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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嚴格地說，在中國歷史上，這種所謂的“忠”，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否則中國至今還應當是由黃帝軒轅的子孫後代統治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儒家的創始人認為改朝換代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而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之頻繁，更是將這種“忠”的觀念擊得粉碎。任何一次改朝換代，都宣告了“忠”的虛妄，都是“不忠”的勝利。
按照現代人的理念，任何一次的改朝換代，都不具備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人沒法選擇歷史，正如同人沒法選擇父母一樣，他隻能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生存、生活。如果能夠逢上個明君聖主，如果能夠趕上個太平盛世，能夠如願以償地施展其本領，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那是他的幸運。
如果由於最高掌權者或者權力集團的失誤、錯誤乃至罪惡，而導致國家敗亡，江山易主，作為一個臣屬應該怎麽辦?如果我們將國家比作一個龐大的公司，政治人物，即使是專製社會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高層政治人物，也無非是這家公司的打工者、歡樂者，甚至總經理。可是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卻要求，當這家大公司倒閉後，所有在這裏領取薪金的人，從打工者到總經理，都應當為公司的倒閉而跳樓。這合理嗎?這不隻是毫無道理，簡直就是毫無人性。
官場守則第一條：切記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先獨立而後思考，沒有獨立，怎麽思考?
現實生活中，還有一種可怕的群體性“病變”，那就是“集體違章”。這是不容忽視的大麵積“精神汙染”;“集體違章”而且“不約而同”，是群體性素質滑坡，是社會責任感貶值的徵兆。集體違章的慣性、惡性發展，是社會誠信度的名存實亡，是規章、法規、法律的形同虛設，是法不責眾的難題。集體違章的盡頭就是集體違法。
盲目的集體信仰未必緣於愚昧，但它們的破壞力是相似的;有時，集體信仰甚至比愚昧還要可怕得多。
公共事業的道德井噴——這不是一個無表情的詞條組合，它對應著公共事業領域內一幕幕讓人心情難以平靜的惡行。如湖南的數家福利院倒買嬰兒;哈爾濱一老人住院67天竟然花了500多萬元;浙江的“活人送殯儀館”事件等等。這些都暴露出公共事業領域正發生著一場嚴重的道德井噴。
越依賴道德，越有德性的領域其道德敗壞似乎表現得越嚴重。 這是公共事業製度失範下的一種製度性反差。
道德井噴還表現在“集體性的道德放逐”中：如果是一個人，他或多或少還會有某種道德羞恥感，可對於群體就不一樣了，群體行為是缺少道德約束的，所以在公共事業群體性道德放逐中，道德會呈現出“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敗壞，集體失去羞恥感。這種現象在公共醫療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根子出在權力監督的失範上。公共的內在德性因為缺乏外在嚴格的製度約束，人性和群體的醜惡、劣根、晦暗一麵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釋放。
社會相當一部分凝聚力是通過“公共事業的和諧”印象而建立起來的，道德井噴撕裂社會的共生情懷，從而擴散成整個社會的道德失範——社會要有萬分的注意力警惕這種道德井噴。
據報導，哈爾濱因為汙染造成的停水，省長說“4天以後的第一口水我先喝”。這種形式上流露出的道義自信，恰恰隱藏著危機應對中的法治不自信，公共危機中的“個人擔保”本質上是一種人治思想。
信任模式有三種：傳統型、個人權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諾就屬於個人權威型。如果是以法治應對危機，官員就不應該說“第一口水我先喝”，而應該說“如果誰喝水出了問題，我第一個承擔責任”，現代政治應該是一種責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第一個承擔責任”背負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機治理責任，表達的也才是法治的自信——老百姓需要的正是這種自信。
發生哄搶公共財物的事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公眾對這起事件的圍觀中暴露出來的那種可怕的集體意識：公眾似乎已經失去對公物的敬畏。從公眾對這起事件的態度看，這種對公物的價值敬畏已經消退——這種消退不是主動的，而是有一些東西在割裂公民的這種價值敬畏。有些什麽呢?
首先，當權者對公物的價值貪婪導致公民對公物的價值輕浮。一個社會對公共財物的價值敬畏存在於這樣的邏輯當中：先有公共權力愛護公物的道德，再有公民愛護公物的道德。政府是公共性之源，官員是公共財物的當然守護者，如果連“當然守護者”對貪婪地掠奪公共財物，以公權謀私，如何讓百姓去愛護公物?當年愛護公物的公民道德為何那麽堅定，就是源於“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和“不貪汙一張紙一支筆”的公權品質。
而如今這種公權品質似乎日益敗壞：國有資源大量流失源於公權哄搶，腐敗橫行源於公權市場化，諸種改革充斥著掠奪公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眾對公物的敬畏價值，人們不以為“恥”地問：當官的不費力就是多少萬多少億的裝進口袋，老百姓弄點算啥?
