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3月,在津浦縣南段為堵擊敵軍南下的藤縣保衛戰中,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在發出“決以死拚以報國家”的最後電文之後,即於破城後的巷戰中,與參謀長趙渭濱將軍、鄒紹孟將軍同時壯烈殉國。同年春,台兒莊大戰最激烈時分,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的話,足以催人淚下。馮玉祥後來稱讚該役說:“……日本人想不到張自忠將軍的軍隊那麽聽命令,那麽勇敢……把日本軍隊打得落花流水。”


    1939 年5月,在隨棗會戰中,雖然“我方部隊久經戰鬥,無充分補充,本已殘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對衝擊的坦克無法抵禦,所幸士氣尚盛。士兵據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軀與敵人坦克相搏鬥,官兵勇者竟攀登敵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彈向車裏投擲,作戰的勇敢與犧牲的壯烈,筆難盡述”。


    1940 年5月,在棗宜會戰中國民黨軍隊雖然將日軍的大部兵力包圍在襄東平原地區,殲敵甚眾,但因敵一部突圍,第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追擊南竄之敵,銑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激戰,敵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餘門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軍殤之殆盡,敵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的苦撐,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國,官佐及特務營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蔣介石得知張自忠殉國,親自纂文哭之。


    1942 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國民黨軍隊與敵之激烈戰鬥遍於整個會戰之中。第十軍師長黃鍾將軍在其“三戰長沙”的日記中記曰:……終日在激烈戰鬥中,劉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為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火起,煙霧彌天;尤以北大路附近為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為激烈日,亦為決戰日,鹿死誰手,唯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鍾,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周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毀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震。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衛戰中,當日軍一一六師團傾其全部兵力圍攻常德時,此役雖經我餘萬程師與敵死戰十餘日,並因第九戰區四個軍赴援而獲勝,但是役,三位師長壯烈犧牲,第五十七師則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1944年夏,當日軍為開拓大陸交通線,企圖與南洋聯繫而分兵三路四犯長沙時,衡陽外圍國民黨軍隊曾與敵軍多次激戰。衡陽城裏國民黨守軍一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接濟,內乏糧彈無以為繼的情況下,孤軍喋血,一心死守,苦戰四十八天,直至傷亡殆盡,陣地全沒,竟無一降者。


    同年春,在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向滇緬邊境及緬甸北部反攻的戰鬥中,其翻越崇山峻嶺,強渡怒江,疊克敵軍堅固據點龍陵、騰衡,直搗畹町之艱苦作戰,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給養不繼,所受饑渴不是筆墨所能描述的”。對此,美國聯絡參謀組組長吳德讚揚說:”中國軍隊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戰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一個曾親眼觀察一九四四年四月雲南西部怒江戰役的美國人,亦在描述中國軍隊之勇敢作戰精神的報導中寫道:“在以一個班一個班的對敵軍碉堡的自殺性衝鋒中……絕大部分傷亡皆產生於企圖衝過或更準確地說是爬過機關槍火力網的封鎖地帶。作為一種純粹的勇敢的顯示來說,進攻是壯烈動人的……一些排長被打死在距敵人槍眼的一兩米距離內,一些優秀的連長、營長在親自帶隊作戰中死去或受傷……”史迪威則評論說:“如果得到好的訓練、裝備和領導,中國軍隊能夠與任何國家的勇敢軍隊相匹敵。”


    ……


    勿需再舉例子了。正是因為國民黨軍人有著這樣的熱血氣質,才使我們積弱的祖國在頑敵麵前表現出了無畏的犧牲精神與沖天的英雄氣概,才能戰勝頑敵的長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國民黨除了正麵戰場外,也有相當數量的遊擊隊在敵後戰場。台灣資料顯示,以1941年初統計數位看,國民黨遊擊隊人數是中共軍隊連同遊擊隊的2.63倍,作戰次數是中共全部軍隊作戰總數的402倍。國民黨遊擊隊最初多由奉命留在敵後的國軍,或由國軍幹部、地方軍人、國民黨黨務人員所領導的民間武裝力量。


    必須指出的是,在八年抗戰中,除中共以外,可以說不論中央軍、地方軍或係原軍閥部屬的舊軍隊,甚至是曾經屢屢製造過叛亂的“叛軍”,他們在抗日救國的偉大精神感召下,絕大多數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軍隊。“一般人的觀感,都說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豈止是進步而已,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烘爐中,熔化成了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隊,鍛鍊成為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最基本的一步。”


    國民政府抗戰的驕人戰績


    如前所述,國民黨在整個八年的全麵抗戰中,其戰鬥之壯烈,犧牲之慘烈,實為筆墨所難以盡之。從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每次戰鬥都給了日軍或大或小的打擊,並粉碎了日本迅速滅亡中國的計劃。根據1994年大陸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軍將領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國民黨軍隊擊斃的,隻有三人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


    1937 年的淞滬抗戰,日陸軍省公布日軍傷亡達四萬,同時爭取了三個月的有效時間,使得長江下遊的工廠和物資有了內遷的時間,使“國際觀感一新”。此外,它使得在華日軍不能隨意行動。並迫使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兩個半師團增援上海作戰,造成了中國軍隊在華北的有利形勢,尤其使山西有了準備的時間。


    同年10月著名的忻口會戰打響。這一仗,殲滅日軍四萬人,形成了華北戰鬥中最有利得戰局。


    1938年3月的台兒莊大戰,殲滅日軍三萬餘人,為阻斷南北日軍打通津浦線,阻滯日寇沿隴海鐵路及沿長江迅疾進攻武漢,功莫大焉。


    同年5月開始的武漢會戰,敵我鏊戰達五個多月之久,殲滅日軍二十萬。俟日軍在大亞灣強行登陸,武漢及粵漢鐵路已經失去防衛意義之後,國民黨軍隊才決策主動放棄武漢。然而,武漢會戰卻對阻滯敵人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輸必要武器,遷移中國東南和中部工業,集中東南人力物力於西南諸省,以進行西南之建設,以堅持持久抗戰,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日軍近五萬人”。在該年包括晉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贛北反攻的整個“四月攻勢”中,共消滅日軍九萬人。是年的隨棗會戰,國民黨軍隊不僅反攻獲勝,光復棗陽,並與敵膠著於隨、棗之間,使敵“遺屍五千餘具,馬匹器械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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