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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文化與潛規則/道破天機 作者：淨素道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規則與原則，對於普通百姓而言，都是要遵守的;但對有一官半職的人來講，有時候就要掂掂輕重，二者擇其一了。當對歷史負責與對上級負責有所衝突的時候，往往會棄原則而守規則。在這些人看來，原則是籠統的，規則是具體的;原則是彈性的，規則是剛性的;原則成文，但那是寫在紙上的;規則雖不成文，但它是刻在腦海中的——在官場泡得越久，這刻痕就越深。
凡事一旦形成規矩，就有了約束力。
在官場上，公布的遊戲規則全是冠冕堂皇的，而內裏的程序完全是為了領導們自己的利益所設計的。
遵守規則，尤其是遵守漠視條款(即無明文規定的原則)，實際代表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別說漠視條款，在中國，就是法律條款，遵守和執行起來都要大打折扣，何況漠視條款?凡事一打破規則，或者無規則，受益的隻有代表集權的一方。而這個受益者，一旦失去集權的地位，他也就什麽都沒有了。
規則又叫“原則”。是指政策、規定，是辦事的硬槓子。所謂的“原則上”，應該是必須以原則為準繩，違背政策、違反規定的事情就不能幹，不能辦。但現在，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或者聽到“原則上不能怎麽怎麽”的文字或者語言;這就使如今的“原則上”有了另外一種解釋：即，原則是“死板”的，可實際操作仍然有靈活性，就算是規定不能辦的事情，也可酌情解決。正因為如此，“原則上”為少數人提供了違規違紀的一個廣闊空間，他們將原則變成了“變形金剛”，隨著親情、友情、私情任意變形。原則成了擺設，哪些事情能辦，哪些事情不能辦，完全根據個人的嗜好和需要去理解、去操作;原則成了交易，請客送禮的、行賄受賄的，即使是明顯違反原則的事情，也可大開綠燈。反之，就算是原則之內的事情也休想辦成。
“原則上”有著很深的寓意，“悟性”高的人會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倒不是他們聰明的緣故，而是“原則上”有著看不見、摸不著的“原則下”，就象動物的尾巴，有許多功能，就看你靈活不靈活，會不會用了。
說話可以留有餘地，不能把話說死了。辦事也要講究靈活性，不能死板教條;但原則就是原則，既然有原則，又何必多此一個“上”字，多了一個“上”字，剛性就變成了彈性，硬的也就軟了，許多事情就會“節外生枝”。“原則上”在客觀實際中，成了對違反原則的默認。
關鍵在“原則上”這三個字，這三個字一出，實際上就等於開門放狗，有什麽名堂就全靠背後的門道了。
“原則上”的靈活，必將成為一種新的不正之風，既不利於幹部的廉政廉潔，也會構成對群眾利益的一種傷害。原則就是原則，而不能有什麽“原則上”。
說到底這個世界上隻有兩種人：定規矩的和守規矩的。而所有規矩都是因人而異的，領導的意圖和指示就是最大的規矩。這一條掌握好了，就能萬事無憂。
任何製度都有規範性和約束性的特點。但是，製度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行為如何規範、約束是否到位，必須要有一套強有力的監督措施相配套，否則，再好的製度也會失效，甚至成為某些掌握權力者搞腐敗的“擋箭牌”。
自我放棄或者先入為主到要求對方讓步都是不正確的方法，製度應該能保證每個人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與對方協商，也允許協商不成、談判破裂的情況。
官場裏的生存法製：官場裏的很多事情，你知我知;但是你不說我不說，你蒙著我、我蒙著你，誰也不願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騙局的天真小孩。
官場的規則應該是很明確的，因為它是社會管理機構，官員的產生、權力的運用、運用權力的目的等都有“明文規定”，設立官場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它管理下的社會有序地存在和發展。
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製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衰;但在創立之初，則一定是利大於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因為隻有處以公心而創立的才可以叫製度，處於私心的則隻能叫法術(方法和權術)。法術隻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說是政治。因此，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政治，隻要可以當之無愧稱為製度的，開始時便一定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但久而久之，則又一定會變壞;因為一項好製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所以需要變法和改製。
漢代的製度，大體上還算“公私分明”;同時，機構的設立也還算“職權分明”。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腦，帶領官員實際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在這樣一種製度下，皇帝授權而不負責，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有事，皇帝就能夠以授權人的名義責問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擔政治責任。這樣，宰相領導的政府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者“問責政府”。如果反過來，皇帝自己授權，同時又自己行政，則一旦國家有事，也就無人負責，無責可問。皇帝負責吧，無人來問(別人不是授權者，沒有資格來問);宰相負責吧，又無責可負(宰相不是負責人，沒有理由責問)。一個不負責任和不能負責的政權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穩定政權，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腦。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獨斷專行，無法無天，不把製度放在眼裏。從這個角度上講，皇帝雄才大略不是好事情。
