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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因而，駐京辦確實需要整頓。但是，僅僅依靠行政命令簡單取締，顯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目前的中央——地方關係框架內，地方政府和企業具有設立駐京辦的強烈衝動，即使行政取締這些駐京辦，它們也會以其他方式變相存在。
推動地方政府和企業設立駐京辦的原因很簡單：中央政府相關部門掌握著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資源，也掌握著地方政府無法躲避的審批權。
巨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財源，對地方政府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麵，這些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卻帶有相當大的任意性。目前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是，盡管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相當龐大，卻沒有一部關於轉移支付的權威性法律，各地應該得到多少中央轉移支付，缺乏明確的核算辦法，相關中央政府部門的官員則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由此自然催生了“跑部錢進”現象。
經濟體製改革出現了某種停滯，政府在某些方麵強化了對經濟的管製。尤其是近年來，麵對地方政府推動下形成的投資熱，中央政府大量使用行政、土地、環保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最為顯著的是強化國家發改委審批項目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熱衷投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自然也到北京為本地的投資項目進行公關，或者為那些被突然宣布為違規的投資項目進行疏通。
總之，各地政府和企業設立駐京辦，乃是因為在北京、在那些權力部門，可以通過公關活動得到資源或許可。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權力過大是導致各級駐京辦激增和腐敗問題層出不窮的原因。僅僅對駐京辦動刀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至於地方政府官員在駐京辦的腐敗，不過是地方政府官員權力不受約束、地方財政製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產生的一個附帶後果。
“駐京辦”變”蛀京辦”
每年3月，是各地“駐京辦”最繁忙的月份。因為“兩會”召開，各地高官浩浩蕩蕩進京，“駐京辦”人員忙於迎來送往。在此前後，他們還忙著給上級部門和橫向關係戶拜年送禮。
對前來京城的家鄉官員或官員家屬的迎來送往，是“駐京辦”主任最耗時、最無奈的任務。那些官員或官員家屬來到“駐京辦”，如同當年皇上到了行宮，“駐京辦”需要絞盡腦汁，提供全天候服務，管吃管住管玩，用公款支付所有開銷，完全不受約束。
“駐京辦”財源充足，並成了“美食中心”。北京人可以如數家珍：雲南駐京辦的雲騰賓館，山珍野味鮮美;貴州駐京辦的貴州大廈，小吃絕對值;七省大院內的福建駐京辦，佛跳牆最地道;山西駐京辦的三晉賓館，有最本色的山西麵食;新疆駐京辦的新疆飯店，大盤雞、羊肉串、葡萄幹燉羊排，無不道地。
許多地方官員利用“駐京辦”，為自己尋找發財晉級升官的捷徑。為了在北京和中央發掘政治靠山，他們不惜花錢買路。“駐京辦”除了為家鄉官員找出路，還要為地方跑項目、拉經費，所謂”跑步錢進”。
一位“駐京辦”的話具有代表性：“我的工作，就是將禮品不露痕跡地送到領導手中。所謂公關，就是對部委司局長領導人的喜好瞭若指掌，陪他們打牌、旅遊、喝酒，或買字畫、古玩。禮物太貴會給人家添麻煩，也不能太便宜，關鍵是投其所好。我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領導滿意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資為取捨，事事以專案服務為目標。”
地方政府還有另外一招：選擇農村青年女子，作保姆培訓，送到北京，再由“駐京辦”送到中央和部委高官家中當保姆，聯絡感情，取得信任，打探消息。在關鍵時刻，這些保姆向這些高官傾訴家鄉需要報批的專案，令高官為鄉情而動心。
漸漸地，“駐京辦”職能異化，變成“蛀京辦”。“跑部錢進”，必然與腐敗掛鉤。“駐京辦”成為腐敗高發區。各種大案要案“駐京辦”往往脫不了幹係。河北省國稅局長李真案中，該省“駐京辦”主任王福友因貪汙被判無期徒刑;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案中，該區“駐京辦”副主任李一洪因賄賂罪被查辦;瀋陽慕綏新、馬向東案中，該市“駐京辦”主任崔力因貪汙索賄被懲處;大慶市國稅局長那鳳岐受賄案中，該市“駐京辦”副主任李洪波被查處;其他被查辦的，還包括廣州市“駐京辦”副主任詹敏、江蘇省“駐京辦”主任吳廷祥等。
包括省、市、縣、各種協會、企業和大學等設在北京的“駐京辦”或聯絡處，至少10,000多家。實際上，對“駐京辦”的管理與監督失控，成了三不管地帶：別人管不著，地方沒法管，北京管不了。
駐京辦現象與中央地方關係剖析
