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鬆、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位。直到1979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1958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隻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1959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隻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當上交完國家後，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隻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而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1960年一年裏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
……
根據海外學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躍進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中國經濟出現了大倒退。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人禍還是天災?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個禁區。
終於在毛死後的八十年代，當年參與其中的一些中共幹部吐露了真言。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從中共高層幹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斷言：造成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千萬人死亡的元兇正是毛領導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製造的恐怖中，人們為了自保，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人們在中共和自己編造的謊言接受著上天的懲罰。
中共帶給人民的除了災難，死亡，恐怖，還有什麽呢?
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
58 年的大躍進雖然在早期贏得了群眾高漲的熱情的支援，但是隨著不切實際的發展指標，群眾特別是農民被弄得精疲力盡，不滿情緒開始增加。這一年的11月28 日，中共領導人在武漢公開討論恢復經濟的穩定問題，並在毛澤東反對的情況下，發表了一個決議，通過若幹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激進行為。毛在這次會議上被迫決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引發了中共的再一次內鬥。1959年初，中共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又召開了一係列旨在緩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會議。毛正式將國家主席的職務移交給了劉少奇。大權旁落的毛當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開指責武漢會議的決議，並在隨後的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以其一貫的手法，借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重新確立了自己的黨內地位。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鬆、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位。直到1979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1958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誌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裏看不到人跡，村裏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隻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裏未收到手，1959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小彭德懷”。各地隻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結果弄出了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當上交完國家後，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多被劫掠而去，平均隻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停夥了。而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隻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但這與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1960年一年裏就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
……
根據海外學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躍進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萬人被餓死的嚴重後果。中國經濟出現了大倒退。這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人禍還是天災?
毛澤東在世時，一直嫁禍於老天爺，將那場深重的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而對造成這場災難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個禁區。
終於在毛死後的八十年代，當年參與其中的一些中共幹部吐露了真言。當年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也說：“國家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慘像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時任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則評述道：“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從中共高層幹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斷言：造成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千萬人死亡的元兇正是毛領導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製造的恐怖中，人們為了自保，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人們在中共和自己編造的謊言接受著上天的懲罰。
中共帶給人民的除了災難，死亡，恐怖，還有什麽呢?
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
58 年的大躍進雖然在早期贏得了群眾高漲的熱情的支援，但是隨著不切實際的發展指標，群眾特別是農民被弄得精疲力盡，不滿情緒開始增加。這一年的11月28 日，中共領導人在武漢公開討論恢復經濟的穩定問題，並在毛澤東反對的情況下，發表了一個決議，通過若幹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激進行為。毛在這次會議上被迫決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這引發了中共的再一次內鬥。1959年初，中共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又召開了一係列旨在緩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會議。毛正式將國家主席的職務移交給了劉少奇。大權旁落的毛當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開指責武漢會議的決議，並在隨後的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以其一貫的手法，借批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重新確立了自己的黨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