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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些單位對點名置若罔聞，充分說明沒有必要計較“點不點名”，而應該關注審計出的問題是否得到糾正。
沒有看到往年被點名的部委受到處理，今年連名都不點了，這是一種倒退，可見反腐敗任重道遠。
12.17 關於輿論監督問題
“輿論監督”被世界各國普遍栽入憲法。公眾輿論對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是社會保持良性運轉的清潔劑。但是，輿論監督的實踐效果往往並不理想，即使在相對較好的西方發達國家，輿論監督也存在不少漏洞和死角。究其原因，是因為輿論監督受到權力與利益兩種力量的牽引。在權威政體下，它更多受到權力的限製;在民主社會，它更多受到利益的牽引。
在當前語境下，中國的輿論監督主要受限於政治環境，這使得新聞法的出台尤為迫切。另外，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利益對輿論監督的牽引力也越來越明顯、強大和普遍。在市場社會，輿論監督的載體——媒體，同樣是商業機構，同樣追逐自身利益。它雖然承載著輿論監督的功能，但並非專職監督工具，這使輿論監督難免受到利益的牽引與扭曲。當商業利益與社會功能發生衝突時，從企業本位出發，大多數媒體在大多數時候棄後者而取前者。
利益對媒體輿論監督功能的牽引、扭曲，是通過內外兩層機製實現的。外部主要通過收買、威懾兩種手段。收買的實質是利益交換，它的實現源於雙方各自擁有可交換的利益。這其中也可能有權力的介入，但此時權力並非行使強製、限製的功能，而是依據手中掌握的利益資源及傷害能力與輿論監督的傷害能力作交換，這仍然屬於收買的一種。
以“利益傷害”威懾媒體，這在中國還是新興事物。主要手法是訴諸法律狀告媒體報導失實，要求高額賠償。在西方國家，這類官司屢見不鮮，已被許多人運用嫻熟，是強勢利益集團製衡媒體的重要手段。媒體願意冒風險揭露某個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對此設置了正向反饋機製：不畏強暴、揭批權力，將為媒體及新聞人贏得聲譽，擴大影響，並帶來難以估量的現實收益。
國內狀告媒體的訴訟越來越多，且以媒體敗訴為多。這就極大地威懾了媒體，使後者在行使輿論監督的時候如履薄冰。國內有效性與國外不同，國外有效性靠的是拚消耗，前提是你必須有無盡的資源注入，行為可以不計成本;國內的有效性靠的是地方利益集團內部的相互支持。眾所周知，國內很多掌握各種利益資源及傷害能力的人，已經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或者關係網，這是腐敗瀰漫的最普遍形式。如果被輿論批評的人無權無勢，那麽他隻有自認倒黴;但如果被批評的對象掌握了一定的利益資源，他很可能已經介入了某一利益共同體或者關係網中;此共同體很可能覆蓋了司法權力，即使現在還沒有，關係網也可憑藉其利益交換能力很快建立這種聯繫，將觸角伸展到此一領域。於是，當關係網中的權力幹預及利益交換等手段均告無效時，被輿論批評的利益主體就可以依託司法權力與輿論監督抗衡，起訴媒體，要求媒體認錯並支付高額賠償。這就是此類司法判決大多數不利於媒體的原因。
有人主張以“司法獨立”來破解此一弊端，這隻是流於表麵、想當然的書生之見，“司法獨立”不過使司法成為一種相對於黨政更獨立的權力而已，作為權力資源的一種，它同樣會成為利益共同體尋求建立聯繫的對象，同樣會被納入關係網中。當前的司法腐敗，固然不乏黨政權力介入其中，但也有很多是司法人員獨自直接腐敗。“司法獨立”除了改變利益共同體和關係網內部的分肥機製，讓司法人員分到更大的份額外，很難再起到其他作用。
利益能夠牽引與扭曲輿論的內部機製，是因為媒體是一種商業機構，它承載著投資方和企業員工的切身利益。當行使輿論監督功能可能傷害媒體本身的利益時，盡管可能還有人會堅持輿論監督原則，但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會服從現實利益槓桿的牽引。堅持理想原則的人最終會被清除出局，不然媒體本身可能把市場淘汰。
市場社會是一個利益博弈場，參與博弈的各方總要達成某種均衡，社會才能穩定有序。媒體在博弈中勝出的關鍵在於要盡可能多的掌握一些可以增加自己勝利的籌碼。在利益博弈中，任何一方的特殊力量都不能任其不受限製過度增長。真正的進步之路是全體成員力量的共同增長，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力量較快增長，縮小強弱之間的懸殊差距。當民眾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能力大幅增強時，輿論監督的力度自然大幅增強。由於無須依賴特殊的群體和個人，這種增進沒有負麵性。
輿論監督的目的之一是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但它本身又需要民眾維權能力的維護。在民眾自我維權能力明顯提高以前，輿論監督、社會公正仍然隻能靠少數人的正義良心。當下還有不少媒體人深懷正義，但在現實利益的染缸中，這種人正越來越少。部分媒體人的理想主義與媒體本身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拉鋸，仍將繼續，但前者註定不敵後者。媒體的市場化註定了它的世俗化，輿論監督在權力限製外，很快又被套上利益的枷鎖。
江蘇省在《江蘇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中，做出了規定：妨礙新聞媒體輿論監督者將“承擔法律責任”。這隻是一種心情，而非一種態度，表明大陸尋求預防犯罪，懲治腐敗的手段由中共黨內向黨外，由檢察係統向社會係統移動加速;同時也說明大陸的腐敗的嚴重程度，已非“內部”和“雙規”能夠根治、威懾和解決了，希望在新聞的輿論監督方麵得到突破。
