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的率軍親征，這是遼軍萬萬沒有想到的。加之已損失一員大將，如果再與宋軍在宋朝腹地澶州相持，時間越長，對遼軍帶來的危險性越大。於是，遼國統治者決定盡快同宋朝議和，以迅速脫離危險之地。而宋真宗雖然禦駕親征，其實並沒有打勝的信心。這樣，宋遼雙方出於各自的考慮，決定議和。經過雙方的討價還價，當年十二月，宋朝和遼國達成協議：宋，遼成兄弟之國，遼皇帝耶律隆緒稱宋真宗為兄;宋朝每年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作為歲幣向遼朝交納;雙方使者定期互訪。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
“澶淵之盟”的簽訂，結束了宋遼之間連續數十年的戰爭，使此後的兩國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狀態，不僅使雙方邊境大片地區得以發展生產，而且這種和平環境有益於中華文明在宋朝的繁榮和長足發展。不過，根據條約，宋朝每年要向遼國進貢絹、銀，從這方麵來說是一個屈辱的條約。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期間，文化和經濟都獲得了高速的發展。史料記載，當時宋朝天下戶為九百零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人口為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公元1022年，真宗病逝，終年五十五歲，後尊諡為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其子趙禎繼位，是為宋仁宗。
《推背圖》中關於劉太後治國的預言和慶曆新政
《推背圖》第十八象預言了真宗死後的朝局。第十八象的圖中畫一房屋，正中坐一女子，下有一犬。暗示仁宗即位後，劉太後聽政。
讖文是：“天下之母，金刀伏鬼。三八之年，治安鞏固。”其中“鬼”與十二地支的卯對應，金刀加卯，是繁體的“劉”字;伏鬼，喻女性。意思是劉姓女子，成為天下之母，以太後身份治理國家十一年，使國家治安鞏固。
頌文是“水旱頻仍不是災，力扶幼主鎮埏垓。朝中又見釵光照，宇內承平氣象開。”是講劉太後輔佐仁宗，使宋朝上下出現一片承平氣象。
歷史的真實又是怎樣呢?1022年，宋仁宗繼位，時年僅十三歲，劉太後垂簾聽政。劉太後並不是仁宗的親生母親，身為皇後的她頗為善長權術，但可惜膝下無子，總感地位不穩。公元1110年，宮女李氏生下宋仁宗，她即奪為已有，並買通內侍將一隻小野貓崽放在繈袱之中，說李氏生下了一隻狸貓。此事即為民間流傳甚廣的“狸貓換太子”的故事。
劉太後執政時期，宋朝在經濟、文化方麵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由於擁有龐大的官僚與軍隊，國家財政不勝負荷，“積貧”問題初露端倪;而在對外關係上，與遼國、夏國的幾次戰爭，也凸顯了軍事上的問題，“積弱”問題也開始顯露。
公元1033年劉太後病死後，仁宗開始親自執掌朝政。這時，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不是劉後，而是李氏。
仁宗天性恭儉仁恕，一遇到水旱，或秘密在宮廷內祈禱，或光著腳站在殿下。所穿衣物都是浣洗過的，而日常寢具，多用繒絁。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他常常對輔臣說：“朕未嚐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
荒於政務很長時間的仁宗即位後，起用了呂夷簡等保守的大臣。宰相呂夷簡前後執政共二十年，他建議編修了《中書總例》一書，共四百十九冊，作為執政大臣辦事的依據。在呂夷簡的主持下，宰相辦事的政事堂成了因循守舊的衙門。後來，呂夷簡又推薦王隨、陳堯佐兩人接替自己擔任宰相。這兩個人也都是政治上的庸才。不久，王隨生病告假，陳堯佐年歲太大，經常缺勤不到，當時有人諷刺中書省變成了“養病坊”。既然朝廷的中樞機構是這個樣子，其他官員自然也就“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了。這樣，宋真宗時泰山封禪後弊政的積澱，在宋仁宗時更加惡性膨脹。宋仁宗時，國勢已陷於“積貧”、“積弱”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在這種情勢下，西夏又趁機挑起了戰端。公元1040年，西夏軍在三川口(今延安西邊)戰役之中大敗宋軍，俘虜宋了軍大將，萬餘宋軍精兵損失殆盡。三川口戰役的慘敗使宋仁宗大為震驚，於是調整陝西宋軍將帥，調遣在士大夫中頗有聲望的韓琦、範仲淹二人為邊帥。