按照現代人的理念，任何一次的改朝換代，都不具備法律上的合法性。然而，人沒法選擇歷史，正如同人沒法選擇父母一樣，他隻能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生存、生活。如果能夠逢上個明君聖主，如果能夠趕上個太平盛世，能夠如願以償地施展其本領，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那是他的幸運。
如果由於最高掌權者或者權力集團的失誤、錯誤乃至罪惡，而導致國家敗亡，江山易主，作為一個臣屬應該怎麽辦?如果我們將國家比作一個龐大的公司，政治人物，即使是專製社會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高層政治人物，也無非是這家公司的打工者、歡樂者，甚至總經理。可是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卻要求，當這家大公司倒閉後，所有在這裏領取薪金的人，從打工者到總經理，都應當為公司的倒閉而跳樓。這合理嗎?這不隻是毫無道理，簡直就是毫無人性。
官場守則第一條：切記獨立思考。
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先獨立而後思考，沒有獨立，怎麽思考?
現實生活中，還有一種可怕的群體性“病變”，那就是“集體違章”。這是不容忽視的大麵積“精神汙染”;“集體違章”而且“不約而同”，是群體性素質滑坡，是社會責任感貶值的徵兆。集體違章的慣性、惡性發展，是社會誠信度的名存實亡，是規章、法規、法律的形同虛設，是法不責眾的難題。集體違章的盡頭就是集體違法。
盲目的集體信仰未必緣於愚昧，但它們的破壞力是相似的;有時，集體信仰甚至比愚昧還要可怕得多。
公共事業的道德井噴——這不是一個無表情的詞條組合，它對應著公共事業領域內一幕幕讓人心情難以平靜的惡行。如湖南的數家福利院倒買嬰兒;哈爾濱一老人住院67天竟然花了500多萬元;浙江的“活人送殯儀館”事件等等。這些都暴露出公共事業領域正發生著一場嚴重的道德井噴。
越依賴道德，越有德性的領域其道德敗壞似乎表現得越嚴重。 這是公共事業製度失範下的一種製度性反差。
道德井噴還表現在“集體性的道德放逐”中：如果是一個人，他或多或少還會有某種道德羞恥感，可對於群體就不一樣了，群體行為是缺少道德約束的，所以在公共事業群體性道德放逐中，道德會呈現出“無所不用其極”的極端敗壞，集體失去羞恥感。這種現象在公共醫療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根子出在權力監督的失範上。公共的內在德性因為缺乏外在嚴格的製度約束，人性和群體的醜惡、劣根、晦暗一麵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釋放。
社會相當一部分凝聚力是通過“公共事業的和諧”印象而建立起來的，道德井噴撕裂社會的共生情懷，從而擴散成整個社會的道德失範——社會要有萬分的注意力警惕這種道德井噴。
據報導，哈爾濱因為汙染造成的停水，省長說“4天以後的第一口水我先喝”。這種形式上流露出的道義自信，恰恰隱藏著危機應對中的法治不自信，公共危機中的“個人擔保”本質上是一種人治思想。
信任模式有三種：傳統型、個人權威型和法治型。“先喝第一口水”的承諾就屬於個人權威型。如果是以法治應對危機，官員就不應該說“第一口水我先喝”，而應該說“如果誰喝水出了問題，我第一個承擔責任”，現代政治應該是一種責任政治而非道德政治，“第一個承擔責任”背負起的才是完整的危機治理責任，表達的也才是法治的自信——老百姓需要的正是這種自信。
發生哄搶公共財物的事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公眾對這起事件的圍觀中暴露出來的那種可怕的集體意識：公眾似乎已經失去對公物的敬畏。從公眾對這起事件的態度看，這種對公物的價值敬畏已經消退——這種消退不是主動的，而是有一些東西在割裂公民的這種價值敬畏。有些什麽呢?
首先，當權者對公物的價值貪婪導致公民對公物的價值輕浮。一個社會對公共財物的價值敬畏存在於這樣的邏輯當中：先有公共權力愛護公物的道德，再有公民愛護公物的道德。政府是公共性之源，官員是公共財物的當然守護者，如果連“當然守護者”對貪婪地掠奪公共財物，以公權謀私，如何讓百姓去愛護公物?當年愛護公物的公民道德為何那麽堅定，就是源於“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和“不貪汙一張紙一支筆”的公權品質。
而如今這種公權品質似乎日益敗壞：國有資源大量流失源於公權哄搶，腐敗橫行源於公權市場化，諸種改革充斥著掠奪公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公眾對公物的敬畏價值，人們不以為“恥”地問：當官的不費力就是多少萬多少億的裝進口袋，老百姓弄點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