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頁
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當代中國的社會調控係統，是經由武裝革命實現新舊製度的更替後建立的。奪取政權以後，首要的任務是鞏固政權和維護政權，同時也維護社會正常秩序;這些任務的緊迫性、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領導方式、對公有製認識論的規定、以及對蘇聯高度集中模式的模仿等等，幾種因素匯合成一種全麵性和主體性，使社會調控係統幾乎包羅了社會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麵，公共權力無所不在而且職能廣大無邊;黨政一體化、政經一體化、政社一體化，政治權力承擔著社會方方麵麵的管理和協調功能;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教育、體育、軍事等均在國家的管製之下，國家不僅無所不包地管理各個方麵，而且管理手段上也採用直接、微觀的方式。
幾乎一切重要的價值都在社會調控係統的控製之下，一切全賴該係統的分配。這樣的好處是——整個社會的一切都被執政黨安排得得心應手，不受任何幹擾;但是，從探究貪汙受賄的產生方麵看，這一係統存在著麻煩：這麽一個權力在邏輯上不受限製的社會調控係統，其內部成員若是想非公共地運用手中的公共權力，那就不隻易如反掌，而且該係統的全麵性和總體性也會使這類行為發生瀰漫性擴散，由局部範圍迅速波及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麵。所以才有一位檢查長說，目前已沒有哪一個係統、哪一個行業、哪一個大一點的單位是一塵不染的，沒有貪汙受賄的人的。
再從社會調控係統外麵的社會成員這一角度看。
社會調控係統負責分配各類價值，這一分配又決定了社會利益的分配。係統外社會成員為使這兩種分配有利於自己或者自己所從屬的某一利益集團，就勢必要設法影響分配，盡管目的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在法治社會中，從政治方麵影響分配主要是針對立法、決策和實際操作這兩個環節，視情況在選舉自己的代表人物、表決、輿論、抗議等合法手段中進行選擇，當然，賄賂等非法手段也是有人採用的。
在中國基本上是處於人治的情況下，想影響上述分配，唯一的途徑是影響掌權人物，而且特別是影響掌實權的人物，也就是有直接分配權的人物。憑什麽去影響呢?首先是“曉之以理”。提出要求的人都是有正當理由的，掌握分配的人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區分輕重緩急。但輕重緩急以什麽標準去衡量呢?況且，日理萬機的人哪有時間去一一進行核實。於是分配權的運用就出現了某種隨意性。
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塑造之一，是判斷問題時由己身出發，沿著己身——家庭——親朋——熟人——集團——階層——國家這麽一條路線外推。在這條“關係鏈”中，離己身越近者，對己身的影響力就越大。要求未得到滿足的人企圖影響掌權者“己身”失敗後，很可能採用“費邊戰術”，即“迂迴戰術”，以“動之以情”為手段，通過上述關係鏈中的某一環節去影響掌權者;然而“動之以情”能奏效，絕大多數情況又必須以分配權運用的某種可隨意性為前提。
在“曉之以理”的階段，分配權運用的某種可隨意性還隻是提供了權力偏離“公正合理”方向的某種可能性;而到了“動之以情”的階段，這種可能性就已經變成了現實。
造成這一現實的雙方行為都是一種越軌，但還不一定達到犯罪的程度。雙方很可能都是，或者起碼是一方是為了某一局部或者集團利益而行事的，行為者己身不一定獲得了什麽實際利益。可惜的是，“為公的越軌”與“為私的越軌”之間的轉變並不存在太大的障礙，輕微的越軌與嚴重的越軌(犯罪)之間也隻有半步之差。
知恩必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也是中國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一旦報答了，事情的性質立即就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掌權者運用手中的公共權力滿足了你的要求，你為此而讓掌權者獲得了某種實際利益，從無情的法律角度看，這就是行賄與受賄關係的確立，也就是犯罪。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傳統道德觀念中與現代法律衝突的地方。
市場的形成，必須兩個最基本的條件：明確的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公開的競爭規則和行為規範。
在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為主”和“指導”下，想明確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許可以說，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係一旦形成，首先被消滅的就是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