範仲淹精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並能知人善用，宋代傑出的名將狄青就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自範仲淹出任邊帥後，宋軍才結束了屢吃敗仗的歷史，宋朝邊境防線也才稍有穩固之色。公元1044年(慶曆四年)，宋夏重訂和議，史稱“慶曆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契丹乘機要挾，北宋又增加歲幣銀絹各10萬，先後合計50萬兩匹。此後，雖然宋朝西北邊疆的危機暫時平息，但這個屈辱的和約再次表明了宋朝“積弱”的狀態。
在宋夏和議進行之時，即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為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麵，於是決意改革，罷去了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推行“慶曆新政”。
範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條立製度、振紀綱的建議。這十條建議的核心內容，是改變以往官員按固定年限升遷的製度，對官員進行嚴格考核，按政績的優劣分別升降;改變恩蔭官員冗濫的狀況，對官員恩蔭子弟為官，要嚴格加以限製;對地方長官的委派，要由中書省和樞密院負責嚴格選擇;改善科舉製度，改變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取士辦法，以吸收有經世致用之才的人補充官僚隊伍。
範仲淹的建議，大部分都為宋仁宗所採納。從慶曆三年十月到慶曆四年上半年，宋仁宗根據範仲淹革弊主張，陸續發布詔令，對內外官員的考績升遷辦法重新作了規定，對大臣陳請子弟親戚任館閣清要職事及轉官升陟都加以限製，還對恩蔭製度重新作了規定，各級官員恩蔭子弟親戚的人數和官職都作了比以前更加嚴格的限製，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興修水利，合併小縣份，減少吏役人數，裁減的吏役回鄉務農。
“慶曆新政”推行不久，就遭到了保守派和庸官們的反對。而一度希望革新弊政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語的影響下，開始對範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後來又將他們紛紛罷官。“慶曆新政”隻推行了一年左右就夭折了。此後，宋朝朝政更加積弱。1058年，剛剛被召入朝廷的王安石再次上言，提出實行變革。但仁宗和隨後即位的英宗都不重視。
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在位41年病逝。《宋史》稱讚說其“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嚐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嚐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澶淵之盟”的簽訂，結束了宋遼之間連續數十年的戰爭，使此後的兩國邊境長期處於相對和平穩定的狀態，不僅使雙方邊境大片地區得以發展生產，而且這種和平環境有益於中華文明在宋朝的繁榮和長足發展。不過，根據條約，宋朝每年要向遼國進貢絹、銀，從這方麵來說是一個屈辱的條約。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期間，文化和經濟都獲得了高速的發展。史料記載，當時宋朝天下戶為九百零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人口為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公元1022年，真宗病逝，終年五十五歲，後尊諡為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廟號真宗。其子趙禎繼位，是為宋仁宗。
《推背圖》中關於劉太後治國的預言和慶曆新政
《推背圖》第十八象預言了真宗死後的朝局。第十八象的圖中畫一房屋，正中坐一女子，下有一犬。暗示仁宗即位後，劉太後聽政。
讖文是：“天下之母，金刀伏鬼。三八之年，治安鞏固。”其中“鬼”與十二地支的卯對應，金刀加卯，是繁體的“劉”字;伏鬼，喻女性。意思是劉姓女子，成為天下之母，以太後身份治理國家十一年，使國家治安鞏固。
頌文是“水旱頻仍不是災，力扶幼主鎮埏垓。朝中又見釵光照，宇內承平氣象開。”是講劉太後輔佐仁宗，使宋朝上下出現一片承平氣象。
歷史的真實又是怎樣呢?1022年，宋仁宗繼位，時年僅十三歲，劉太後垂簾聽政。劉太後並不是仁宗的親生母親，身為皇後的她頗為善長權術，但可惜膝下無子，總感地位不穩。公元1110年，宮女李氏生下宋仁宗，她即奪為已有，並買通內侍將一隻小野貓崽放在繈袱之中，說李氏生下了一隻狸貓。此事即為民間流傳甚廣的“狸貓換太子”的故事。
