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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要遏製乃至消除“決策浪費”現象，首先需要新官走馬上任後，堅守“為民眾謀福祉”的執政理念，而不是熱衷於製造一己“政績”。對於前任遺留的種種決策和思路，應當在實地調查研究、科學分析評估的基礎上，該繼承的繼承，該修正的修正，該廢棄的廢棄，該創新的創新，而不能一概採取“新官不理舊政”的簡單做法，粗暴打斷決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令社會為之付出沉重代價。
更重要的是，應當改革傳統的政府決策機製和政績評價機製，從根本上剷除“決策浪費”的內在驅動力。官員的創新意識、改革意識應當得到鼓勵，但我們必須反對以“改革創新”為名博取虛假功名。正因此，政府決策和官員執政思路必須通過民主程序的檢驗，而不是由少數官員獨霸決策話語權。正所謂官員不分新舊、決策不分先後，無論是“舊官”遺留下來的老決策，還是新官上任的新決策，抑或各種決策的實際功效，都必須通過人大、政協、輿論、學者、民間組織等各種渠道，由普通民眾、利益相關者等社會各方來評判該決策應否保留、完善或廢棄。此外，官員是否具有政績，官員是否繼續升遷，也應該接受民主機製的評價，由普通民眾說了算，以民眾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為最高標準。唯如此，才可能減少新官上任後的急功近利之舉，遏製“決策浪費”現象。
“認認真真走過場，轟轟烈烈裝傻帽”這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官場潛規則之一。誰膽敢無視這個潛規則，膽敢與遊戲較真，如果這個人在營壘之外，那麽他就是共同的敵人;如果這個人在營壘之中，那麽這個人就是叛徒。
這種遊戲官場的潛規則把官員應盡的職責表演化、虛假化，其必然結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職能最大限度的弱化，公共管理體係因此千瘡百孔，不堪一擊。非人性的官場政治遊戲化是中國公共管理體係的大病症。對自身的職責惘然不知，對民情視若無物——這是很多地方官員共有的性格。他們唯一的專長就是演戲，遊戲官場，遊戲人生自欺並且欺人，並陶醉在這個官場遊戲固有的大團結意想之中，可見官場遊戲的慣性是多麽強大，多麽令人恐懼。
中央對政績的考核製定了新的標準：
一、 是必須符合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的統籌發展。
二、是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班子和幹部的差異性。
三、是要堅持定性和定量相結合。
四、是要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適時調整考核的內容。
五、是考核內容要規範明確。
六、是要對政績進行成本分析。
第十九章 中央與地方
19.1 中央與地方
當掠奪性活動的利益高於生產性活動、並可以長期保持穩定之時，人類社會就出現了以暴力掠奪為專業的群體，出現了這種分工的社會形態——“暴力—財政實體”。暴力—財政實體內部有暴力賦斂集團和福利生產集團。暴力—財政實體內部的各種正式關係，總是由最強傷害能力的擁有者規定或認可的;而生產能力擁有者，隻能通過對暴力主體的得失損益的影響或者控製，間接地決定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權利安排，從政權到產權到種種人身權利，包括對這種權利體係的美化和神話，讀書暴力保護下的某種安排的稱謂。
在文明史早期，暴力賦斂集團的核心通常是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共同體。在帝國時期，暴力賦斂集團主要由皇室、貴族、軍官和官吏集團構成，他們憑藉超經濟的權力分配並占有資源。而福利生產集團，主要由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土地和資本等要素的擁有者構成。生產要素的擁有者與暴力賦斂集團在成員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產品方麵，暴力賦斂集團也有生產性的作用。
暴力賦斂集團是比生產關係中的階級劃分根源更深的社會集團，他們是生產關係本身的直接選擇者和維護者。這個集團控製著暴力資源，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以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賦斂方式代替這種占有。
社會主要物質生產者難以監督和懲罰的大規模偷懶行為，造成了貴族和庶人雙方的損失，削弱了封建貴族的財政基礎，因而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使其在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諸侯競爭中處於不安全的地位。
帝國製度是分封製度進化的產物。作為暴力—財政實體，分封製度呈現為巨石金字塔結構，構成每一塊巨石的諸侯大夫領地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暴力—財政實體。“王”則是處於頂端的最大的巨石，控製著權利逐層遞減的下層巨石。帝國製度則不然，它是複雜形式的單一暴力—財政實體，各種資源集中在頂端，中層則由官僚代理人構成的支架代替了貴族領地的巨石，基層是一盤散沙般的小農。
