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促進生產，孫權下令推行屯田製度。它設典農校尉、典農都尉，來管理民屯生產。長江兩岸地區都設有屯田區，其中毗陵屯田區(今江蘇常州、鎮江、無錫一帶)最大。會稽郡農業生產比較發達。
此外，歷代陸續修成的浙東運河和江南運河在孫吳時發揮了通航效益。江南運河雲陽至京口(今江蘇丹陽至鎮 江)一段流經山間，不便通航，吳末得到修整。雲陽以西開闢破岡瀆，使秦淮河和江南運河聯通，為三吳至建業的便捷水道。
江南地區的經濟由此獲得了巨大發展。當時有些地區的水稻每年能收兩季。永興(浙江肖山)的水稻每畝收米三斛左右，較前有顯著提高。
手工業方麵，冶鑄業以武昌為最發達，225年，孫權曾在這裏采銅鐵，打造大批兵器。在海鹽(浙江海鹽)、沙中(江蘇常熟)設官員，來管理這兩地的鹽業生產。三吳出產“八蠶之綿”，諸暨、永安一帶所產絲的質量很高，吳宮廷內的絲織作坊擁有上千的生產者，這都說明江南的絲織業已有了初步發展，但織造技術還不高，所以蜀錦成為重要的輸入物資。
由於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很興旺，海船經常北航遼東，南通南海諸國。吳在建安郡侯官(福建福州市)設典船校尉，強迫刑徒造船。長江中的戰船，有的上下五層，有的能容納士兵三千人。可見當時的造船水平相當高。
公元230年，萬人船隊到達夷洲，即今台灣省，這是大陸與台灣聯繫的最早記錄，吳國使臣朱應、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諸國。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達建業。
經濟的發展，使東吳與外界交往的增加，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出現了一批知名的經學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陸績、韋昭等。
這時佛教開始在江南傳播，居士支謙從洛陽南來，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僧會稍晚從交趾北上。他們在建康譯經傳法，影響頗大。道教在南方民間繼續流傳。
*孫皓不修仁德而致滅國
孫吳諸將以私兵隨孫氏征戰，孫吳屢以國家佃客賜給功臣，功臣往往擁有多至於數縣的俸邑，因而逐漸形成吳國武將世襲領兵的製度。同時，江南也出現了象吳郡的顧、陸、朱、張那樣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僕，而且各有門風，世居高位的大族。他們和世襲領兵的武將同是孫吳政權的主要支柱。這些豪強成為東吳的半割據勢力。
252年，孫權死後，吳國日趨衰弱。而最後一位皇帝孫皓隻知道吃喝玩樂，而且不敬佛法。朝政漸趨腐敗。
而此時的魏國則在司馬氏消滅淮南地區三次軍事叛亂後日趨強大。由於司馬氏以先滅蜀後取吳作為國策，而在滅蜀(263)、代魏(265)後又忙於新朝定製，吳國政權暫得延續。
晉泰始五年(269)，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籌建水師，並預定攻吳的軍事方略。鹹寧五年(279)冬，晉軍出兵自長江以北、江陵至建業之間五道攻吳，而以益州水師為奇兵出峽順流，於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業，吳帝孫皓投降，吳國滅亡。吳國曆四帝，共五十二年。
結語
吳的滅亡，標誌著三國時代的徹底落幕。東漢初平元年(190)後出現的全國分裂局麵，經過魏、蜀、吳三個區域的局部統一和相持後，至此又歸於全國的統一。又一出新戲上演了。
文化
在三國這幕奪目的大戲下，也醞釀出了富有特色的三國文化。
*文學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建安文學”。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它主要指以曹氏父子為領袖的建安文人團體，包括曹操、曹丕、曹睿和曹植，以及著名的詩人“建安七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孔融、阮瑀。他們大都死於建安年間，故稱這時期為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起，一是由於漢末戰亂，百姓疾苦，詩人自身也飽受戰亂之苦，隻有借文學作品反映社會實況和個人遭遇。《文心雕龍?時序》論述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二是身為統治者曹操的提倡。曹操雖執掌大權，但文才過人，並且愛惜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團體及“鄴下文風”。
三是建安時代的士人思想相對自由，文學觀念有所改變。在著名的曹丕的《典論?論文》文中明確的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學具有不朽的價值。曹丕還同時從理論上探討各種文體的要求和特點，作品的風格與作者氣質才性的關係等問題，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先出現的文學理論，而且建安文人對當代作家作品也經常提出評論。《典論?論文》對“建安七子”的評論，曹丕《與吳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等，都是討論文學的著名書信，足以證明這段時期文學批評的風氣十分興盛。建安文學的發展，和這時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四是受漢樂府民歌的影響。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大量反映社會民生的新興五言體在漢末出現，建安詩人得以繼承而大量創作。
