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
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文學成就是“詞”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詞的起源與初步發展
詞，歌辭，從廣義上講是詩歌的一種。關於詞的起源，目前仍然是一個爭執不下的問題。
隋唐時期，產於西域的“胡樂”尤其是龜茲樂大量傳入中土，與漢族原有的以清商樂為主的各種音樂相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音樂——燕樂。而盛唐時期社會經濟繁榮，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音樂成為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享受，而燕樂由於新鮮活潑，曲調繁多，並可使用各種不同的樂器伴奏，富於變化，所以尤為人們所喜好。燕樂曲調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辭就是詞的雛形，當時叫做“曲子詞”。
唐代的燕樂歌辭的特點是：嚴格按照樂曲的要求來製作歌辭，包括依樂章結構分遍，依曲拍為句，依樂聲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一種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格的形式。這種情況是過去的樂府歌辭所沒有的。中唐之後眾多文人用這種製辭方式進行創作，這種新體歌辭逐漸成為中國文學中一種重要的體裁，就是後來通常所稱的“詞”。
唐代燕樂歌辭的另一來源是文人的詩歌。薛用弱《集異記》記載，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雪天一起到旗亭小飲，遇上一群梨園伶人與歌妓在唱曲，他們便暗中打賭，看歌妓所唱曲詞中誰的詩多，結果第一個唱的是王昌齡的絕句“寒雨連江夜入吳”(《芙蓉樓送辛漸》)，第二個唱的是高適的絕句“開篋淚沾臆”(《哭單父梁九少府》。案原詩為五古長篇，或當時歌者截前四句為一絕)，第三個唱的是王昌齡的絕句“奉帚平明金殿開”(《長信秋詞》)，最後壓軸唱的是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涼州詞》)，這就是有名的“旗亭賭唱”故事。宋代王灼《碧雞漫誌》中說：“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這一類詩主要是五七言絕句，而尤以七絕為普遍。
詩入曲，影響了曲子詞的抒情趨向，也改變了它的語言風格。詞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內容以抒寫日常生活的情感為主，意境比較細巧，表現手法比較委婉，語言比較凝練精緻。這與以往的大部分詩歌是不同的。
唐朝時期的詞作有限，尚處於發展階段，成就沒有超過詩歌。但是晚唐溫庭筠的詞，可以說是文人詞成熟的一個標誌。
據《舊唐書》等記載，溫庭筠是一個不修邊幅，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文人，他在仕途上並不順利。他現存有六七十首詞作，所含曲調達十九種，其中如《訴衷情》、《荷葉杯》、《河傳》等，句式變化大，節奏轉換快，與詩的音律特點差別很大，必須熟悉音樂，嚴格的“倚聲填詞”，才能創作。
五代十國時期，倚聲填詞更蔚為風氣。西蜀與南唐二地，軍事力量雖弱小，經濟文化卻是全國最發達的，因而成為詞人薈萃的兩大基地。這是因為西蜀地區受晚唐中原戰亂的影響較小，又一向繁華富庶，社會空氣相應也就寬鬆些，這裏的文人更多的是在女性與酒中尋找個人心靈的安慰和滿足，過著一種與溫庭筠相似的放浪形骸的生活。
西蜀詞人的詞，大多數收在趙崇祚於廣政三年(940)所編的《花間集》中。這部詞集收錄了唐代溫庭筠、皇甫鬆以及韋莊、薛昭蘊、牛嶠、毛文錫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做官或與蜀有關的詞人的五百首詞，所以他們常被稱為“花間詞人”。
《花間集》以溫庭筠為首，收錄了他六十六首詞，歐陽炯在《序》中還把他的詞與李白的詞並稱，這不僅表明對溫庭筠這位第一個大量寫作詞的文人的尊重，而且也因為西蜀詞人的創作基本上沿續了溫詞的方向，題材大抵以男女艷情或離愁別恨為中心。
南唐詞人與李煜
據史書記載，南唐由於地理條件優越，環境比較安定，吸收了不少從北方流亡過來的勞力，使這裏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當時少有的繁榮氣象。因此，不少文人也聚集在這裏，過上了安定風雅的生活。
南唐詞人中以馮延巳、李璟和李煜最為出色。
馮延巳(903—960)字正中，廣陵(今江蘇揚州)人，當過南唐中主的宰相。他的詞以寫戀情為主，也寫一些別愁離恨和個人傷感，但在語言的運用和表現方法上，與花間詞人不同，他比較注重心理體驗，善於用清新的語言，通過自然意象與心理變化的表現來抒情。其詞風已轉向了清新流暢、深婉含蓄。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他“雖不失五代風格”，但已“開北宋一代風氣”。