凡事一旦形成規矩，就有了約束力。
在官場上，公布的遊戲規則全是冠冕堂皇的，而內裏的程序完全是為了領導們自己的利益所設計的。
遵守規則，尤其是遵守漠視條款(即無明文規定的原則)，實際代表的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別說漠視條款，在中國，就是法律條款，遵守和執行起來都要大打折扣，何況漠視條款?凡事一打破規則，或者無規則，受益的隻有代表集權的一方。而這個受益者，一旦失去集權的地位，他也就什麽都沒有了。
規則又叫“原則”。是指政策、規定，是辦事的硬槓子。所謂的“原則上”，應該是必須以原則為準繩，違背政策、違反規定的事情就不能幹，不能辦。但現在，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或者聽到“原則上不能怎麽怎麽”的文字或者語言;這就使如今的“原則上”有了另外一種解釋：即，原則是“死板”的，可實際操作仍然有靈活性，就算是規定不能辦的事情，也可酌情解決。正因為如此，“原則上”為少數人提供了違規違紀的一個廣闊空間，他們將原則變成了“變形金剛”，隨著親情、友情、私情任意變形。原則成了擺設，哪些事情能辦，哪些事情不能辦，完全根據個人的嗜好和需要去理解、去操作;原則成了交易，請客送禮的、行賄受賄的，即使是明顯違反原則的事情，也可大開綠燈。反之，就算是原則之內的事情也休想辦成。
“原則上”有著很深的寓意，“悟性”高的人會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倒不是他們聰明的緣故，而是“原則上”有著看不見、摸不著的“原則下”，就象動物的尾巴，有許多功能，就看你靈活不靈活，會不會用了。
說話可以留有餘地，不能把話說死了。辦事也要講究靈活性，不能死板教條;但原則就是原則，既然有原則，又何必多此一個“上”字，多了一個“上”字，剛性就變成了彈性，硬的也就軟了，許多事情就會“節外生枝”。“原則上”在客觀實際中，成了對違反原則的默認。
關鍵在“原則上”這三個字，這三個字一出，實際上就等於開門放狗，有什麽名堂就全靠背後的門道了。
“原則上”的靈活，必將成為一種新的不正之風，既不利於幹部的廉政廉潔，也會構成對群眾利益的一種傷害。原則就是原則，而不能有什麽“原則上”。
說到底這個世界上隻有兩種人：定規矩的和守規矩的。而所有規矩都是因人而異的，領導的意圖和指示就是最大的規矩。這一條掌握好了，就能萬事無憂。
任何製度都有規範性和約束性的特點。但是，製度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行為如何規範、約束是否到位，必須要有一套強有力的監督措施相配套，否則，再好的製度也會失效，甚至成為某些掌握權力者搞腐敗的“擋箭牌”。
自我放棄或者先入為主到要求對方讓步都是不正確的方法，製度應該能保證每個人在自己的利益角度與對方協商，也允許協商不成、談判破裂的情況。
官場裏的生存法製：官場裏的很多事情，你知我知;但是你不說我不說，你蒙著我、我蒙著你，誰也不願意去做戳穿皇帝新衣騙局的天真小孩。
官場的規則應該是很明確的，因為它是社會管理機構，官員的產生、權力的運用、運用權力的目的等都有“明文規定”，設立官場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它管理下的社會有序地存在和發展。
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製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衰;但在創立之初，則一定是利大於弊的，也一定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因為隻有處以公心而創立的才可以叫製度，處於私心的則隻能叫法術(方法和權術)。法術隻是些事情和手段，不好說是政治。因此，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政治，隻要可以當之無愧稱為製度的，開始時便一定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但久而久之，則又一定會變壞;因為一項好製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後代人來努力政治了;所以需要變法和改製。
漢代的製度，大體上還算“公私分明”;同時，機構的設立也還算“職權分明”。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腦，帶領官員實際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在這樣一種製度下，皇帝授權而不負責，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有事，皇帝就能夠以授權人的名義責問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擔政治責任。這樣，宰相領導的政府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者“問責政府”。如果反過來，皇帝自己授權，同時又自己行政，則一旦國家有事，也就無人負責，無責可問。皇帝負責吧，無人來問(別人不是授權者，沒有資格來問);宰相負責吧，又無責可負(宰相不是負責人，沒有理由責問)。一個不負責任和不能負責的政權是必定要垮台的。所以要想穩定政權，君主就不能做行政首腦。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獨斷專行，無法無天，不把製度放在眼裏。從這個角度上講，皇帝雄才大略不是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