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論上要說清楚已不易，現實問題解決起來更難。我們現在就麵對著一個難解的現實問題——“地方政府駐京辦”“跑部錢進”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威脅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因為，這種現象的實質是“個別服務”，而不是“公共服務”;是“特殊化”，而不是“均等化”。 這種現象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推動地方政府和企業設立駐京辦的原因很簡單：中央政府相關部門掌握著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資源，也掌握著地方政府無法躲避的審批權。
巨大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財源，對地方政府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麵，這些轉移支付資金的分配卻帶有相當大的任意性。目前一個十分奇怪的現象是，盡管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相當龐大，卻沒有一部關於轉移支付的權威性法律，各地應該得到多少中央轉移支付，缺乏明確的核算辦法，相關中央政府部門的官員則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由此自然催生了“跑部錢進”現象。
經濟體製改革出現了某種停滯，政府在某些方麵強化了對經濟的管製。尤其是近年來，麵對地方政府推動下形成的投資熱，中央政府大量使用行政、土地、環保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最為顯著的是強化國家發改委審批項目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熱衷投資的地方政府和企業自然也到北京為本地的投資項目進行公關，或者為那些被突然宣布為違規的投資項目進行疏通。
總之，各地政府和企業設立駐京辦，乃是因為在北京、在那些權力部門，可以通過公關活動得到資源或許可。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權力過大是導致各級駐京辦激增和腐敗問題層出不窮的原因。僅僅對駐京辦動刀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至於地方政府官員在駐京辦的腐敗，不過是地方政府官員權力不受約束、地方財政製度不健全的情況下產生的一個附帶後果。
“駐京辦”變”蛀京辦”
每年3月，是各地“駐京辦”最繁忙的月份。因為“兩會”召開，各地高官浩浩蕩蕩進京，“駐京辦”人員忙於迎來送往。在此前後，他們還忙著給上級部門和橫向關係戶拜年送禮。
對前來京城的家鄉官員或官員家屬的迎來送往，是“駐京辦”主任最耗時、最無奈的任務。那些官員或官員家屬來到“駐京辦”，如同當年皇上到了行宮，“駐京辦”需要絞盡腦汁，提供全天候服務，管吃管住管玩，用公款支付所有開銷，完全不受約束。
“駐京辦”財源充足，並成了“美食中心”。北京人可以如數家珍：雲南駐京辦的雲騰賓館，山珍野味鮮美;貴州駐京辦的貴州大廈，小吃絕對值;七省大院內的福建駐京辦，佛跳牆最地道;山西駐京辦的三晉賓館，有最本色的山西麵食;新疆駐京辦的新疆飯店，大盤雞、羊肉串、葡萄幹燉羊排，無不道地。
許多地方官員利用“駐京辦”，為自己尋找發財晉級升官的捷徑。為了在北京和中央發掘政治靠山，他們不惜花錢買路。“駐京辦”除了為家鄉官員找出路，還要為地方跑項目、拉經費，所謂”跑步錢進”。
一位“駐京辦”的話具有代表性：“我的工作，就是將禮品不露痕跡地送到領導手中。所謂公關，就是對部委司局長領導人的喜好瞭若指掌，陪他們打牌、旅遊、喝酒，或買字畫、古玩。禮物太貴會給人家添麻煩，也不能太便宜，關鍵是投其所好。我的工作箴言是：事事以領導滿意為宗旨，事事以招商引資為取捨，事事以專案服務為目標。”
地方政府還有另外一招：選擇農村青年女子，作保姆培訓，送到北京，再由“駐京辦”送到中央和部委高官家中當保姆，聯絡感情，取得信任，打探消息。在關鍵時刻，這些保姆向這些高官傾訴家鄉需要報批的專案，令高官為鄉情而動心。
漸漸地，“駐京辦”職能異化，變成“蛀京辦”。“跑部錢進”，必然與腐敗掛鉤。“駐京辦”成為腐敗高發區。各種大案要案“駐京辦”往往脫不了幹係。河北省國稅局長李真案中，該省“駐京辦”主任王福友因貪汙被判無期徒刑;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案中，該區“駐京辦”副主任李一洪因賄賂罪被查辦;瀋陽慕綏新、馬向東案中，該市“駐京辦”主任崔力因貪汙索賄被懲處;大慶市國稅局長那鳳岐受賄案中，該市“駐京辦”副主任李洪波被查處;其他被查辦的，還包括廣州市“駐京辦”副主任詹敏、江蘇省“駐京辦”主任吳廷祥等。
包括省、市、縣、各種協會、企業和大學等設在北京的“駐京辦”或聯絡處，至少10,000多家。實際上，對“駐京辦”的管理與監督失控，成了三不管地帶：別人管不著，地方沒法管，北京管不了。
駐京辦現象與中央地方關係剖析
要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理論上要說清楚已不易，現實問題解決起來更難。我們現在就麵對著一個難解的現實問題——“地方政府駐京辦”“跑部錢進”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威脅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因為，這種現象的實質是“個別服務”，而不是“公共服務”;是“特殊化”，而不是“均等化”。 這種現象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