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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據《魏書》記載，崔亮出任吏部尚書的時候，發明了論資排輩的製度。論資排輩製度和抽籤製度一樣，都是捨棄了選賢任能功能的官員選擇製度，都是蒙上眼睛碰運氣的肥缺分配製度。這兩種製度還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夠資格、夠年頭，然後才輪得上你抽籤。
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是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看到，孫丕揚和崔亮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多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也自然差不多。
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拔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製度和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古代有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就是因為吏員考滿後要依次選去，不知要等上多少年;就用錢買通官吏，挖選在別人前麵，使其能很快當官。“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競爭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託製”的運行動力。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再推進一步，銀子多恐怕也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須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這就意味著貪汙準備最充分、貪汙壓力最大的人最有可能當官。
論資排輩製度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麵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資排輩和抽籤了。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另外，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了，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而攻之。
孫丕揚創建的“掣籤法”，雖然不能辯才任官，關鍵是製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端。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
論資排輩是官場多年來改之不掉的沉屙，也是官場用人機製僵化的癥結所在。講究等級製度亦是官場不成文的規則，對上級機關是見官大一級，使得機關級別越高，優越感越強。加上工作環境等因素，形成了機關幹部向上走難，向下走容易;向下走提拔，向上走降級使用的慣例。
明朝的以閣臣代行相職的製度，來源於開國之君為了鞏固政權而做出的苦心設計，目的是使皇權不被分割，也不致為旁人取代。這種皇帝個人高度集權的製度在有明一代貫徹始終。從理論上講，皇帝的大權不應旁落，但這種理論並不總是能和實際相一致。
一般人往往以為明代的宦官不過是宮中的普通賤役，幹預政治隻是由於後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現象，這是一種誤解。從創業之君洪武皇帝開始，就讓宦官參預政治，經常派遣他們作為自己的代表到外國詔諭其國王，派遣宦官到國內各地考察稅收的事情也屢見不鮮。中葉以後，宦官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對官員呈送的奏章，都由“秉筆太監”仔細閱讀。
宦官與文官永遠隔絕，其任免決定於皇帝一個人的意誌，他們也隻對皇帝負責。
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麽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者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籤。
在中共政體中，省委組織部長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省委常委，按規定，他受同級黨委或上級黨委的監督。但一般來說，省委書記與組織部長的關係都很鐵，這種監督往往是乏力的;至於處在同級黨委領導下的紀委，更沒有辦法監督他;而作為上級部門的中組部，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監督不了那麽多省級官員。這樣就形成了組織部長權力監督真空的局麵。
由於缺乏監督機製，省委組織部長一旦喪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馬、送禮、拉關係等現象蔓延，甚至在轉製時期把國有資產當成私人禮物送人，個別組織部長就成為政體中“官員批發商”，網織鄉黨。其結果是在幹部的任用提拔上不是優勝劣汰，而是優汰劣勝的反常現象——不同流合汙者下，善於鑽營者上。
組織部長出問題危害無窮，他憑著自己的關係網去選拔幹部，這些幹部最後都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往往一查一大片。而組織部長出問題，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更是體製的問題。我們的黨委既是權力的決策、執行部門，又是權力的監督部門。沒有監督的權力結構必然走向腐敗，這是被多國經驗證明的。如果連選官的官都腐敗了，其所選的官員的廉政生態令人生疑。