帝國製度是在多種暴力—財政實體並存、優勝劣汰的環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組織形式。這套製度調動資源的能力、戰爭能力和穩定程度接近了當時的生產和技術條件所允許的最大化。這是一套經過上百個國家二十多代人斷斷續續的積累和摸索，將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製度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體係。
更重要的是，應當改革傳統的政府決策機製和政績評價機製，從根本上剷除“決策浪費”的內在驅動力。官員的創新意識、改革意識應當得到鼓勵，但我們必須反對以“改革創新”為名博取虛假功名。正因此，政府決策和官員執政思路必須通過民主程序的檢驗，而不是由少數官員獨霸決策話語權。正所謂官員不分新舊、決策不分先後，無論是“舊官”遺留下來的老決策，還是新官上任的新決策，抑或各種決策的實際功效，都必須通過人大、政協、輿論、學者、民間組織等各種渠道，由普通民眾、利益相關者等社會各方來評判該決策應否保留、完善或廢棄。此外，官員是否具有政績，官員是否繼續升遷，也應該接受民主機製的評價，由普通民眾說了算，以民眾同意不同意、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為最高標準。唯如此，才可能減少新官上任後的急功近利之舉，遏製“決策浪費”現象。
“認認真真走過場，轟轟烈烈裝傻帽”這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官場潛規則之一。誰膽敢無視這個潛規則，膽敢與遊戲較真，如果這個人在營壘之外，那麽他就是共同的敵人;如果這個人在營壘之中，那麽這個人就是叛徒。
這種遊戲官場的潛規則把官員應盡的職責表演化、虛假化，其必然結局是政府公共管理職能最大限度的弱化，公共管理體係因此千瘡百孔，不堪一擊。非人性的官場政治遊戲化是中國公共管理體係的大病症。對自身的職責惘然不知，對民情視若無物——這是很多地方官員共有的性格。他們唯一的專長就是演戲，遊戲官場，遊戲人生自欺並且欺人，並陶醉在這個官場遊戲固有的大團結意想之中，可見官場遊戲的慣性是多麽強大，多麽令人恐懼。
中央對政績的考核製定了新的標準：
一、 是必須符合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的統籌發展。
二、是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班子和幹部的差異性。
三、是要堅持定性和定量相結合。
四、是要根據形勢和任務的需要，適時調整考核的內容。
五、是考核內容要規範明確。
六、是要對政績進行成本分析。
第十九章 中央與地方
19.1 中央與地方
當掠奪性活動的利益高於生產性活動、並可以長期保持穩定之時，人類社會就出現了以暴力掠奪為專業的群體，出現了這種分工的社會形態——“暴力—財政實體”。暴力—財政實體內部有暴力賦斂集團和福利生產集團。暴力—財政實體內部的各種正式關係，總是由最強傷害能力的擁有者規定或認可的;而生產能力擁有者，隻能通過對暴力主體的得失損益的影響或者控製，間接地決定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人類社會中的各種權利安排，從政權到產權到種種人身權利，包括對這種權利體係的美化和神話，讀書暴力保護下的某種安排的稱謂。
在文明史早期，暴力賦斂集團的核心通常是一個有血緣關係的共同體。在帝國時期，暴力賦斂集團主要由皇室、貴族、軍官和官吏集團構成，他們憑藉超經濟的權力分配並占有資源。而福利生產集團，主要由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土地和資本等要素的擁有者構成。生產要素的擁有者與暴力賦斂集團在成員上有部分重合。此外，在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產品方麵，暴力賦斂集團也有生產性的作用。
暴力賦斂集團是比生產關係中的階級劃分根源更深的社會集團，他們是生產關係本身的直接選擇者和維護者。這個集團控製著暴力資源，擁有強大的傷害能力，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以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人身，也可以用更有利或更省事的賦斂方式代替這種占有。
社會主要物質生產者難以監督和懲罰的大規模偷懶行為，造成了貴族和庶人雙方的損失，削弱了封建貴族的財政基礎，因而削弱了國家的整體實力，使其在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諸侯競爭中處於不安全的地位。
帝國製度是分封製度進化的產物。作為暴力—財政實體，分封製度呈現為巨石金字塔結構，構成每一塊巨石的諸侯大夫領地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暴力—財政實體。“王”則是處於頂端的最大的巨石，控製著權利逐層遞減的下層巨石。帝國製度則不然，它是複雜形式的單一暴力—財政實體，各種資源集中在頂端，中層則由官僚代理人構成的支架代替了貴族領地的巨石，基層是一盤散沙般的小農。
帝國製度是在多種暴力—財政實體並存、優勝劣汰的環境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組織形式。這套製度調動資源的能力、戰爭能力和穩定程度接近了當時的生產和技術條件所允許的最大化。這是一套經過上百個國家二十多代人斷斷續續的積累和摸索，將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的製度組合匹配而成的高效率的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