據說，馮延巳有一次與南唐中主李璟閑談，李璟引了他《謁金門》詞中一句說：“‘吹皺一池春水’，幹卿底事?”馮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見馬令《南唐書?黨與傳》)這是詞史上有名的佳話。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國君，他治國軟弱無能，卻有較高的文藝修養，詞也寫得很好，在他周圍曾聚集了韓熙載、徐鉉、馮延巳等文才之士。可惜他傳世的作品很少，《浣溪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幹。”
李璟的兒子李煜(937—978)即李後主，字重光，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詞人，也是整個詞史上一流的大家。他洞曉音律，工書善畫，尤擅於作詞。李煜的性格本來不合適做政治家，而南唐的軍事力量也根本不能與宋相提並論，所以他二十五歲當了國君以後，隻能在年年向宋朝稱臣納貢的情況下，苟安於一隅之地。當他三十九歲時，南唐終於為宋所滅，已經投降的李煜也被押到汴京，開始了半是俘虜、半是寓公的生活，過了兩年多被宋太宗用毒藥殺死。
李煜的前半生，盡管當的是宋朝附屬國的兒皇帝，但畢竟是富庶的南唐的一國之主，生活相當豪華奢侈。他的詞作的題材範圍，也沒有超出花間詞人、馮延巳及其父李璟，或寫宮廷生活及歌舞宴飲，或是沿襲傳統題材寫男女戀情，或寫離愁別恨，如《採桑子》(“庭前春逐紅英盡”)、《清平樂》(“別來春半”)等等;但當他成了亡國之君，被拘於汴京之後，“日夕隻以眼淚洗麵”(王銍《默記》)，亡國的悔恨，對江南故國的思念，伴著孤寂、悲涼的心境，使他的詞轉向了寫思鄉之情、亡國之恨，像《望江梅》(“閑夢遠”)、《望江南》(“多少恨”)、《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以及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等。
與花間派詞人相比，李煜的詞流動清晰。他多以描述對象的心理活動、感情起伏為主線，把視覺意象貫穿在情緒主線之中一一呈露，意象與意蘊結合得十分自然。
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後期詞，主要是寫亡國的愁苦、悔恨和絕望。無論是《相見歡》中抒寫的時光倏忽、人生長恨，還是《烏夜啼》中所嘆息的往事成空如一夢;無論是《浪淘沙》中“一任珠簾閑不捲”的滿懷愁緒，還是另一首同調中的“夢裏不知身是客”的傷感，都源自他那“一江春水向東流”似的內心感情，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文學成就是“詞”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詞的起源與初步發展
詞，歌辭，從廣義上講是詩歌的一種。關於詞的起源，目前仍然是一個爭執不下的問題。
隋唐時期，產於西域的“胡樂”尤其是龜茲樂大量傳入中土，與漢族原有的以清商樂為主的各種音樂相融合，產生了一種新的音樂——燕樂。而盛唐時期社會經濟繁榮，人們的生活豐富多彩，音樂成為唐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享受，而燕樂由於新鮮活潑，曲調繁多，並可使用各種不同的樂器伴奏，富於變化，所以尤為人們所喜好。燕樂曲調有舞曲，也有歌曲，歌曲的歌辭就是詞的雛形，當時叫做“曲子詞”。
唐代的燕樂歌辭的特點是：嚴格按照樂曲的要求來製作歌辭，包括依樂章結構分遍，依曲拍為句，依樂聲高下用字，其文字形成一種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格的形式。這種情況是過去的樂府歌辭所沒有的。中唐之後眾多文人用這種製辭方式進行創作，這種新體歌辭逐漸成為中國文學中一種重要的體裁，就是後來通常所稱的“詞”。
唐代燕樂歌辭的另一來源是文人的詩歌。薛用弱《集異記》記載，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雪天一起到旗亭小飲，遇上一群梨園伶人與歌妓在唱曲，他們便暗中打賭，看歌妓所唱曲詞中誰的詩多，結果第一個唱的是王昌齡的絕句“寒雨連江夜入吳”(《芙蓉樓送辛漸》)，第二個唱的是高適的絕句“開篋淚沾臆”(《哭單父梁九少府》。案原詩為五古長篇，或當時歌者截前四句為一絕)，第三個唱的是王昌齡的絕句“奉帚平明金殿開”(《長信秋詞》)，最後壓軸唱的是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涼州詞》)，這就是有名的“旗亭賭唱”故事。宋代王灼《碧雞漫誌》中說：“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這一類詩主要是五七言絕句，而尤以七絕為普遍。