“公推公選”看起來是機製創新，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還是組織部門牽頭在搞，在幹部的推薦和選拔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按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首長的選舉應該是人大的權力;但在普遍的實際操作中，人大很難否決上級黨委推薦的候選人。
崔亮的辦法是用來安撫是上上下下的壓力集團的，是被迫的讓步。我們看到，孫丕揚和崔亮兩位吏部尚書相隔一千多年，但是選官規則的形成法則相同，形成的情勢相近，形成的結果也自然差不多。
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層次的選拔官員的方式：表層是理論上冠冕堂皇的“選賢任能”，中層是論資排輩製度和抽籤，底層是權勢集團的私下請託，或者叫走後門。
古代有一種在吏部走後門的規矩，名字叫“飛過海”。就是因為吏員考滿後要依次選去，不知要等上多少年;就用錢買通官吏，挖選在別人前麵，使其能很快當官。“飛過海”不過是激烈競爭的生存競爭的一種手段;民間的生存壓力就是這樣轉化為官場內部的“請託製”的運行動力。
請託盛行，意味著誰有路子誰當官。這又大體相當於誰有銀子誰當官，誰會巴結誰當官。誰有銀子誰當官，再推進一步，銀子多恐怕也是灰色收入多，貪贓枉法的嫌疑大。這就意味著溜須拍馬高手和貪贓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當官。這就意味著貪汙準備最充分、貪汙壓力最大的人最有可能當官。
論資排輩製度和抽籤本身堪稱極其高明的流線型設計。如果要發明一種在官場中阻力最小、壓力最輕、各方麵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辦法，恐怕那就是資排輩和抽籤了。資格和輩分是硬指標，不容易產生爭議，這就能夠持久。人人都會老的，誰都不會覺得這個辦法對自己不公平，這就容易接受。已經老的人關係多，經驗豐富，常常還是年輕人的師長師兄，年輕人很難公開反對他們，這就讓反對者難以成勢。在相同資格和輩分的條件下抽籤，這是把前程交給天意和命運安排，而天意和命運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無法反對的。另外，一旦開始了論資排輩，再要廢除就不太容易了，代價會很高，因為耐心等待多年的編織了堅實的關係網的人們會群起而攻之。
孫丕揚創建的“掣籤法”，雖然不能辯才任官，關鍵是製止了放任營私的弊端。
論資排輩和抽籤法可以算作灰色規則，位於白色的正式規則和黑色的潛規則之間。這條灰色規則能夠大體通行，已經很不容易了。
論資排輩是官場多年來改之不掉的沉屙，也是官場用人機製僵化的癥結所在。講究等級製度亦是官場不成文的規則，對上級機關是見官大一級，使得機關級別越高，優越感越強。加上工作環境等因素，形成了機關幹部向上走難，向下走容易;向下走提拔，向上走降級使用的慣例。
明朝的以閣臣代行相職的製度，來源於開國之君為了鞏固政權而做出的苦心設計，目的是使皇權不被分割，也不致為旁人取代。這種皇帝個人高度集權的製度在有明一代貫徹始終。從理論上講，皇帝的大權不應旁落，但這種理論並不總是能和實際相一致。
一般人往往以為明代的宦官不過是宮中的普通賤役，幹預政治隻是由於後期皇帝的昏庸造成的反常現象，這是一種誤解。從創業之君洪武皇帝開始，就讓宦官參預政治，經常派遣他們作為自己的代表到外國詔諭其國王，派遣宦官到國內各地考察稅收的事情也屢見不鮮。中葉以後，宦官作為皇帝的私人秘書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對官員呈送的奏章，都由“秉筆太監”仔細閱讀。
宦官與文官永遠隔絕，其任免決定於皇帝一個人的意誌，他們也隻對皇帝負責。
吏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麽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者才智，而是出於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籤。
在中共政體中，省委組織部長的地位很特殊，一般他是省委常委，按規定，他受同級黨委或上級黨委的監督。但一般來說，省委書記與組織部長的關係都很鐵，這種監督往往是乏力的;至於處在同級黨委領導下的紀委，更沒有辦法監督他;而作為上級部門的中組部，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監督不了那麽多省級官員。這樣就形成了組織部長權力監督真空的局麵。
由於缺乏監督機製，省委組織部長一旦喪失自律，就有可能使拍馬、送禮、拉關係等現象蔓延，甚至在轉製時期把國有資產當成私人禮物送人，個別組織部長就成為政體中“官員批發商”，網織鄉黨。其結果是在幹部的任用提拔上不是優勝劣汰，而是優汰劣勝的反常現象——不同流合汙者下，善於鑽營者上。
組織部長出問題危害無窮，他憑著自己的關係網去選拔幹部，這些幹部最後都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往往一查一大片。而組織部長出問題，這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更是體製的問題。我們的黨委既是權力的決策、執行部門，又是權力的監督部門。沒有監督的權力結構必然走向腐敗，這是被多國經驗證明的。如果連選官的官都腐敗了，其所選的官員的廉政生態令人生疑。
“公推公選”看起來是機製創新，實質上是換湯不換藥，還是組織部門牽頭在搞，在幹部的推薦和選拔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按現行憲法和法律規定，行政首長的選舉應該是人大的權力;但在普遍的實際操作中，人大很難否決上級黨委推薦的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