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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問責製、法律追究、紀律追究，三者構成一個完整的責任追究體係，之間存在一種遞進關係，問責是前提和基礎，是追究責任的一種快速反應方式，有利於盡快平息事態，消除民怨民憤，同時還可以為進一步的紀律追究和法律追究鋪平道路。
問責必須堅持公開透明。從某種意義是說，問責是一種民主監督方式，而實施民主監督的一個起碼的必要條件，就是要讓民眾知情，這個前提是事情的全部經過必須公開透明。所以堅持公開透明是確保問責製發揮實質性作用的關鍵之一。
問責規定必須堅持適用性原則。建立問責製的目的是為了應用，所以每一項問責規定條款的製定，都必須以是否適用為基本標準。
有人埋怨執法、執紀部門執行和落實法規製度不力，其實落實不力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紀律條規和法律法規本身的適用性較差。西方法製國家的法律法規看起來寬鬆，但執行起來卻很厲害，很管用;而我國有的規定看起來很理想，很完善、很嚴厲，但執行起來卻蒼白無力，其主要原因就是適用性差。
任何人在生活、工作中都難免會有過失，如果都拿來問責的話，將出現人人都被問責的局麵，這顯然是不嚴肅的，按照法不責眾的原則，這是不可取的。這麽大的工作量，也是問責受理機關所無法承受和做到的。
所以，對應當受責的問題和事件必須設門襤，隻有那些事關全局、比較典型、比較嚴重、不良影響較大的問題或者事件，才能拿來作為問責的理由。問責必須抓住根本、突出重點，盡可能縮小問責麵，擴大教育麵。
不能用問責製代替現行法律法規和紀律條規中已有的責任製度。要防止把問責製當作選擇性懲罰措施，以掩蓋和推脫紀律和法律責任。
實施問責製還必須合理配置和劃分權力、明確職責。當前我國黨政之間、行政機關之間、正副職之間的職責劃分不規範，職能重疊，必須進一步加快政治體製改革，明確機構的職能及其工作人員的職責。否則，責任人難以確定，最終有可能導致問責製歸於無效或者不公平，導致責任虛置或者責任追究不到位。
目前各方麵期待的問責製，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問責官員需要法製化、製度化，通過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行政命令來實施。隻有深入政治體製和人事製度改革，改變那種隻對上級負責的傳統官場文化，問責製才可能紮下根來，成為真正的革命性製度。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這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是三句話。依法行政是法製社會中政府的必然取向。但在一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並沒有真正到位。政府成為被告的現象日益增多，一方麵說明群眾的法製意識在增強，另一方麵則說明政府行政存在問題。
現在中國流行“官員問責製”，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公務員因為小事沒辦好就被撤職了;而有些公務員大事沒辦好，卻沒有被問責，依然安坐其位。這就讓那些因小事被撤職的公務員感到不服氣。
因此，“小事問責製”必須以“大事問責製”為前提。一般來說，級別較低的公務員辦的多是些“小事”，而級別較高的公務員(領導幹部)辦的多是些牽涉老百姓重大利益的“大事”。如果領導幹部大事沒辦好——比如決策失誤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製定政策不合理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監管不力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等等——不被問責，受不到應有的懲罰，而隻是在“小事”上問責，隻是拿級別較低的公務員開刀，那麽不僅會讓普通公務員感到不公平、不服氣，而且會大大弱化“官員問責製”的積極意義和實際作用。
隨著問責製一起出現的是官員的道歉。
官員的道歉，從心理動機上講可以分為真誠的、虛偽的;從行為動力上講可以分為主動的、被動的;從目的上講可以分為承擔的、開脫的;從後果上及可以分為可以補救的、無可挽回的。真誠的、主動的、承擔的、補救的道歉行為當然值得肯定和讚揚;而虛偽的、被動的、開脫的、了結的道歉行為，則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如果不做區分，簡單表現出對道歉行為的道德好感，導致的結果常常是道歉官員在道歉之後照樣失職和失誤。道歉變成了官員用權失職失誤的道德掩飾了，而對道歉官員，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具有真實意義的道歉是建立在現代官員問責製度基礎上的道歉;具有實際價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製度中的道歉而不是倫理政治中的道歉，不誇大不縮小;具有現代特質的道歉是邊界清晰而不是邊界模糊的道歉，那種含糊而沉痛的道歉，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隻有這樣，道歉才會成為官員有效問責的動力，才不至於成為官僚階層自我掩飾的工具。
在西方成熟的製度下，官員引咎辭職多數並不是基於製度規定，而是根據政治慣例。它的更深厚背景是沉積多年的政治文化。
