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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爭奪立法權這也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情了。從立法體製上說，我國現階段總體上還是行政主導型的立法。法律的修改、製定更多的取決於相關部門的意見。這造成了事實上中國大多數的立法仍由行政主管係統作為起草與製定的主導力量：教師法由教育部門管理，個人所得稅由稅務部門主導，水利立法由水利行政部門掌握話語權。
正是在這種體製下，一段時間以來，部門利益和部門保護成為中央和地方立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部門利益反映的是立法中為部門謀私利，是立法中的動機不純。一些部門在立法過程中以增加和鞏固部門權力為出發點，不適當的加進有利於本部門利益的條款，迴避規定部門責任，造成“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製化”;還有的在立法中，自己起草，自己執行，為部門的權力和利益“跑馬圈地”，積極擴大自身的各種權力。
另一方麵，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地方和中央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和立法權限關係缺乏明晰的界定，為地方和部門自行或參與經濟立法謀取自身利益創造了客觀條件。由此導致了立法保權或者爭立法權，並籍此維護自身地位和擴大利益範圍的現象發生。經濟立法熱的背後往往夾雜著追逐地方部門自身利益的私貨。
麵對日益複雜的立法活動，特別是立法活動中各方麵的利益表達渠道，我們應當積極採取措施，建立一套製度，以防止和克服立法活動中的不良動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製定反映民意的法律製度。
近期，壟斷再次成為中國廣受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看起來，壟斷早已是隻“紙老虎”，卻沒有真正死去。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紙老虎”要真正死去，必須啟動政治體製改革，改革的重點必須從國有企業改革轉向政府管理改革。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壟斷的來源有三種：一是自然資源導致的壟斷;二是市場競爭演變成的壟斷;三是政府的法定壟斷。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自然壟斷事出有因、有利有弊，而競爭壟斷由於“可競爭性”的存在也不足以為害，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政府的法定壟斷。
法定壟斷的根源來自於政府管製和政府幹預。所謂管製是指政府確定規則並讓市場主體按照某種規則行事。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下，管製的目的通常隻是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市場競爭的框架。這種管製及其造成的壟斷並非全是壞事，比如專利權就是對智慧財產權的壟斷，這是一種有利於技術創新的法定壟斷。
與管製相比，政府幹預要走得更遠。對於許多國家的政府來說，之所以直接對企業決策進行幹預，往往是為了達到政府想要的非經濟目標，而這個目標可能與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完全偏離了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比如，中國經濟生活中到處存在著政府管製與政府幹預，與其說是為了解決“市場失敗”，還不如說是為了消滅市場。我們搞的計劃經濟從一開始便是立足於取消市場、消滅競爭。事實上，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壟斷”比“競爭”更接近褒義詞。
一旦計劃經濟消滅了市場，消滅了企業，消滅了企業家精神後，政府便集所有功能於一身，法定壟斷也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西方，企業賺不賺錢是企業自己的事情，與政府無關，政府作為裁判要管製的是企業損害社會的行為。但在中國，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當國有企業發生虧損時，政府作為企業的所有者就不能坐視不管。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西方企業無論什麽原因導致虧損，它都沒有能力來形成一個價格聯盟，因為那樣做是不合法的。但在中國，政府就必然利用政府社會管理者的職能，利用其特有的壟斷權力，來保護自己作為企業所有者的利益。
在中國當前的地方分權體製下，一方麵財政聯邦主義大行其道，地方收益與地方競爭緊密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麵，地方權力缺乏製約導致政府機會主義同樣大行其道，“財政聯邦主義+政府機會主義”使得地方政府的行為更象公司而非公僕。為了尋求“地方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總是積極地設租和尋租，最典型的就是當前房地產領域的官商勾結以及各式各樣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
所以說，壟斷的根源在於權力與體製，而權力行使的不當又在於政府角色的錯亂。在當前中國轉軌經濟中，政府扮演著三重角色：一是作為一般社會管理者;二是作為市場管製者;三是作為企業所有者。現實中，這三重角色之間很難協調，想不衝突也難。經常性的結果是，政府利用其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權力，來謀取它作為企業所有者的利益以及財政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行為公司化正是中國不斷出現各種各樣的管製和壟斷現象的深刻原因。