劉太後執政時期，宋朝在經濟、文化方麵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由於擁有龐大的官僚與軍隊，國家財政不勝負荷，“積貧”問題初露端倪;而在對外關係上，與遼國、夏國的幾次戰爭，也凸顯了軍事上的問題，“積弱”問題也開始顯露。
公元1033年劉太後病死後，仁宗開始親自執掌朝政。這時，仁宗才知道自己的生母不是劉後，而是李氏。
仁宗天性恭儉仁恕，一遇到水旱，或秘密在宮廷內祈禱，或光著腳站在殿下。所穿衣物都是浣洗過的，而日常寢具，多用繒絁。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他常常對輔臣說：“朕未嚐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
荒於政務很長時間的仁宗即位後，起用了呂夷簡等保守的大臣。宰相呂夷簡前後執政共二十年，他建議編修了《中書總例》一書，共四百十九冊，作為執政大臣辦事的依據。在呂夷簡的主持下，宰相辦事的政事堂成了因循守舊的衙門。後來，呂夷簡又推薦王隨、陳堯佐兩人接替自己擔任宰相。這兩個人也都是政治上的庸才。不久，王隨生病告假，陳堯佐年歲太大，經常缺勤不到，當時有人諷刺中書省變成了“養病坊”。既然朝廷的中樞機構是這個樣子，其他官員自然也就“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了。這樣，宋真宗時泰山封禪後弊政的積澱，在宋仁宗時更加惡性膨脹。宋仁宗時，國勢已陷於“積貧”、“積弱”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在這種情勢下，西夏又趁機挑起了戰端。公元1040年，西夏軍在三川口(今延安西邊)戰役之中大敗宋軍，俘虜宋了軍大將，萬餘宋軍精兵損失殆盡。三川口戰役的慘敗使宋仁宗大為震驚，於是調整陝西宋軍將帥，調遣在士大夫中頗有聲望的韓琦、範仲淹二人為邊帥。
範仲淹精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並能知人善用，宋代傑出的名將狄青就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自範仲淹出任邊帥後，宋軍才結束了屢吃敗仗的歷史，宋朝邊境防線也才稍有穩固之色。公元1044年(慶曆四年)，宋夏重訂和議，史稱“慶曆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契丹乘機要挾，北宋又增加歲幣銀絹各10萬，先後合計50萬兩匹。此後，雖然宋朝西北邊疆的危機暫時平息，但這個屈辱的和約再次表明了宋朝“積弱”的狀態。
在宋夏和議進行之時，即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為擺脫內外交困的局麵，於是決意改革，罷去了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推行“慶曆新政”。
範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條立製度、振紀綱的建議。這十條建議的核心內容，是改變以往官員按固定年限升遷的製度，對官員進行嚴格考核，按政績的優劣分別升降;改變恩蔭官員冗濫的狀況，對官員恩蔭子弟為官，要嚴格加以限製;對地方長官的委派，要由中書省和樞密院負責嚴格選擇;改善科舉製度，改變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取士辦法，以吸收有經世致用之才的人補充官僚隊伍。
範仲淹的建議，大部分都為宋仁宗所採納。從慶曆三年十月到慶曆四年上半年，宋仁宗根據範仲淹革弊主張，陸續發布詔令，對內外官員的考績升遷辦法重新作了規定，對大臣陳請子弟親戚任館閣清要職事及轉官升陟都加以限製，還對恩蔭製度重新作了規定，各級官員恩蔭子弟親戚的人數和官職都作了比以前更加嚴格的限製，要求各路地方官注意興修水利，合併小縣份，減少吏役人數，裁減的吏役回鄉務農。
“慶曆新政”推行不久，就遭到了保守派和庸官們的反對。而一度希望革新弊政的宋仁宗在流言蜚語的影響下，開始對範仲淹、富弼也不再信任，後來又將他們紛紛罷官。“慶曆新政”隻推行了一年左右就夭折了。此後，宋朝朝政更加積弱。1058年，剛剛被召入朝廷的王安石再次上言，提出實行變革。但仁宗和隨後即位的英宗都不重視。
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在位41年病逝。《宋史》稱讚說其“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嚐無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嚐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