，工程的浩大將使“世界第一大奇觀”“埃及金字塔”大為遜色。好在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以及他們的後輩在這個星球上永遠地消失了，埃及的新主人(從中東遷入的阿拉伯人)並沒有繼承古埃及人“厚葬”的陋習;可秦始皇的後輩則一直延續到今天，並把“等級式厚葬”的“傳統文化”不同程度的發揚光大。
等級式厚葬的古風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毛澤東時代一度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時的官是不允許占據大麵積墓地的，且不允許在墓碑和棺木上花大錢，不論多大的官一律火葬，一律用價格不高的普通骨灰盒，官的大小隻在追悼會的規模上體現出來。遺憾的是：老人家創製的這一善政後來被不同程度地“改革”了，各級官吏開始占據遠遠超出棺木麵積的墓地，並在墓碑上大把大把地花錢，花上十萬百萬的絕不是個別現像。官大的墓碑一定大，不但大而且裝飾華麗。火葬雖仍嚴格地執行，但骨灰盒的檔次開始體現官吏的等級，平民的骨灰盒一般隻花幾十元，官的骨灰盒則要花大錢，從幾千元一萬元到幾十萬元。有些官光有昂貴骨灰盒還不夠，還要在外麵套上一個價格更高的稀有棺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