在中國，還沒有形成有利於“可問責政府”的官場文化和政治氛圍。官員的道歉，實際上仍然是“一切聽從組織安排”。
真正的“問責”，既來自於製度的硬規定，也來自民眾與輿論的軟壓力，還來自於官員自身的道德自覺，以及更為深厚的政治氛圍。如果仍然是“組織安排”，就不是人們期待的真正的“問責”。
問責必須堅持公開透明。從某種意義是說，問責是一種民主監督方式，而實施民主監督的一個起碼的必要條件，就是要讓民眾知情，這個前提是事情的全部經過必須公開透明。所以堅持公開透明是確保問責製發揮實質性作用的關鍵之一。
問責規定必須堅持適用性原則。建立問責製的目的是為了應用，所以每一項問責規定條款的製定，都必須以是否適用為基本標準。
有人埋怨執法、執紀部門執行和落實法規製度不力，其實落實不力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這就是紀律條規和法律法規本身的適用性較差。西方法製國家的法律法規看起來寬鬆，但執行起來卻很厲害，很管用;而我國有的規定看起來很理想，很完善、很嚴厲，但執行起來卻蒼白無力，其主要原因就是適用性差。
任何人在生活、工作中都難免會有過失，如果都拿來問責的話，將出現人人都被問責的局麵，這顯然是不嚴肅的，按照法不責眾的原則，這是不可取的。這麽大的工作量，也是問責受理機關所無法承受和做到的。
所以，對應當受責的問題和事件必須設門襤，隻有那些事關全局、比較典型、比較嚴重、不良影響較大的問題或者事件，才能拿來作為問責的理由。問責必須抓住根本、突出重點，盡可能縮小問責麵，擴大教育麵。
不能用問責製代替現行法律法規和紀律條規中已有的責任製度。要防止把問責製當作選擇性懲罰措施，以掩蓋和推脫紀律和法律責任。
實施問責製還必須合理配置和劃分權力、明確職責。當前我國黨政之間、行政機關之間、正副職之間的職責劃分不規範，職能重疊，必須進一步加快政治體製改革，明確機構的職能及其工作人員的職責。否則，責任人難以確定，最終有可能導致問責製歸於無效或者不公平，導致責任虛置或者責任追究不到位。
目前各方麵期待的問責製，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有問責之事，無問責之法。問責官員需要法製化、製度化，通過立法的形式完善而不是行政命令來實施。隻有深入政治體製和人事製度改革，改變那種隻對上級負責的傳統官場文化，問責製才可能紮下根來，成為真正的革命性製度。
“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這是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是三句話。依法行政是法製社會中政府的必然取向。但在一些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並沒有真正到位。政府成為被告的現象日益增多，一方麵說明群眾的法製意識在增強，另一方麵則說明政府行政存在問題。
現在中國流行“官員問責製”，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一些公務員因為小事沒辦好就被撤職了;而有些公務員大事沒辦好，卻沒有被問責，依然安坐其位。這就讓那些因小事被撤職的公務員感到不服氣。
因此，“小事問責製”必須以“大事問責製”為前提。一般來說，級別較低的公務員辦的多是些“小事”，而級別較高的公務員(領導幹部)辦的多是些牽涉老百姓重大利益的“大事”。如果領導幹部大事沒辦好——比如決策失誤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製定政策不合理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監管不力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等等——不被問責，受不到應有的懲罰，而隻是在“小事”上問責，隻是拿級別較低的公務員開刀，那麽不僅會讓普通公務員感到不公平、不服氣，而且會大大弱化“官員問責製”的積極意義和實際作用。
隨著問責製一起出現的是官員的道歉。
官員的道歉，從心理動機上講可以分為真誠的、虛偽的;從行為動力上講可以分為主動的、被動的;從目的上講可以分為承擔的、開脫的;從後果上及可以分為可以補救的、無可挽回的。真誠的、主動的、承擔的、補救的道歉行為當然值得肯定和讚揚;而虛偽的、被動的、開脫的、了結的道歉行為，則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如果不做區分，簡單表現出對道歉行為的道德好感，導致的結果常常是道歉官員在道歉之後照樣失職和失誤。道歉變成了官員用權失職失誤的道德掩飾了，而對道歉官員，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具有真實意義的道歉是建立在現代官員問責製度基礎上的道歉;具有實際價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製度中的道歉而不是倫理政治中的道歉，不誇大不縮小;具有現代特質的道歉是邊界清晰而不是邊界模糊的道歉，那種含糊而沉痛的道歉，是沒有實際意義的。隻有這樣，道歉才會成為官員有效問責的動力，才不至於成為官僚階層自我掩飾的工具。
在西方成熟的製度下，官員引咎辭職多數並不是基於製度規定，而是根據政治慣例。它的更深厚背景是沉積多年的政治文化。
在中國，還沒有形成有利於“可問責政府”的官場文化和政治氛圍。官員的道歉，實際上仍然是“一切聽從組織安排”。
真正的“問責”，既來自於製度的硬規定，也來自民眾與輿論的軟壓力，還來自於官員自身的道德自覺，以及更為深厚的政治氛圍。如果仍然是“組織安排”，就不是人們期待的真正的“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