和其他壟斷相比，法定壟斷是最壞的壟斷，因為政府權力沒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夠限製它。這大大損害了效率與公平。但是，“死老虎”如何才能真正死掉呢?顯然，解鈴還需要係鈴人。當前最重要的是不要迴避政治體製改革，最關鍵的是深化政府管理改革，並以此促進中國的經濟改革。
如果政府管理體製改革不能及時往前推進，政府不能釐清其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政府權力不能受到社會公眾的製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為不能發生根本改變，中國的市場化經濟改革將難再有大的突破。
正是在這種體製下，一段時間以來，部門利益和部門保護成為中央和地方立法過程中的突出問題。部門利益反映的是立法中為部門謀私利，是立法中的動機不純。一些部門在立法過程中以增加和鞏固部門權力為出發點，不適當的加進有利於本部門利益的條款，迴避規定部門責任，造成“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製化”;還有的在立法中，自己起草，自己執行，為部門的權力和利益“跑馬圈地”，積極擴大自身的各種權力。
另一方麵，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地方和中央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職能和立法權限關係缺乏明晰的界定，為地方和部門自行或參與經濟立法謀取自身利益創造了客觀條件。由此導致了立法保權或者爭立法權，並籍此維護自身地位和擴大利益範圍的現象發生。經濟立法熱的背後往往夾雜著追逐地方部門自身利益的私貨。
麵對日益複雜的立法活動，特別是立法活動中各方麵的利益表達渠道，我們應當積極採取措施，建立一套製度，以防止和克服立法活動中的不良動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製定反映民意的法律製度。
近期，壟斷再次成為中國廣受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看起來，壟斷早已是隻“紙老虎”，卻沒有真正死去。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紙老虎”要真正死去，必須啟動政治體製改革，改革的重點必須從國有企業改革轉向政府管理改革。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壟斷的來源有三種：一是自然資源導致的壟斷;二是市場競爭演變成的壟斷;三是政府的法定壟斷。一般來說，經濟學家認為自然壟斷事出有因、有利有弊，而競爭壟斷由於“可競爭性”的存在也不足以為害，真正值得重視的是政府的法定壟斷。
法定壟斷的根源來自於政府管製和政府幹預。所謂管製是指政府確定規則並讓市場主體按照某種規則行事。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下，管製的目的通常隻是為市場主體提供一個市場競爭的框架。這種管製及其造成的壟斷並非全是壞事，比如專利權就是對智慧財產權的壟斷，這是一種有利於技術創新的法定壟斷。
與管製相比，政府幹預要走得更遠。對於許多國家的政府來說，之所以直接對企業決策進行幹預，往往是為了達到政府想要的非經濟目標，而這個目標可能與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沒有任何關係，甚至完全偏離了市場競爭和社會福利目標。比如，中國經濟生活中到處存在著政府管製與政府幹預，與其說是為了解決“市場失敗”，還不如說是為了消滅市場。我們搞的計劃經濟從一開始便是立足於取消市場、消滅競爭。事實上，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製下，“壟斷”比“競爭”更接近褒義詞。
一旦計劃經濟消滅了市場，消滅了企業，消滅了企業家精神後，政府便集所有功能於一身，法定壟斷也就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西方，企業賺不賺錢是企業自己的事情，與政府無關，政府作為裁判要管製的是企業損害社會的行為。但在中國，國有企業是國家所有，當國有企業發生虧損時，政府作為企業的所有者就不能坐視不管。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西方企業無論什麽原因導致虧損，它都沒有能力來形成一個價格聯盟，因為那樣做是不合法的。但在中國，政府就必然利用政府社會管理者的職能，利用其特有的壟斷權力，來保護自己作為企業所有者的利益。
在中國當前的地方分權體製下，一方麵財政聯邦主義大行其道，地方收益與地方競爭緊密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麵，地方權力缺乏製約導致政府機會主義同樣大行其道，“財政聯邦主義+政府機會主義”使得地方政府的行為更象公司而非公僕。為了尋求“地方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總是積極地設租和尋租，最典型的就是當前房地產領域的官商勾結以及各式各樣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
所以說，壟斷的根源在於權力與體製，而權力行使的不當又在於政府角色的錯亂。在當前中國轉軌經濟中，政府扮演著三重角色：一是作為一般社會管理者;二是作為市場管製者;三是作為企業所有者。現實中，這三重角色之間很難協調，想不衝突也難。經常性的結果是，政府利用其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權力，來謀取它作為企業所有者的利益以及財政收益的最大化。政府行為公司化正是中國不斷出現各種各樣的管製和壟斷現象的深刻原因。
和其他壟斷相比，法定壟斷是最壞的壟斷，因為政府權力沒有第三方的力量能夠限製它。這大大損害了效率與公平。但是，“死老虎”如何才能真正死掉呢?顯然，解鈴還需要係鈴人。當前最重要的是不要迴避政治體製改革，最關鍵的是深化政府管理改革，並以此促進中國的經濟改革。
如果政府管理體製改革不能及時往前推進，政府不能釐清其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政府權力不能受到社會公眾的製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為不能發生根本改變，中國的市場化經濟改革將難再有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