建安文學的內容主要包括：一、刻畫時代，反映戰亂以及現實的民生困苦，並對百姓寄予深厚的同情;比如曹操《蒿裏行》說﹕“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臣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王桀《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都能寫出生靈塗炭的苦況，使人慘不忍睹。此外，如蔡琰(音染)的《悲憤詩》、徐幹的《室思》六首等，都反映出漢末戰亂帶來的痛苦。
二、反映建功立業的理想。天下動盪，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作品中多有反映建功立業、安定天下的壯誌。比如曹操《短歌行》結句說﹕“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樣招攬人才，為國出力。曹植《與楊德祖書》明確的說出自己的主要願望是:“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
三是慨嘆人生，反映詩人思想個性，表達胸中憤慨。如蔡琰(文姬)流落匈奴十多年，飽經憂患，才能夠返回中原，所以她在《悲憤詩》說﹕“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棄，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寫出流離之後，精神長久不能回復平靜，以致終年懷憂。劉楨《失題詩》慨嘆﹕“天地無期竟(完)，民生甚侷促。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對人生無常，命如風中之燭，感到極大的苦惱。為求擺脫這些痛苦，很多建安作家往往轉向飲酒求仙，尋求精神安慰，所以當時也出現了許多宴遊詩和遊仙詩。
三國魏時又出了七位名人，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因為他們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在文學上，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他以老莊崇向自然為論點，說明自己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又如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透過比興、寄託等手法，隱晦的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惡行。
此外，歷代陸續修成的浙東運河和江南運河在孫吳時發揮了通航效益。江南運河雲陽至京口(今江蘇丹陽至鎮 江)一段流經山間，不便通航，吳末得到修整。雲陽以西開闢破岡瀆，使秦淮河和江南運河聯通，為三吳至建業的便捷水道。
江南地區的經濟由此獲得了巨大發展。當時有些地區的水稻每年能收兩季。永興(浙江肖山)的水稻每畝收米三斛左右，較前有顯著提高。
手工業方麵，冶鑄業以武昌為最發達，225年，孫權曾在這裏采銅鐵，打造大批兵器。在海鹽(浙江海鹽)、沙中(江蘇常熟)設官員，來管理這兩地的鹽業生產。三吳出產“八蠶之綿”，諸暨、永安一帶所產絲的質量很高，吳宮廷內的絲織作坊擁有上千的生產者，這都說明江南的絲織業已有了初步發展，但織造技術還不高，所以蜀錦成為重要的輸入物資。
由於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很興旺，海船經常北航遼東，南通南海諸國。吳在建安郡侯官(福建福州市)設典船校尉，強迫刑徒造船。長江中的戰船，有的上下五層，有的能容納士兵三千人。可見當時的造船水平相當高。
公元230年，萬人船隊到達夷洲，即今台灣省，這是大陸與台灣聯繫的最早記錄，吳國使臣朱應、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諸國。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達建業。
經濟的發展，使東吳與外界交往的增加，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出現了一批知名的經學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陸績、韋昭等。
這時佛教開始在江南傳播，居士支謙從洛陽南來，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僧會稍晚從交趾北上。他們在建康譯經傳法，影響頗大。道教在南方民間繼續流傳。
*孫皓不修仁德而致滅國
孫吳諸將以私兵隨孫氏征戰，孫吳屢以國家佃客賜給功臣，功臣往往擁有多至於數縣的俸邑，因而逐漸形成吳國武將世襲領兵的製度。同時，江南也出現了象吳郡的顧、陸、朱、張那樣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僕，而且各有門風，世居高位的大族。他們和世襲領兵的武將同是孫吳政權的主要支柱。這些豪強成為東吳的半割據勢力。
252年，孫權死後，吳國日趨衰弱。而最後一位皇帝孫皓隻知道吃喝玩樂，而且不敬佛法。朝政漸趨腐敗。
