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 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麵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麵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 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麵軍指揮。紅一方麵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麵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裏，南北四百餘裏，總麵積四萬二千平方公裏，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麵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誌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麽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藉機發動了若幹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鑑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鑑於 “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鑑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 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麵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了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布了“安內攘外 “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麵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遊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 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 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遊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麵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枝彈藥也很困難。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麵積約四萬平方公裏，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1931年10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 1932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1933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麵軍指揮。紅一方麵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麵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裏，南北四百餘裏，總麵積四萬二千平方公裏，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麵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誌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它任何的證明了。
國民黨“安內攘外”政策的出爐和對中共的五次圍剿
中原大戰後，蔣介石確定了“先安內，後攘外”的方針，即先平息國內的中共和一些軍閥的叛亂，然後再全力對外。
那麽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究竟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下出爐的呢?
如前所說，1928年北伐勝利、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但是中原大戰又重啟戰端。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雖然贏得了勝利，但是中共在蘇俄的指揮下亦藉機發動了若幹次暴動，並建立根據地和發展自己的勢力。此外，地方軍閥尚存實力，蘇俄對中國東北的侵略還有日本對中國的蠢蠢欲動，使蔣介石鑑於當時的艱難時勢，鑑於 “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敵”這樣一個道理，鑑於因“家不和而外人欺”、“家亂而外人更欺”的眾所周知的常識，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並於 1931年7月23日、即九一八事變前夕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我全國同胞當此赤匪、軍閥、叛徒與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生死存亡間不容髮之秋，自應以臥薪嚐膽之精神作安內攘外之奮鬥;以忍辱負重之毅力雪黨、國百年之奇恥……惟攘外必先安內，去腐方能防蠹。此次如無粵中叛變，則朝鮮慘案必無由而生，法權收回問題亦早已解決，不平等條約取消自無疑義……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為不使國家於憂患痛苦之中增分崩離析之懼”，“安內攘外”的思想，遂由此而生。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後，國民黨於南京召開“四大”，蔣介石在會上提出了要“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思想，指出“我們要對外麵不屈服、不妥協，唯有對內講求團結的方法”，並認為“黨內團結，熄滅黨爭”同樣是“安內攘外”的重要前提。
此後國民黨雖因國難當頭而黨爭漸息，粵亂漸平，但中共卻乘國難當頭疊生叛亂，公開叛國：非但乘機建立“國中之國”以附蘇俄，以亂祖國，所建鄉村俄屬“蘇維埃”政權，更已擴張至豫、鄂、皖、贛、湘五省。因當時國人已逐漸能明了中共“乘國難以發難”的意圖和作為，蔣介石於是在1932年6月宣布了“安內攘外 “的國策。當年6月18日蔣又於江西廬山召開上列五省剿匪會議，決心剿共以求擺脫“兩麵作戰”的困境，先求國安而後能禦敵。由是可知，在蕩平了新舊軍閥叛亂，熄滅了國民黨內部的黨爭，平息了粵亂之後，應該說“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對內所指，就主要是剿滅“乘國難以擴大叛亂和叛國的中共”了。
國民黨的前三次對中共的圍剿早在蔣介石正式宣布“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之前就開始了。第一次圍剿始於1930年12月19日，共歷時16天。政府軍失敗，失敗原因主要是：政府軍從事純軍事戰爭，忽略組織民眾;中共紅軍採取集中兵力打擊一點的以眾擊寡戰術成功;地形崎嶇，利於中共的遊擊戰術。第二次圍剿始於 1931年4月1日，歷時61天。共打了三次戰役，國軍第五師師長陣亡，損失步槍三萬枝。政府軍失敗。第三次圍剿始於1931年7月1日，歷時82天。國軍初戰勝利，後因汪精衛等據廣東獨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部分軍隊移防湘粵邊境、部分軍隊增防華北，故自動結束戰爭。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親自坐鎮督師，發動了對中共的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121天。中共軍隊改守為攻，後遇日軍攻擊長城各口，對華北構成威脅，故國軍終止此次剿共戰爭，調軍北上。
1933 年10月17日，國民黨開始了對中共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這次圍剿歷時363天，到1934年10月14日才結束。此次圍剿，國民黨調集了近百萬兵力，決心畢其一役消滅中共。在此次圍剿前，蔣介石在南昌召開了剿共軍事會議，總結了前四此圍剿的經驗和教訓，針對中共軍隊的特點和長處，確定了“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同時以碉堡群和公路網對蘇區構成嚴密的封鎖，使中共紅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遊擊戰術無法適用。國民黨的策略對中共來說是致命的，中共蘇區麵臨著缺糧、缺藥、缺鹽等生活日用品，而且槍枝彈藥也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