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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政治文明，說到底是政府文明，政府文明說到底是政務文明，政務文明最終要公務員文明來體現。從此邏輯出發，政治改革說到底是改革政府，改革政府就是要提高政務質量和效率，最終還得通過改革公務員製度來實現。說到底，就是政府人事製度的改革，也就是如何更加科學公正地考核、選拔、監督和獎懲政府官員。
實際上，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幾乎每次經濟變革要麽是政治改革帶動或者推動的，要麽是伴隨著政治改革，要麽是政治改革隨之而來。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構成了互生互動的有機關係。政治改革過快過早或者過晚過慢，都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改革，從而使政治生態與經濟生態環境不能和諧，都會影響到就運行的質量和效率。
考察我們的政治改革，對領導幹部人事的調整在現實中遠遠多於人事製度的改革，比如出現一些獎勵起不到正激勵，處罰起不到反激勵的人事安排，人事製度的法製化和程序化還遠未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
試圖通過在官員政績考核體係中加入更多的指數，以約束官員施政行為的設想，未免過於理想化。因為官員們明白，真正能夠讓自己引起“上邊”注意、獲得提拔機會的，歸根到底是本地的財政收入狀況和本地gdp增長率。至於其他指標，加入得越多，其對官員的約束力就越小，甚至官員們都未必記得那麽多一票否決都是些什麽內容。
官員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長，為此不惜犧牲地方的生態、環境、人文，不惜漠視民眾的利益，這種扭曲的官員行為模式確實應當加以改變。但假如各級政府以這些缺乏足夠科學依據的統計結果來考核自己的下屬官員政績，是否足以讓官員們心服口服。
事實上，試圖通過增加官員政績考核體係中的數量來改變官員的行為模式，乃是試圖以技術手段糾正製度缺陷導致的問題。
崇拜指數，崇拜客觀、量化的指標，恰恰是這種政績考核模式導致官員的施政行為的扭曲的原因。官員政績考核之所以離不開這種數字，是因為官員的政績是自上而下進行考核的。上級政府對於官員施政的後果無法感同身受，自然需要某個客觀的、量化的指標對下級官員的政績進行評估、考核。在這種考核體係下，官員孜孜以求的是上級政府最看重的那個指標本身，而不管指標背後的實質。當上級政府青睞gdp指標的時候，官員們就採取各種辦法讓gdp數字膨脹，包括造假，而不管這種增長是否改進了民眾福利。現在。上級政府準備用一些指標來考核增長的質量，各級官員也完全可以把那些數據做得非常漂亮，至於汙染是否真正的減少了，民眾是否真正幸福，隻有當地百姓才最有發言權。
假如由民眾對官員政績進行考核，還需要這類貌似客觀的指標嗎?官員政績考核體係需要改變變革，把考核主體由上級政府變為本地百姓。不如此，隻是不斷在現有考核體係中添枝加葉，尤其是把一些沒有科學依據的指標加入，隻能使官員的施政行為扭曲得越來越嚴重。
經濟學需要數字，政府管理也需要數字，但一些部門形成了數字攀比之風。在盲目追求政績的大環境下，gdp成了考核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貧困縣同時是先進縣，優秀企業很快變成破產企業。這些都是數字打造出來的“怪物”。
經濟學沒有數字是不行的，數字對經濟學重要，對政府更重要。數字是政府政績的體現。並且，數字總是人做出來的。玩數字遊戲是一些人為官之道的“必修課”。有的人天生就深諳此道，自然就會為官。不知情的人以為他們的運氣好，甚至認為他們有能力，其實大不然。
最有意思的是，每逢一個地方主要領導幹部調整，數字的起伏往往都是很大的。老同誌退下去之前，總是要表現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成績，所以數字都比較好看;而新同誌上任之後，要表示自己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所以數字總是比較難看的。於是，對主要幹部的任免，學問就大了。主要看是什麽時候任免他們，一般來說，在上半年調整主要領導，當年的經濟數字都是不好看的，因為不好看的數字是前任的責任，越不好看的數字，越說明前任的糟糕。而在年底調整主要領導，數字往往比較穩定，因為當年的數字基本上無法動了，而來年的數字如何是自己的政績，所以起伏相對小一些。
把前任的數字“水分”擠幹，把“問題”暴露夠，然後自己再來一個“迅速扭轉局麵”。到他自己離任時，有的繼任者往往也會如法炮製，數字從新一輪的“擠幹”到新一輪的“發水”又同樣出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任來了以後，往往再如法炮製，周而復始。新的數字遊戲又開始了。
這樣的事情，苦了老百姓。虛假的數字表現的是虛假的繁榮或者虛假的困難;苦了的是不知情的上級領導，他們賴以決策的基礎和在此基礎上進行指揮的數字是難於讓他們實現正確的目標的;更錄了的是經濟研究人員，他們在那些不真實的數據的基礎上搞出來的科研成果，怎麽可能是科學的?
