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麽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三十五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惡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員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麽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惡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隻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麽?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惡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惡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麽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麽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麽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 “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隻允許崇拜一位“神”，隻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幹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惡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可見，中共邪靈在文革中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
關於文革中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意義，早期造反派的出現和後來奪權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盡管上述參與者在進行這些鬥爭時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製度的實質。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盡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哪怕是一個小工廠、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 “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麵直斥共產惡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隻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毛雖然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當毛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說，毛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隻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的成效時，毛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製的措施。而當地方各級，各單位的黨組織在1969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清算、兇猛的報復。從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乃至鮮血的代價。不過，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至少表明：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並不缺乏，至少在適當的時機將得以爆發。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一直所恐懼和擔心的。
文革災難性的後果
文革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隻有巨大的災難，它的破壞性和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特別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看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一、人員傷亡方麵
文革造成了驚人的人員傷亡。中共當時並沒有統計被害人數。在80年代胡耀邦任組織部長負責平反時，估計文革致死人命兩百萬。清查五一六隻占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運動初期被打死和自殺的四類分子、右派、資本家、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文革結束後揭露出來的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當然很多的人命是武鬥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鬥、長春武鬥、江西武鬥，還有四川武鬥，內蒙的挖肅內人黨，湖南、廣西的大屠殺，雲南的萬人坑，寧夏荒野的累累白骨…… 另外還有幾百萬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二、文化道德方麵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係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三十五萬餘人被殺的血案。
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惡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員警、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麽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惡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隻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麽?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惡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惡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麽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麽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麽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 “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隻允許崇拜一位“神”，隻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幹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惡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可見，中共邪靈在文革中給中國和中國人帶來的是怎樣的災難。
關於文革中反政治迫害運動的意義，早期造反派的出現和後來奪權派的崛起，都具有反政治迫害的意義。盡管上述參與者在進行這些鬥爭時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動卻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製度的實質。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盡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哪怕是一個小工廠、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的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 “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麵直斥共產惡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隻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毛雖然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而始。當毛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說，毛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隻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的成效時，毛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製的措施。而當地方各級，各單位的黨組織在1969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清算、兇猛的報復。從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進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乃至鮮血的代價。不過，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至少表明：民眾對民主的渴望並不缺乏，至少在適當的時機將得以爆發。而這恰恰是中共政權一直所恐懼和擔心的。
文革災難性的後果
文革帶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隻有巨大的災難，它的破壞性和造成的損失是難以估量的。特別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摧毀是歷朝歷代從未有過的。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看文革造成的災難性後果。
一、人員傷亡方麵
文革造成了驚人的人員傷亡。中共當時並沒有統計被害人數。在80年代胡耀邦任組織部長負責平反時，估計文革致死人命兩百萬。清查五一六隻占其中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是在運動初期被打死和自殺的四類分子、右派、資本家、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文革結束後揭露出來的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當然很多的人命是武鬥打死的。著名的有四平武鬥、長春武鬥、江西武鬥，還有四川武鬥，內蒙的挖肅內人黨，湖南、廣西的大屠殺，雲南的萬人坑，寧夏荒野的累累白骨…… 另外還有幾百萬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二、文化道德方麵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近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係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而其中最大的破壞行動就是文革。對文化道德的主要破壞體現在：
第一、對宗教場所的破壞
中共早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