而此時的魏國則在司馬氏消滅淮南地區三次軍事叛亂後日趨強大。由於司馬氏以先滅蜀後取吳作為國策，而在滅蜀(263)、代魏(265)後又忙於新朝定製，吳國政權暫得延續。
晉泰始五年(269)，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籌建水師，並預定攻吳的軍事方略。鹹寧五年(279)冬，晉軍出兵自長江以北、江陵至建業之間五道攻吳，而以益州水師為奇兵出峽順流，於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業，吳帝孫皓投降，吳國滅亡。吳國曆四帝，共五十二年。
結語
吳的滅亡，標誌著三國時代的徹底落幕。東漢初平元年(190)後出現的全國分裂局麵，經過魏、蜀、吳三個區域的局部統一和相持後，至此又歸於全國的統一。又一出新戲上演了。
文化
在三國這幕奪目的大戲下，也醞釀出了富有特色的三國文化。
*文學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建安文學”。建安是東漢末年漢獻帝的年號。它主要指以曹氏父子為領袖的建安文人團體，包括曹操、曹丕、曹睿和曹植，以及著名的詩人“建安七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孔融、阮瑀。他們大都死於建安年間，故稱這時期為建安文學。
建安文學之所以興起，一是由於漢末戰亂，百姓疾苦，詩人自身也飽受戰亂之苦，隻有借文學作品反映社會實況和個人遭遇。《文心雕龍?時序》論述建安文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二是身為統治者曹操的提倡。曹操雖執掌大權，但文才過人，並且愛惜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的文學團體及“鄴下文風”。
三是建安時代的士人思想相對自由，文學觀念有所改變。在著名的曹丕的《典論?論文》文中明確的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學具有不朽的價值。曹丕還同時從理論上探討各種文體的要求和特點，作品的風格與作者氣質才性的關係等問題，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先出現的文學理論，而且建安文人對當代作家作品也經常提出評論。《典論?論文》對“建安七子”的評論，曹丕《與吳質書》、曹植《與楊德祖書》等，都是討論文學的著名書信，足以證明這段時期文學批評的風氣十分興盛。建安文學的發展，和這時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是有很密切關係的。
四是受漢樂府民歌的影響。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大量反映社會民生的新興五言體在漢末出現，建安詩人得以繼承而大量創作。
建安文學的內容主要包括：一、刻畫時代，反映戰亂以及現實的民生困苦，並對百姓寄予深厚的同情;比如曹操《蒿裏行》說﹕“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臣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王桀《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都能寫出生靈塗炭的苦況，使人慘不忍睹。此外，如蔡琰(音染)的《悲憤詩》、徐幹的《室思》六首等，都反映出漢末戰亂帶來的痛苦。
二、反映建功立業的理想。天下動盪，以曹氏父子為代表的作品中多有反映建功立業、安定天下的壯誌。比如曹操《短歌行》結句說﹕“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樣招攬人才，為國出力。曹植《與楊德祖書》明確的說出自己的主要願望是:“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
三是慨嘆人生，反映詩人思想個性，表達胸中憤慨。如蔡琰(文姬)流落匈奴十多年，飽經憂患，才能夠返回中原，所以她在《悲憤詩》說﹕“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棄，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寫出流離之後，精神長久不能回復平靜，以致終年懷憂。劉楨《失題詩》慨嘆﹕“天地無期竟(完)，民生甚侷促。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對人生無常，命如風中之燭，感到極大的苦惱。為求擺脫這些痛苦，很多建安作家往往轉向飲酒求仙，尋求精神安慰，所以當時也出現了許多宴遊詩和遊仙詩。
三國魏時又出了七位名人，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鹹、王戎，因為他們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在文學上，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他以老莊崇向自然為論點，說明自己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又如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透過比興、寄託等手法，隱晦的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惡行。