沒有看到往年被點名的部委受到處理，今年連名都不點了，這是一種倒退，可見反腐敗任重道遠。
12.17 關於輿論監督問題
“輿論監督”被世界各國普遍栽入憲法。公眾輿論對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是社會保持良性運轉的清潔劑。但是，輿論監督的實踐效果往往並不理想，即使在相對較好的西方發達國家，輿論監督也存在不少漏洞和死角。究其原因，是因為輿論監督受到權力與利益兩種力量的牽引。在權威政體下，它更多受到權力的限製;在民主社會，它更多受到利益的牽引。
在當前語境下，中國的輿論監督主要受限於政治環境，這使得新聞法的出台尤為迫切。另外，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利益對輿論監督的牽引力也越來越明顯、強大和普遍。在市場社會，輿論監督的載體——媒體，同樣是商業機構，同樣追逐自身利益。它雖然承載著輿論監督的功能，但並非專職監督工具，這使輿論監督難免受到利益的牽引與扭曲。當商業利益與社會功能發生衝突時，從企業本位出發，大多數媒體在大多數時候棄後者而取前者。
利益對媒體輿論監督功能的牽引、扭曲，是通過內外兩層機製實現的。外部主要通過收買、威懾兩種手段。收買的實質是利益交換，它的實現源於雙方各自擁有可交換的利益。這其中也可能有權力的介入，但此時權力並非行使強製、限製的功能，而是依據手中掌握的利益資源及傷害能力與輿論監督的傷害能力作交換，這仍然屬於收買的一種。
以“利益傷害”威懾媒體，這在中國還是新興事物。主要手法是訴諸法律狀告媒體報導失實，要求高額賠償。在西方國家，這類官司屢見不鮮，已被許多人運用嫻熟，是強勢利益集團製衡媒體的重要手段。媒體願意冒風險揭露某個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對此設置了正向反饋機製：不畏強暴、揭批權力，將為媒體及新聞人贏得聲譽，擴大影響，並帶來難以估量的現實收益。
國內狀告媒體的訴訟越來越多，且以媒體敗訴為多。這就極大地威懾了媒體，使後者在行使輿論監督的時候如履薄冰。國內有效性與國外不同，國外有效性靠的是拚消耗，前提是你必須有無盡的資源注入，行為可以不計成本;國內的有效性靠的是地方利益集團內部的相互支持。眾所周知，國內很多掌握各種利益資源及傷害能力的人，已經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或者關係網，這是腐敗瀰漫的最普遍形式。如果被輿論批評的人無權無勢，那麽他隻有自認倒黴;但如果被批評的對象掌握了一定的利益資源，他很可能已經介入了某一利益共同體或者關係網中;此共同體很可能覆蓋了司法權力，即使現在還沒有，關係網也可憑藉其利益交換能力很快建立這種聯繫，將觸角伸展到此一領域。於是，當關係網中的權力幹預及利益交換等手段均告無效時，被輿論批評的利益主體就可以依託司法權力與輿論監督抗衡，起訴媒體，要求媒體認錯並支付高額賠償。這就是此類司法判決大多數不利於媒體的原因。
有人主張以“司法獨立”來破解此一弊端，這隻是流於表麵、想當然的書生之見，“司法獨立”不過使司法成為一種相對於黨政更獨立的權力而已，作為權力資源的一種，它同樣會成為利益共同體尋求建立聯繫的對象，同樣會被納入關係網中。當前的司法腐敗，固然不乏黨政權力介入其中，但也有很多是司法人員獨自直接腐敗。“司法獨立”除了改變利益共同體和關係網內部的分肥機製，讓司法人員分到更大的份額外，很難再起到其他作用。
利益能夠牽引與扭曲輿論的內部機製，是因為媒體是一種商業機構，它承載著投資方和企業員工的切身利益。當行使輿論監督功能可能傷害媒體本身的利益時，盡管可能還有人會堅持輿論監督原則，但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會服從現實利益槓桿的牽引。堅持理想原則的人最終會被清除出局，不然媒體本身可能把市場淘汰。
市場社會是一個利益博弈場，參與博弈的各方總要達成某種均衡，社會才能穩定有序。媒體在博弈中勝出的關鍵在於要盡可能多的掌握一些可以增加自己勝利的籌碼。在利益博弈中，任何一方的特殊力量都不能任其不受限製過度增長。真正的進步之路是全體成員力量的共同增長，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力量較快增長，縮小強弱之間的懸殊差距。當民眾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能力大幅增強時，輿論監督的力度自然大幅增強。由於無須依賴特殊的群體和個人，這種增進沒有負麵性。
輿論監督的目的之一是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但它本身又需要民眾維權能力的維護。在民眾自我維權能力明顯提高以前，輿論監督、社會公正仍然隻能靠少數人的正義良心。當下還有不少媒體人深懷正義，但在現實利益的染缸中，這種人正越來越少。部分媒體人的理想主義與媒體本身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拉鋸，仍將繼續，但前者註定不敵後者。媒體的市場化註定了它的世俗化，輿論監督在權力限製外，很快又被套上利益的枷鎖。
江蘇省在《江蘇省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中，做出了規定：妨礙新聞媒體輿論監督者將“承擔法律責任”。這隻是一種心情，而非一種態度，表明大陸尋求預防犯罪，懲治腐敗的手段由中共黨內向黨外，由檢察係統向社會係統移動加速;同時也說明大陸的腐敗的嚴重程度，已非“內部”和“雙規”能夠根治、威懾和解決了，希望在新聞的輿論監督方麵得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