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上台，與中共實現了平等關係。 1954年赫魯雪夫第一次訪華。此次訪華，赫魯雪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麵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工具機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此後，還在國防技術，包括核技術方麵給予了中共支援。赫魯雪夫的主動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對蘇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對此深表感謝。他在1956年與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雪夫是個好人”。從1954年一直到1958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史達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製於蘇共。
1959 年的中美戴維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麵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雪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3年9月至 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此後，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麵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
1965 年，美國入侵北越。而此時中美兩國關係因中國的核計劃和越戰的迅速升級而日趨嚴重。一貫追隨中共的北越，卻因為中共得到了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麵部隊的承諾而拒絕出兵，中共的兩麵性在外交方麵也得以充分展現。中共外交受到了打擊。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10 月，印尼政府處決了一批企圖顛覆政府的親華印尼共產黨員。
期間，還發生了新疆人逃亡蘇聯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區的邊境線上，七萬多人衝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現在世人麵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轉向了國內。
文革前奏：四清運動
60 年代初席捲全中國的“四清運動”，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1962年城市開展“五反”運動。1963年5月，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又改稱四清運動。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掛帥，指導“四清”;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而緊隨“四清” 運動的，就是給中國帶來巨大創傷的文化大革命。
* 源起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經濟和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經濟困難重重。
大躍進的後果是：遍地廢棄的大小土高爐，所謂煉出的產量比57年翻一翻的鋼鐵，大部分質量低劣，大部分是不能使用的廢料。到58年底，不少砸爛了小鍋吃大食堂的農民，每頓隻能分到一碗稀飯;在大興水利的工地上，不少農民因飢餓和疲勞而倒下，有些地區如貴州等地，一些衝破消息封瑣而透露出有些村民已大批餓死，地方官為了保持“大躍進”“成績”，封鎖路口，凡是往外逃者都擊斃在路上。就連首都北京，也從58年的敞開肚子吃到59年肉、油、菜定量。這些“大躍進” 的敗象連瞎子也能見到。
為此中共黨內出現了紛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希望採取務實的經濟政策，而毛則否認大躍進的失誤，而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黨內紛爭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更為激烈。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製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進而並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
* “四清”運動：洗手還是又一次殺戮?
廬山會議後的1960年和1961年，許多地方因為大躍進而出現了大麵積的饑荒，據估計，當時整個中國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毛雖曾在會議上大談階級鬥爭，但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因此，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史達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製於蘇共。
1959 年的中美戴維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麵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雪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從1963年9月至 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此後，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麵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
1965 年，美國入侵北越。而此時中美兩國關係因中國的核計劃和越戰的迅速升級而日趨嚴重。一貫追隨中共的北越，卻因為中共得到了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麵部隊的承諾而拒絕出兵，中共的兩麵性在外交方麵也得以充分展現。中共外交受到了打擊。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10 月，印尼政府處決了一批企圖顛覆政府的親華印尼共產黨員。
期間，還發生了新疆人逃亡蘇聯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區的邊境線上，七萬多人衝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現在世人麵前。
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轉向了國內。
文革前奏：四清運動
60 年代初席捲全中國的“四清運動”，持續時間達四年之久。1962年城市開展“五反”運動。1963年5月，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即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最初統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又改稱四清運動。運動期間毛澤東親自掛帥，指導“四清”;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開展革命;無數工人和農民被迫參與其中，積極回應;“四不清”幹部紛紛檢討，“洗手洗澡”。而緊隨“四清” 運動的，就是給中國帶來巨大創傷的文化大革命。
* 源起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給經濟和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經濟困難重重。
大躍進的後果是：遍地廢棄的大小土高爐，所謂煉出的產量比57年翻一翻的鋼鐵，大部分質量低劣，大部分是不能使用的廢料。到58年底，不少砸爛了小鍋吃大食堂的農民，每頓隻能分到一碗稀飯;在大興水利的工地上，不少農民因飢餓和疲勞而倒下，有些地區如貴州等地，一些衝破消息封瑣而透露出有些村民已大批餓死，地方官為了保持“大躍進”“成績”，封鎖路口，凡是往外逃者都擊斃在路上。就連首都北京，也從58年的敞開肚子吃到59年肉、油、菜定量。這些“大躍進” 的敗象連瞎子也能見到。
為此中共黨內出現了紛爭。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希望採取務實的經濟政策，而毛則否認大躍進的失誤，而認為困難並不大，形勢仍然是好的。黨內紛爭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變得更為激烈。彭德懷等人批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各種強製性的經濟措施，並將上述問題的產生歸結於毛澤東。毛為了確保自己黨內最高地位，消滅異見，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大講階級鬥爭和反蘇修。他指出：“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鬥爭，反動階級可能復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幹部，老幹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麵。所以我們從現在起，就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開大會講，開黨代會講，開全會講，開一次會就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於是，在毛看來，開展階級鬥爭，已勢在必行，進而並決定在城鄉發動四清運動。
* “四清”運動：洗手還是又一次殺戮?
廬山會議後的1960年和1961年，許多地方因為大躍進而出現了大麵積的饑荒，據估計，當時整個中國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毛雖曾在會議上大談階級鬥爭，但由於國內日益嚴峻的形勢，各地負責人仍將主要精力放在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上。因此，許多地方並未開展社教運動，而且也缺乏階級鬥爭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