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看看中共一直引以為傲的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
1937年，為了阻止日軍迅速南下，國民黨組織了太原會戰。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陝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蔣介石伏擊日軍的命令，但是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抵製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隻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中共黨史專家們也曾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麽樣的“戰略方針”，我們完全可以想見。
而百團大戰，也絕非象中共吹噓的那樣是一場如何重要的戰役，更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認為它基本是“遊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而且“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雖然根據中共的統計，百團大戰“戰果輝煌”，但奇怪的是，卻沒有傷亡數位的事實。如果誠如中共宣傳的那樣，我們不得不對其戰果的真實性打個折扣。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說過“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貫撒謊的做事風格也讓我們心中充滿了懷疑。
至於說“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我們自然可以明白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所麵臨的巨大壓力。一方麵，是軍人的榮譽感和愛國熱情，使其組織了一係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另一方麵，毛的堅決不準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以保存實力的戰略方針使其無法真正的行使一個軍人的職責。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的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說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後，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而毛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位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隻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隻為保存實力便遊而不擊，隻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隻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1939年，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占領的任何城市。還是那個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麵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隻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中共上述種種的“抗日”表現，自然對日軍沒有任何的牽製力量，自然使日軍毫無顧忌的繼續南攻，從而將幾乎全部主力用於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麵。
為了奪取更廣大的空間，毛和中共堅持對日作戰中的遊擊戰，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占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這樣，當抗戰勝利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共竟擁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第一，中共打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旗號，一方麵對外發表支援和歌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的文章;但另一方麵，對內開始逐步推行所謂的獨立自主原則，推行所謂的革命統一戰線(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刻不忘記與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進行鬥爭，而抗戰隻不過是中共發展的幌子。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更是運用得爐火純青。雖然一部分中共將領期望抗日，雖然 1937年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帶來了蘇共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但是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確立，隨著中共擴張的初步成功，曾經還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統戰的獨立自主原則”逐步得到了中共全黨的認同，並隨著中共武裝力量的壯大，而逐漸公開化，甚至敢明目張膽襲擊國民黨軍隊，而非日軍。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這自然是由中共撒謊、狡詐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製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但是為時已晚。
1937年，為了阻止日軍迅速南下，國民黨組織了太原會戰。這場戰鬥以國民黨軍隊為主力，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十一旅團的主力，對振奮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陝西的中共也接到了蔣介石伏擊日軍的命令，但是八路軍某部卻是在局部抵製了毛澤東連續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這一場戰鬥，而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極不情願的“配合”作戰，伏擊了敵人的輜重、即補給部隊而已。
八十年代後期，中國大陸學者就已經在“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第二十一旅團主力”的論文中，論證了八路軍伏擊的“隻是日軍預備隊一千餘人和輜重”，即一支補給部隊。中共黨史專家們也曾指出，“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平型關戰鬥意義很大，但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至於黨中央究竟有一個什麽樣的“戰略方針”，我們完全可以想見。
而百團大戰，也絕非象中共吹噓的那樣是一場如何重要的戰役，更不是一場大型的戰役或大型的會戰。台灣1988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稱：潛入敵後的共軍，常分股破壞敵人的鐵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號稱“百團大戰”，廣事宣傳。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黨史專家認為它基本是“遊擊戰中的運動戰，防禦戰中的進攻戰。”而且“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超過了戰略防禦的限度。”
雖然根據中共的統計，百團大戰“戰果輝煌”，但奇怪的是，卻沒有傷亡數位的事實。如果誠如中共宣傳的那樣，我們不得不對其戰果的真實性打個折扣。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說過“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的話，值得深思。而中共一貫撒謊的做事風格也讓我們心中充滿了懷疑。
至於說“百團大戰違背了黨中央規定的戰略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我們自然可以明白指揮百團大戰的彭德懷所麵臨的巨大壓力。一方麵，是軍人的榮譽感和愛國熱情，使其組織了一係列對日寇的小規模襲擊;另一方麵，毛的堅決不準對日寇打大仗、硬仗、運動戰，以保存實力的戰略方針使其無法真正的行使一個軍人的職責。彭為此而具有了歷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過一再的批判和鬥爭，直至含冤而死。說穿了，毛和中共批判甚至鬥爭彭德懷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已經得以擴張的軍事實力，從而給中共帶來了繼續實行假抗戰和真擴張的困難。
彭德懷雖然為他的百團大戰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漫長痛苦，但是中共卻對外將百團大戰宣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此後，毛和他的中共，在中國人民長期的艱苦抗戰中，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而毛在他的《選集》裏記載的所有作戰指示和作戰方針全是打內戰，而不是打外戰，都是打國民黨，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沒有一個高級將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位也無法公布，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正是在抗日的幌子下，中共大加招兵買馬，隻求“打”影響以爭取群眾，隻為保存實力便遊而不擊，隻為給自己搶糧、搶物資、搶武器而小規模的襲擊日偽、主要是偽軍，隻因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戰。1939年，自稱已經在敵後發展到五十萬大軍的中共，雖然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戰略，卻從不曾包圍過日寇所占領的任何城市。還是那個共產國際駐延安的代表富拉基米若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占領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出擊和反擊。……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麵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的禁止了。……我們下來和戰士一起抽起煙來，他們承認說，我們得到通知，叫我們不要去動他們。上頭說，我們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來碰我們。”“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隻是被迫還擊而已，顯然同八路軍的實戰能力是不相稱的。提供給外界的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戰績的資料，蓄意誇大了戰果，這樣，就把準備內戰的事實掩蓋起來了。”中共上述種種的“抗日”表現，自然對日軍沒有任何的牽製力量，自然使日軍毫無顧忌的繼續南攻，從而將幾乎全部主力用於對付國民黨軍隊方麵。
為了奪取更廣大的空間，毛和中共堅持對日作戰中的遊擊戰，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占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占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這樣，當抗戰勝利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共竟擁有了如此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
其次，在政治上，中共採取無賴加流氓的做法，顛倒黑白，並在輿論上攻擊國民黨。第一，中共打著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旗號，一方麵對外發表支援和歌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抗戰的文章;但另一方麵，對內開始逐步推行所謂的獨立自主原則，推行所謂的革命統一戰線(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刻不忘記與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進行鬥爭，而抗戰隻不過是中共發展的幌子。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政治手段更是運用得爐火純青。雖然一部分中共將領期望抗日，雖然 1937年從蘇聯歸來的王明帶來了蘇共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但是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確立，隨著中共擴張的初步成功，曾經還需要遮遮掩掩的“假抗日假統戰的獨立自主原則”逐步得到了中共全黨的認同，並隨著中共武裝力量的壯大，而逐漸公開化，甚至敢明目張膽襲擊國民黨軍隊，而非日軍。毛在此時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所謂“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 等，均表現了中共反蔣而要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根本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所做的所有承諾和保證的公然背叛和絕妙的諷刺。這自然是由中共撒謊、狡詐的本性決定的。
第二，當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的政治醜聞在重慶傳開時，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的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國民政府也氣憤的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正忙於抗戰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了限製中共假抗日和真擴張的行徑，製定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但是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