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嗎?否。一九二四年七月，蘇俄煽動外蒙獨立，連梁啓超等人都因驚醒而高聲疾呼“共產主義也是我們的敵人，其危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國民黨也公開指責蘇俄，但是加入了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卻沒有一個人因蘇俄分裂中國國土，而與國民黨同持應有的反對立場。相反，由於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人李大釗等，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持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企圖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當馮玉祥邀請孫中山北上時，起初因蘇俄反對孫中山北上，中共即在廣東發動了一百個以上的團體反對與咒罵孫中山北上。待到蘇俄轉而又支持孫中山北上時，中共又改稱：“孫中山是受了共產黨的影響才決定北上的。”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並公然反對國民黨和批判國民黨，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布四人無罪。
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隻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嘆。
正是在中共這種“隻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麵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具體表現是：
第一、奪取國民黨的組織權。前麵提及，中共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因此很快“各地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孫中山逝世後，中共決定全麵竊取國民黨中央黨權。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中共的奪權計劃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占了大多數。比如，在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中共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的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占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試問，今天的中共何曾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如此方式進入中共?那麽中共又有何理由為自己曾經的背叛行為辯護?)
第二、奪取國民黨的軍權。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製。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麽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中共黨員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三是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並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不過，由於蔣介石當時擔任校長，中共的滲透並未完全奏效。此外，中共還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三、奪取國民黨的輿論權。中共利用國民黨的合法旗號，開始宣傳和組織群眾，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而蘇俄則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滲透進一步獲得了指揮國民黨軍事上的權力。在孫中山逝世以前，蘇俄就派出了大批俄國顧問，特別是軍事顧問，並藉助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廖仲凱的幫助下，打進了國民黨的一些主要部門。孫中山去世後，在蘇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國民黨於1925年7月在廣東成立了國民政府，由與蘇俄關係密切的汪精衛出任主席。出任主席後的汪精衛，不僅賣力的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中共的“二大”，而且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份讓與蘇俄和中共，並支持中共驅逐國民黨“ 右派”和元老。國民黨自此走向了分裂。
此外，加入了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還全然不顧孫中山提出的“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原則，在中共的機關刊物《新青年》等不斷的登載批評國民黨組織上的缺陷和缺點的文章。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並公然反對國民黨和批判國民黨，在廣州召集華僑及各省代表五十餘人，開會決議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鮑羅廷、李大釗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乃宣布四人無罪。
在蘇俄的指令下，中共甚至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由是可知，共產黨員雖然參加了國民黨，卻非但未以國民黨為本黨，甚至為聽命蘇俄，而不惜公開反對自身亦在其中的國民黨。難怪李宗仁在讚揚共產黨的“革命”熱情時，卻對他們“隻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大為感嘆。
正是在中共這種“隻顧目地、不擇手段”的黨性下，隨著大批中共黨員的加入，共產黨在各方麵開始攫取國民黨的權力，並由此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具體表現是：
第一、奪取國民黨的組織權。前麵提及，中共違背自身“決不在國民黨中組織共產黨黨團”的公開聲明，在國民黨中組織地下黨團，在黃埔軍校建立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發展地下共產黨員。因此很快“各地國民黨組織幾乎為共產黨所主持”。即便是在國民黨“整理黨務案”生效之後，“各地的國民黨組織，為共產黨所主持者，仍然占三分之一以上”。
在孫中山逝世後，中共決定全麵竊取國民黨中央黨權。在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前中共已經決定：“共產黨身份的國民黨二大代表要占國民黨二大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以造成在國民黨二大上的絕對優勢;共產黨要在二大上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國民黨中派、打擊國民黨右派;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要在國民黨二大各項選舉結果中占有絕對優勢的比例。”中共的奪權計劃在國民黨的“二大”上完全得以實現。國民黨中的反共派領袖鄒魯、謝持等被開除出了國民黨，國民黨元老中的另一些人林森、居正、沈玄廬、葉楚傖等十二人被警告，國民黨的中堅人物戴季陶等被斥以訓令，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在大會選舉中紛紛落選。國民黨中央常委、中央執委和中央委員中，共產黨身份者和國民黨親俄親共的“左派”領袖已分別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三分之一被認為是中派，蔣介石則被壓到了共產黨員譚平山之下。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中共黨員占了大多數。比如，在中共黨人譚平山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二十九名工作人員中，中共黨員竟占了二十六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已經名副其實的成了“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由是，國民黨的“二大”實已被開成了共產黨的“二大”，國民黨中央的重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被共產黨所占據，國民黨各級地方組織幾乎全部為“代國民黨建立黨部”的共產黨所把持。此時，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已經無人問津。(試問，今天的中共何曾允許另外一個政黨以如此方式進入中共?那麽中共又有何理由為自己曾經的背叛行為辯護?)
第二、奪取國民黨的軍權。蘇俄與中共一是要求國民革命軍仿照蘇俄在軍隊中建立黨代表製。黨代表權力極大，既能監督所屬人事經費，又能監督同級軍事長官，並且無論什麽命令，非黨代表副署，一概不能生效。黨代表遇事還可以採取緊急措施。這些黨代表與其他政工人員，絕大多數由中共黨員擔任。直到中山艦事件之後，他們才被蔣介石解除了黨代表職務。二是仿照蘇俄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政治部，以奪取國民黨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權力。國民革命軍改組後，六個軍當中就有五個軍的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人擔任。三是竊奪黃埔軍校的權力。在建校之初，即由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並引進了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軍法處長周恩來 ── 後為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並與之對立，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分歧、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不過，由於蔣介石當時擔任校長，中共的滲透並未完全奏效。此外，中共還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義，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由是而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一支清一色的共產黨軍隊。它既是葉挺獨立團的由來，又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更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第三、奪取國民黨的輿論權。中共利用國民黨的合法旗號，開始宣傳和組織群眾，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而蘇俄則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滲透進一步獲得了指揮國民黨軍事上的權力。在孫中山逝世以前，蘇俄就派出了大批俄國顧問，特別是軍事顧問，並藉助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廖仲凱的幫助下，打進了國民黨的一些主要部門。孫中山去世後，在蘇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國民黨於1925年7月在廣東成立了國民政府，由與蘇俄關係密切的汪精衛出任主席。出任主席後的汪精衛，不僅賣力的將國民黨“二大”開成中共的“二大”，而且將國民黨的黨權和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大部份讓與蘇俄和中共，並支持中共驅逐國民黨“ 右派”和元老。國民黨自此走向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