詩入曲，影響了曲子詞的抒情趨向，也改變了它的語言風格。詞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內容以抒寫日常生活的情感為主，意境比較細巧，表現手法比較委婉，語言比較凝練精緻。這與以往的大部分詩歌是不同的。
唐朝時期的詞作有限，尚處於發展階段，成就沒有超過詩歌。但是晚唐溫庭筠的詞，可以說是文人詞成熟的一個標誌。
據《舊唐書》等記載，溫庭筠是一個不修邊幅，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文人，他在仕途上並不順利。他現存有六七十首詞作，所含曲調達十九種，其中如《訴衷情》、《荷葉杯》、《河傳》等，句式變化大，節奏轉換快，與詩的音律特點差別很大，必須熟悉音樂，嚴格的“倚聲填詞”，才能創作。
五代十國時期，倚聲填詞更蔚為風氣。西蜀與南唐二地，軍事力量雖弱小，經濟文化卻是全國最發達的，因而成為詞人薈萃的兩大基地。這是因為西蜀地區受晚唐中原戰亂的影響較小，又一向繁華富庶，社會空氣相應也就寬鬆些，這裏的文人更多的是在女性與酒中尋找個人心靈的安慰和滿足，過著一種與溫庭筠相似的放浪形骸的生活。
西蜀詞人的詞，大多數收在趙崇祚於廣政三年(940)所編的《花間集》中。這部詞集收錄了唐代溫庭筠、皇甫鬆以及韋莊、薛昭蘊、牛嶠、毛文錫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做官或與蜀有關的詞人的五百首詞，所以他們常被稱為“花間詞人”。
《花間集》以溫庭筠為首，收錄了他六十六首詞，歐陽炯在《序》中還把他的詞與李白的詞並稱，這不僅表明對溫庭筠這位第一個大量寫作詞的文人的尊重，而且也因為西蜀詞人的創作基本上沿續了溫詞的方向，題材大抵以男女艷情或離愁別恨為中心。
南唐詞人與李煜
據史書記載，南唐由於地理條件優越，環境比較安定，吸收了不少從北方流亡過來的勞力，使這裏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當時少有的繁榮氣象。因此，不少文人也聚集在這裏，過上了安定風雅的生活。
南唐詞人中以馮延巳、李璟和李煜最為出色。
馮延巳(903—960)字正中，廣陵(今江蘇揚州)人，當過南唐中主的宰相。他的詞以寫戀情為主，也寫一些別愁離恨和個人傷感，但在語言的運用和表現方法上，與花間詞人不同，他比較注重心理體驗，善於用清新的語言，通過自然意象與心理變化的表現來抒情。其詞風已轉向了清新流暢、深婉含蓄。正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他“雖不失五代風格”，但已“開北宋一代風氣”。
據說，馮延巳有一次與南唐中主李璟閑談，李璟引了他《謁金門》詞中一句說：“‘吹皺一池春水’，幹卿底事?”馮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見馬令《南唐書?黨與傳》)這是詞史上有名的佳話。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國君，他治國軟弱無能，卻有較高的文藝修養，詞也寫得很好，在他周圍曾聚集了韓熙載、徐鉉、馮延巳等文才之士。可惜他傳世的作品很少，《浣溪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恨，倚闌幹。”
李璟的兒子李煜(937—978)即李後主，字重光，是五代最有成就的詞人，也是整個詞史上一流的大家。他洞曉音律，工書善畫，尤擅於作詞。李煜的性格本來不合適做政治家，而南唐的軍事力量也根本不能與宋相提並論，所以他二十五歲當了國君以後，隻能在年年向宋朝稱臣納貢的情況下，苟安於一隅之地。當他三十九歲時，南唐終於為宋所滅，已經投降的李煜也被押到汴京，開始了半是俘虜、半是寓公的生活，過了兩年多被宋太宗用毒藥殺死。
李煜的前半生，盡管當的是宋朝附屬國的兒皇帝，但畢竟是富庶的南唐的一國之主，生活相當豪華奢侈。他的詞作的題材範圍，也沒有超出花間詞人、馮延巳及其父李璟，或寫宮廷生活及歌舞宴飲，或是沿襲傳統題材寫男女戀情，或寫離愁別恨，如《採桑子》(“庭前春逐紅英盡”)、《清平樂》(“別來春半”)等等;但當他成了亡國之君，被拘於汴京之後，“日夕隻以眼淚洗麵”(王銍《默記》)，亡國的悔恨，對江南故國的思念，伴著孤寂、悲涼的心境，使他的詞轉向了寫思鄉之情、亡國之恨，像《望江梅》(“閑夢遠”)、《望江南》(“多少恨”)、《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以及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等。
與花間派詞人相比，李煜的詞流動清晰。他多以描述對象的心理活動、感情起伏為主線，把視覺意象貫穿在情緒主線之中一一呈露，意象與意蘊結合得十分自然。
代表李煜最高成就的是他的後期詞，主要是寫亡國的愁苦、悔恨和絕望。無論是《相見歡》中抒寫的時光倏忽、人生長恨，還是《烏夜啼》中所嘆息的往事成空如一夢;無論是《浪淘沙》中“一任珠簾閑不捲”的滿懷愁緒，還是另一首同調中的“夢裏不知身是客”的傷感，都源自他那“一江春水向東流”似的內心感情，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