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效益的好壞、經濟發展的走向、政治對經濟如何進行調控、需要在什麽時候出台什麽政策，都需要依據準確的數字做出判斷。而政府對經濟調控的靈敏程度，又需要及時的數字來表明。
實際上，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幾乎每次經濟變革要麽是政治改革帶動或者推動的，要麽是伴隨著政治改革，要麽是政治改革隨之而來。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構成了互生互動的有機關係。政治改革過快過早或者過晚過慢，都不能很好地適應經濟改革，從而使政治生態與經濟生態環境不能和諧，都會影響到就運行的質量和效率。
考察我們的政治改革，對領導幹部人事的調整在現實中遠遠多於人事製度的改革，比如出現一些獎勵起不到正激勵，處罰起不到反激勵的人事安排，人事製度的法製化和程序化還遠未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
試圖通過在官員政績考核體係中加入更多的指數，以約束官員施政行為的設想，未免過於理想化。因為官員們明白，真正能夠讓自己引起“上邊”注意、獲得提拔機會的，歸根到底是本地的財政收入狀況和本地gdp增長率。至於其他指標，加入得越多，其對官員的約束力就越小，甚至官員們都未必記得那麽多一票否決都是些什麽內容。
官員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長，為此不惜犧牲地方的生態、環境、人文，不惜漠視民眾的利益，這種扭曲的官員行為模式確實應當加以改變。但假如各級政府以這些缺乏足夠科學依據的統計結果來考核自己的下屬官員政績，是否足以讓官員們心服口服。
事實上，試圖通過增加官員政績考核體係中的數量來改變官員的行為模式，乃是試圖以技術手段糾正製度缺陷導致的問題。
崇拜指數，崇拜客觀、量化的指標，恰恰是這種政績考核模式導致官員的施政行為的扭曲的原因。官員政績考核之所以離不開這種數字，是因為官員的政績是自上而下進行考核的。上級政府對於官員施政的後果無法感同身受，自然需要某個客觀的、量化的指標對下級官員的政績進行評估、考核。在這種考核體係下，官員孜孜以求的是上級政府最看重的那個指標本身，而不管指標背後的實質。當上級政府青睞gdp指標的時候，官員們就採取各種辦法讓gdp數字膨脹，包括造假，而不管這種增長是否改進了民眾福利。現在。上級政府準備用一些指標來考核增長的質量，各級官員也完全可以把那些數據做得非常漂亮，至於汙染是否真正的減少了，民眾是否真正幸福，隻有當地百姓才最有發言權。
假如由民眾對官員政績進行考核，還需要這類貌似客觀的指標嗎?官員政績考核體係需要改變變革，把考核主體由上級政府變為本地百姓。不如此，隻是不斷在現有考核體係中添枝加葉，尤其是把一些沒有科學依據的指標加入，隻能使官員的施政行為扭曲得越來越嚴重。
經濟學需要數字，政府管理也需要數字，但一些部門形成了數字攀比之風。在盲目追求政績的大環境下，gdp成了考核政績的一個重要指標。貧困縣同時是先進縣，優秀企業很快變成破產企業。這些都是數字打造出來的“怪物”。
經濟學沒有數字是不行的，數字對經濟學重要，對政府更重要。數字是政府政績的體現。並且，數字總是人做出來的。玩數字遊戲是一些人為官之道的“必修課”。有的人天生就深諳此道，自然就會為官。不知情的人以為他們的運氣好，甚至認為他們有能力，其實大不然。
最有意思的是，每逢一個地方主要領導幹部調整，數字的起伏往往都是很大的。老同誌退下去之前，總是要表現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成績，所以數字都比較好看;而新同誌上任之後，要表示自己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所以數字總是比較難看的。於是，對主要幹部的任免，學問就大了。主要看是什麽時候任免他們，一般來說，在上半年調整主要領導，當年的經濟數字都是不好看的，因為不好看的數字是前任的責任，越不好看的數字，越說明前任的糟糕。而在年底調整主要領導，數字往往比較穩定，因為當年的數字基本上無法動了，而來年的數字如何是自己的政績，所以起伏相對小一些。
把前任的數字“水分”擠幹，把“問題”暴露夠，然後自己再來一個“迅速扭轉局麵”。到他自己離任時，有的繼任者往往也會如法炮製，數字從新一輪的“擠幹”到新一輪的“發水”又同樣出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任來了以後，往往再如法炮製，周而復始。新的數字遊戲又開始了。
這樣的事情，苦了老百姓。虛假的數字表現的是虛假的繁榮或者虛假的困難;苦了的是不知情的上級領導，他們賴以決策的基礎和在此基礎上進行指揮的數字是難於讓他們實現正確的目標的;更錄了的是經濟研究人員，他們在那些不真實的數據的基礎上搞出來的科研成果，怎麽可能是科學的?
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效益的好壞、經濟發展的走向、政治對經濟如何進行調控、需要在什麽時候出台什麽政策，都需要依據準確的數字做出判斷。而政府對經濟調控的靈敏程度，又需要及時的數字來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