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無以明確，市場行為規範就無從談起。市場規則的最初產生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人們在長期的市場活動中約定俗成，後來以國家法令的形式確定下來;另一種是國家在短期內直接製定並強製執行。而這兩種規則的產生在當前中國都不可能進行。對於前一種，由於產權關係和利益主體不明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無法發育，市場無法形成，更談不上形成市場行為規則;後一種，市場行為是參與市場的各個利益主體根據產權關係所進行的行為，利益主體、產權關係不明確，國家根據什麽去判斷行為的是與非?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國家硬性規定出某些規則，這些規則也隻能是極其原則性的，有失於太寬泛的。
幾乎一切重要的價值都在社會調控係統的控製之下，一切全賴該係統的分配。這樣的好處是——整個社會的一切都被執政黨安排得得心應手，不受任何幹擾;但是，從探究貪汙受賄的產生方麵看，這一係統存在著麻煩：這麽一個權力在邏輯上不受限製的社會調控係統，其內部成員若是想非公共地運用手中的公共權力，那就不隻易如反掌，而且該係統的全麵性和總體性也會使這類行為發生瀰漫性擴散，由局部範圍迅速波及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麵。所以才有一位檢查長說，目前已沒有哪一個係統、哪一個行業、哪一個大一點的單位是一塵不染的，沒有貪汙受賄的人的。
再從社會調控係統外麵的社會成員這一角度看。
社會調控係統負責分配各類價值，這一分配又決定了社會利益的分配。係統外社會成員為使這兩種分配有利於自己或者自己所從屬的某一利益集團，就勢必要設法影響分配，盡管目的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在法治社會中，從政治方麵影響分配主要是針對立法、決策和實際操作這兩個環節，視情況在選舉自己的代表人物、表決、輿論、抗議等合法手段中進行選擇，當然，賄賂等非法手段也是有人採用的。
在中國基本上是處於人治的情況下，想影響上述分配，唯一的途徑是影響掌權人物，而且特別是影響掌實權的人物，也就是有直接分配權的人物。憑什麽去影響呢?首先是“曉之以理”。提出要求的人都是有正當理由的，掌握分配的人所需要做的工作是區分輕重緩急。但輕重緩急以什麽標準去衡量呢?況且，日理萬機的人哪有時間去一一進行核實。於是分配權的運用就出現了某種隨意性。
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塑造之一，是判斷問題時由己身出發，沿著己身——家庭——親朋——熟人——集團——階層——國家這麽一條路線外推。在這條“關係鏈”中，離己身越近者，對己身的影響力就越大。要求未得到滿足的人企圖影響掌權者“己身”失敗後，很可能採用“費邊戰術”，即“迂迴戰術”，以“動之以情”為手段，通過上述關係鏈中的某一環節去影響掌權者;然而“動之以情”能奏效，絕大多數情況又必須以分配權運用的某種可隨意性為前提。
在“曉之以理”的階段，分配權運用的某種可隨意性還隻是提供了權力偏離“公正合理”方向的某種可能性;而到了“動之以情”的階段，這種可能性就已經變成了現實。
造成這一現實的雙方行為都是一種越軌，但還不一定達到犯罪的程度。雙方很可能都是，或者起碼是一方是為了某一局部或者集團利益而行事的，行為者己身不一定獲得了什麽實際利益。可惜的是，“為公的越軌”與“為私的越軌”之間的轉變並不存在太大的障礙，輕微的越軌與嚴重的越軌(犯罪)之間也隻有半步之差。
知恩必報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也是中國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成分。一旦報答了，事情的性質立即就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掌權者運用手中的公共權力滿足了你的要求，你為此而讓掌權者獲得了某種實際利益，從無情的法律角度看，這就是行賄與受賄關係的確立，也就是犯罪。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傳統道德觀念中與現代法律衝突的地方。
市場的形成，必須兩個最基本的條件：明確的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公開的競爭規則和行為規範。
在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為主”和“指導”下，想明確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許可以說，以公有製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係一旦形成，首先被消滅的就是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
產權關係和不同的利益主體無以明確，市場行為規範就無從談起。市場規則的最初產生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人們在長期的市場活動中約定俗成，後來以國家法令的形式確定下來;另一種是國家在短期內直接製定並強製執行。而這兩種規則的產生在當前中國都不可能進行。對於前一種，由於產權關係和利益主體不明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市場無法發育，市場無法形成，更談不上形成市場行為規則;後一種，市場行為是參與市場的各個利益主體根據產權關係所進行的行為，利益主體、產權關係不明確，國家根據什麽去判斷行為的是與非?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國家硬性規定出某些規則，這些規則也隻能是極其原則性的，有失於太寬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